1.前言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对于突发重大事件，大多数人倾向于依赖个体主观判断来评估风险，包涵对风险的感知、态度、理解、记忆、评价、决策倾向、行为反应等整个认知过程。公共安全事件的突发性、紧急性、隐匿性及危害性呈现连锁反应，对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破坏，不同层面引发公众的社会风险感知及引起舆论、社会情境变化、信任冲击等波动，给人类卫生健康和世界经济构成了严峻考验，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社会风险研究已成为我国乃至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风险感知概念最初由哈佛大学学者Bauer（1960）提出[1]，后来Slovic（1987）在研究中指出，风险感知是人们依赖直觉的风险判断来估计各种有危险的事物[2]；Sitkin等认为风险感知是人们对风险的主观评定和判断，以及由此引发的态度和决策倾向[3]；Gierlach 等研究发现，与突发事件关系越密切的群体，风险感知和应急反应越强烈[4]；Johnson 和 Tversky 分析在自然灾害、事故、暴力行为、灾难等不同类型的风险中被试风险认知具有相似性；Van( 2010)认为网民群体间会存在心理暗示和情绪传染，导致统一的情绪倾向，并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
国内最初对风险感知研究侧重于消费行为领域，之后逐渐延伸到保险学、灾害学等领域，研究对象开始转向自然灾害的受灾个体上，包括大学生、普通公众和游客的相关研究。时勘等从《我国民众对SARS信息的风险认知及心理行为》研究入手，提出应对SARS、缓解民众恐慌情绪、维护社会稳定等重要的实证依据[5]；李华强提出突发性灾害中的各种信息因素和对灾害的控制感是影响风险感知的直接因素[6]；孟博（2010）通过理论模型发现情绪能够导致63%的人在风险感知态度、进而产生风险感知水平的波动[7]；李铭禄（2008）建立了一个基于Web挖掘的大众恐慌监控预警模型，主要通过BBS平台对突发事件中大众的恐慌程度进行监控预警；朱庆芳在《社会指标的应用》中提出社会综合报警指标体系的构想；洪大用分析了基于经济周期的社会预警。
互联网已经成为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平台，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为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用户规模稳居前三，用户使用率分别为97.1%、96.8%和95.2%。网民能够随时随地了解网络新闻，他们的意见表达和情绪波动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在群体间产生心理暗示和情感共鸣。一些公众受网络信息影响盲目跟风、偏听偏信，容易导致网络谣言的传播和扩散，引发网络舆情危机，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监测网民情绪风险，及时了解网民情绪态势已经成为政府工作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2.研究对象及方法
2.1被试
以朋友圈、微信群、班级群体的人群为调查对象，邀请作答调查问卷，回收问卷1560份，有效率达94.71%。
2.2研究工具
通过专业调查网站“问卷星”发放《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社会风险感知与舆论防控》调查问卷。
3.结果与分析
3.1调查结果
3.1.1从此次调查问卷中分析可以看到：受访对象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展非常关注，担心到学业和工作受到影响。
3.1.2受访对象了解相关信息主要通过网站、新闻APP、电视、微博、公众号等信息平台，这些信息平台共同构成了网络舆情动态演变中间力量。
3.1.4调查发现：网络谣言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信力，要严惩造谣者，加强相关法律普及。
3.2社会风险感知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动态变化的，公众对突发事件的认知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公众的风险感知受突发事件演化水平、时间因素、空间因素和对新信息的评价及接受程度影响而产生不同的动态变化。从时间维度看，事发初期，公众风险感知处于爆发性增长阶段，后续随着救援、安置工作的展开，公众对简单、事实性灾害信息的需求迅速减少，对灾害影响、灾民救助、恢复重建等信息的需求增加；风险感知的动态变化，也取决于对新信息的评价和接受程度；从空间维度看，不同区域的公众风险感知也处于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距离灾害事件越近的人风险感知水平越高。
3.3原因分析
3.3.1.突发事件和防控形势一直是公众最为关切的焦点，其中涉及大量的专业性知识与人们常识性认知之间存在较大落差，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应急信息共享和沟通不畅、公众对突发事件防控知识匮乏、缺乏科学、可操作性强的应对措施等导致人们出现焦虑、恐慌等负性情绪。心理学研究表明，焦虑、恐慌等负性情绪源自于对突发事件认知的“不确定性”、“失控性”。对社会风险缺乏必要的了解是造成公众不采取应对措施的主要原因。
3.3.2.研究发现：公众的社会风险感知与情绪、认知及心理健康程度密切相关：积极情绪有利于降低公众的风险感知；对突发事件的了解程度越高，其风险感知的客观性越高；个体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其积极应对灾害的概率越高，而其风险感知越低。网络舆情风险与媒介、信息传播相关：媒体的准确报道有利于降低公众风险感知；负性信息能引起公众较高风险评价，而正性信息会降低公众风险感知；信息传播速度的增加会加快公众风险感知的传播速度，应急信息传播效率越大，公众恐慌程度越小。
3.3.3.媒介是人们获取风险信息的重要来源。网络信息资源“鱼目混珠”、“纷繁复杂”，难免存在对突发事件的“谣言”和“伪科学”言论。由于人们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网络大量无效信息干扰他们的思维，影响他们的意识、判断、分析和决策能力，容易受到“谣言”影响，从而加剧负面认知，易出现不理智行为。网络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极有可能成为公众心态失衡的诱发因素，使他们处于“无序”和“失控”的状态。
4讨论
4.1建立社会风险预警机制
4.1.1.预警是对突发事件爆发前的预测，预警机制是政府管理工作中一项重要职能，制定完善突发公共事件预警监测体系和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可以使组织人员加强事前监测力度，提高预防能力，提前采取必要措施，为应对突发事件、降低风险提供有力保障。
