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
本文聚焦于公众舆论这一国内政治因素，研究其在“国家行为-国际制度”互动机制中发挥的作用，采取的研究方法为跨层次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
跨层次分析法（cross-level-analysis）：是在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聚焦于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的互动机制，研究不同层次的因素与互动机制的相互关系。根据研究侧重点不用，跨层次分析法可以分为两种方式：1）强调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在互动机制中的相互影响，即为实时性互动；2）研究国内政治层次中某因素作为干预变量对国家行为（自变量）与国际机制（因变量）的影响。本文遵循由国际制度到国内政治，再到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的跨层次分析方式：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分析《京都议定书》这一国际气候制度对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的改变，借用“双层博弈”理论，偏重政治博弈中的公众舆论对国家行为影响，从而改变互动机制，构建跨层次、跨国家的双向研究模型。
二、 案例分析：陆克文政府时期气候政策
(一) 澳大利亚政治背景介绍：
第一阶段陆克文政府签订《京都议定书》，参与到国际气候治理框架，“国家行为-国际制度”互动机制对陆克文政府形成压力，迫使其在国内制定相应的国内政策，达到具体减排目标；第二阶段，陆克文政府制定的国内政策实施，对各类群体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形成小范围反应，随后在媒体等因素的传导之下，小范围反应升级为“公众舆论”，反向对政府施压，导致陆克文下台；第三阶段，国内政治变动影响其国家行为，考虑到国内各群体利益、平复公众舆论，澳大利亚改变其气候治理政策，与国际气候治理框架的建构产生相反作用，最终影响全球气候治理下的“国家行为-国际制度”互动机制。那么，“公众舆论”具体是怎样影响该互动机制？
(二) 第一阶段：“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
《京都议定书》对各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做出有差别的定量限制（图3），所列缔约方应个别地或共同地确保其在所列的温室气体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不超过其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以及分配数量，在2008年-2012年期间承诺完成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5%。《京都议定书》考虑到减排成本，对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力成本差别大的国家差别化规定量减排目标，允许以联合政策与措施的方式实现高效率的减排目标。
为了构建高效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以最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陆克文制定长期目标在 2050 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60%、2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秉持“利用排放限额交易机制减少排放”施政理念的基础上，陆克文政府于2008年制定了其气候议程，其中包括排放交易计划和一些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以及研究、开发和示范 (RD&D) 计划。推出“碳污染减排机制”（Carbon Pollution Reduction Scheme, CPRS），意图通过该机制限制逐步限制碳排放量。这项提案即为推出澳大利亚版本的碳排放交易机制（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TS”），而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原理是将“碳排放”赋予商品属性，通过市场手段调节碳排放量；政府拍卖碳排放许可证，企业购买之后排放温室气体，根据超出或剩余的情况可购买或售卖碳排放指标，制定相对透明弹性的碳排放贸易体系。与此同时，陆克文政府加大在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资金与技术投入，提出建造太阳能发电站等等能源开发项目。
在国际气候减排框架设置的减排目标下，陆克文政府提出相应国内减排机制与创新性过渡方案，试图在完成减排目标的基础之上，增加澳大利亚在国际气候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增加自身国际影响力以及权重，是“国内行为-国际制度”互动机制通过国家政治行为体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体现之一，选择在国家议程中目标倾向于诉诸国际规则或规范。
(三) 第二阶段：澳大利亚公众舆论影响“国家行为”
由“集体行动困境”理论推演，尽管集体中的个人都理性地追寻自身利益、采取相应的行动能够实现所在集体的共同利益、并从集体目标的实现中获取自身利益，但是个人不会自愿采取行动以促成共同或集体利益的实现；因此个体理性行为的总和极有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后果。
从2009年8月13日，陆克文政府首次提交碳污染减排机制议案，参议院42票否决；修正后，预计推后一年实施，2011年7月执行；气候议题成为两党之间争夺民意的战略高地，2009年，艾伯特当选联盟党领袖，反对修正案立法通过；2010年，碳污染减排机制议案民意支持率仅为30%，陆克文政府宣布搁置议案，并在6月陆克文本人宣布辞职。
公众舆论是指一个社会中相当比例的人就某一问题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的综合；而该因素对国内政策的影响首先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精英联盟的性质与形态。“政治体制对公众舆论的延展空间起决定性影响”，澳大利亚是议会制民主政治，公众舆论能够通过直接交流与间接交流两种模式影响决策者，民意调查是直接沟通公众舆论与决策者的途径之一。根据陆克文任期内的个人民意调查（图4）可知，其在任期前两年的支持率保持稳定，从2010年开始持续下降，最后低至50%以下。当公众舆论广泛一致、并对现有政策持有强烈消极态度的情况下，决策者通常会顺应公众舆论，改变相关政策，做出积极反应，平息国内强大的舆论势力。
陆克文政府因失败的气候政策宣布任期结束，标志着气候政治在澳大利亚形成；气候因素作为因变量影响政治生态，各群体围绕气候问题进行密切的政治协商并试图协调行动。而公众舆论体现出与气候问题利益深切关切的民众对待气候政策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澳大利亚国内气候治理框架的基调。
三、 公众舆论影响“国家行为-国际制度”互动机制的思考
在后哥本哈根时代，气候政策逐渐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国际、国内气候框架的制定过程体现出的两个层次因素之间的“双层博弈”，核心是在国际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知识更好地分析和解决气候问题，依据政治政策调整各国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协调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国际气候治理制度通过影响国家政策决策者这一政治行为体，将国际气候发展目标“内化”成为国内减排的相关政策或规则；国内因素会反向影响“国家行为-国际制度”互动机制。
在气候谈判中，大国实际上始终处于主导与支配的地位，因此气候治理框架的设置不仅是为了环境变化，更是成为了霸权国家从中获利的制度性工具。气候治理在国际国内两重互动机制背景下，展现出复杂变动的态势，而公众舆论这一政策因素也同样对此发挥重要影响。气候治理视阈下的互动机制更加需要一个公平合理的制度加以维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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