4.1.2.作为政府部门，应当提高预测预警能力，对事态发展趋势做出系统评估和准确判断，做好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预案；各社区配合各职能部门，组织落实公共安全事件严防严控措施，根据既定的应对方案，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同时做好居民的宣传动员、防病知识普及，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提高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4.2建立社会风险应急机制
4.2.1.应急管理是政府为应对突发事件而进行的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管理过程，主要任务是有效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最大程度减少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应急预案的制定是应急管理体系的关键，遵循预防为主、以人为本的原则，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建立健全应急管理技术并贯穿于全过程。
4.2.2.应急管理要针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变化而不断做出调整，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公众所呈现出的风险感知特征，主动调节信息的供给，引导人们建立理性的风险意识和行为方式。风险感知是决策人能否做出有效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的反应速度、处置方式及对事件的处置效果都是政府治理社会能力的体现。
4.3完善心理干预机制，加强情绪疏导
4.3.1加强心理干预工作
重大突发事件后对公众开展心理干预可以起到缓解痛苦、稳定情绪、引导正确认知、改善行为，减少急性的、剧烈的心理危机和创伤的风险，能够促进个体或群体从危机和创伤事件中尽快恢复到平衡状态，更好地适应生活。政府部门要加强心理干预和情绪疏导工作，面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普及公众的危机应对常识、基本方法和策略，如采取积极的应对危机的有效方式（如求助、解决问题、合理化），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心理专家要针对不同的目标个体或群体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形式的危机干预方案，使他们尽快恢复身心和谐的平衡状态；鼓励他们调动自身优势和潜在资源，建立物质上和心理上的链接，寻求社会支持，增强安全感、归属感和自尊感，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重大突发事件后公众的心理伤痕更隐形、更持久，所以要加强心理危机的持续干预，重视长期的心理重建工作。
4.3.2加强情绪疏导工作
加强情绪疏导可以采用调整认知、接纳当前的不良情绪、转移注意力、音乐疗法、放松训练（如呼吸放松法、肌肉放松法、想象放松法）、运动疗法、合理宣泄（如写日记、与朋友亲人微信和电话沟通、求助心理咨询热线）、积极心理暗示、培养兴趣与爱好、升华等方式方法进行调适。
4.4建立舆论防控机制
4.4.1.网络已经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80%的热点问题是从网络上爆发的，几乎100%的热点问题都有网络参与。调查发现，公民获得信息主要途径是网络，其次是新闻APP、电视、微博等。所以要从国家层面健全网络舆情风险研判机制，科学完善信息甄别机制，防范化解网络舆情的突发风险。政府要完善应急风险沟通管理体系，引导公众关注官方媒体的权威信息发布，建立更新涉疫信息互联共享渠道，有意识、有目的地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消除恐慌心理。
4.4.2.信息的有效传播有利于灾害救助的及时开展。心理学理论表明：人们接受信息具有“首因效应”，会对获取的信息先入为主；作为信息发布和传播的主体之一，政府部门确保信息客观、中立、确保全程信息公开透明。研究发现：媒体的准确报道有利于降低人们的风险感知，高质量的信息有助于人们做出理性判断。政府牢牢掌握舆论战场的主动权，增强公众的决心和信心。
4.4.3.加强舆情收集，分析监测、研判，科学防控。政府与媒体之间构建良性互通有无的平台，及时掌握社会舆论动向，有效整合媒介资源和力量，完善新闻发布制度，社会媒体要以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前提，引导公众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4.5建立风险管理机制
4.5.1.建议社会各界加强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相关知识的宣教，在全市旅游景区，窗口单位，城市主次干道采用电子屏、展板、橱窗等形式刊播防控主题宣传、海报，做好防病知识普及，密切关注公众的心理发展动态，从严从紧落实各项措施，增强公众对不确定形势的掌控感和战胜社会风险的坚定信心。
4.5.2.公共安全管理是大范畴领域，涉及多个部门多个领域，地方政府需要调动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交通运输部门、宣传部门、教育系统、公安交警、监督执法以及社会团体等进行协作配合。建立健全政府、社会、学校、社区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联防联控、防范化解机制。
总之，在公共安全事件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提高公众的社会风险意识，鼓励民众主动采取防灾、抗灾、救灾将是一项需要长期推进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媒介的作用，助力政府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综合防范和综合治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时勘，范红霞，贾建民等.我国民众对SARS信息的风险认知及心理行为[J].心理学报，2003，35（4）:546-554.
[2] 李华强，范春梅，贾建民等. 突发性灾害中的公众风险感知与应急管理一以5・12汶川地震为例［J].管理世界， 2009( 6) : 52 -60.
[3] 孟博，刘茂，李清水，王丽.风险感知理论模型及影响因子分析[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0（10）.
作者简介：
肖征（1968-），女，辽宁丹东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