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2月，列宁在《农民问题提纲初稿》中首次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3月，取代“战时共产主义”开始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商品自由贸易，允许农民出租土地和雇工，允许私人占有中、小企业，有条件地将一部分国营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等。实行“新经济政策”使得苏俄很快恢复经济，达到或接近战前水平。[1]“新经济政策”是列宁为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建设提出的一种新尝试，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创新。1929年随着斯大林全盘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开展，历时8年的“新经济政策”退出了苏俄的历史舞台。“新经济政策”的失败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拟从政治角度探析“新经济政策”失败的原因。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经济背景。布尔什维克党为抵抗外敌入侵以及取得内战的胜利，不惜一切代价集中全国财力、物力支援前线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损耗和摧毁了苏俄国家财富的四分之一，死伤人数高达几千万，工业和运输业基本停滞。农业产量只相当于战前1913年的三分之二，工业生产总值只及战前七分之一，交通运输业处于瘫痪状态，有7万多公里的铁路和将近一半的机车车辆无法使用。[2]布尔什维克党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深刻认识，决定在社会内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推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原则和分配原则。人民实行义务劳动，参加消费公社，国家统一发放生活物资；将生产资料国有化，所有企业均由国家管理；国家还禁止私人贸易，不允许有资本主义像货币、市场、商品等的存在。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余粮收集制，强制征收农民所有余粮，政策伊始按阶级征收，富农多收，中农酌情征收，贫农不收，但现实情况是粮食产量惨淡，留存的种子甚至都被收走。
“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政治背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使得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帝国主义侵略，并且挺过了国内战争的危机，集中力量镇压了国内白军的暴乱，因此受到部分人的推崇，但战争胜利后，该政策的实施不但没有收缩，反而不断扩张。当时，城市工人阶层因该管理制度过于严苛，加之物资匮乏，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逐渐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去信心，丧失劳动热情，大批工人被迫逃亡至农村。在农村，不满情绪更为严重，农民不满余粮收集制，因为收走的不仅是余粮，甚至是种子及其他农副产品，强制劳动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生产力低下，人民饱受饥饿，因此暴乱频发。1921年2月塔琅施塔得兵变成为了苏维埃国家政治危机的爆发点，这充分表达了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反动派趁机利用工人和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煽动他们进行罢工示威活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转化成严重的政治危机，事关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必须尽快处理妥善才能稳固政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未将俄国社会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反而使得经济和政治危机加剧。解决由经济引发的政治危机只能通过经济手段，“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就是为了解决此次政治危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虽然使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物质利益诉求得以满足，但是却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和发展，从而引发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转变，致使党内长期无法统一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最终为斯大林模式的建设理论所取代。[3]
“新经济政策”主要在农业、工业、市场流通三方面进行了改革。在农业方面，“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开始向农民收取实物税（农产品，农副产品等），允许农民租赁土地和雇佣劳工。农民对缴纳过税款的粮食享有完全的支配权，可以自由买卖。该措施的实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工业方面，国家允许私人经营中、小工厂、企业，还将部分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在市场流通方面，自由贸易取缔商品交换，可以用货币自由买卖商品，实行按劳分配政策。“新经济政策”是根据苏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苏俄领导人将马恩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初次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新经济政策”失败的政治原因
（一）“新经济政策”体制的自身缺陷
实施“新经济政策”虽然恢复了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体制，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贫富两级分化严重。部分农民和商人成为社会上的富裕阶层（称作“耐普曼”），由于工厂倒闭而失业的工人和贫苦农民对这些人产生了极大的不满，逐渐地演变成了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对政府的不信任，进而暴动频发。此外，“新经济政策”并不能迅速实现苏联的强国梦，实现强国梦是俄国人一直以来的梦想，国内外动荡不安的局势更是加强了苏俄实现强国理想的决心，将工业发展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以巩固自身国力，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农村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后，经济好转，粮食产量提高，贫富两级分化也随之出现，富农逐渐成为乡村经济的中坚力量。1926-1927年，20%的商品粮是由富农提供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是具有两重性的，它既是个体劳动者，又是剥削者，作为劳动者的那部分经济是小商品经济，作为剥削者的那部分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4]党内很多人认为富农是农村资产阶级，必须消灭。推行工业化后，政府为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和原料而剥削富农，引发了一系列商品和粮食危机。党和政府没有从经济政策方面找原因，而是认为富农阶层故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国家把富农阶层视为阶级斗争的对象进行批斗。斯大林为解决粮食危机在农村实行全盘集体化，生产资料公有化，宣布实行工业化时，“新经济政策”也戛然而止。“新经济政策”虽对重新激活经济活力有一定的作用，但斯大林提出的快速工业化实现强国梦更胜一筹，虽然布哈林科学地论证了“新经济政策”平衡发展的优越性，但大多数急功近利的人更喜欢斯大林的“高速工业化”。因此，不能满足国家发展战略要求的“新经济政策”被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取代。
（二）新旧阶层的意识形态斗争
“新经济政策”允许商品自由贸易，农民也可将余粮拿至市场出售，允许私人资本存在，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俄国。在列宁看来，市场和自由贸易不是社会主义的，为了遏制私人资本的出现，他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希望城乡之间没有货币和市场的直接商品交换。“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带来的效果显著，农民和工人生产积极性提高，1922年农产品产量远超往年，工业也开始恢复。1921-1925年工业年均增长40%。1925年工业产值达到1913年的75%，机械制造业超过战前13%。[5]新出现的城市富裕阶层和富农被当作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典范，也被认为是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新兴政治力量。
政府对“耐普曼”的政策也已经超出经济范畴而具有政治意义和阶级斗争色彩。1924年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要限制私人资本的发展。1926年，苏俄政府开始全面打击私营工商业，对新生阶层“耐普曼”采取一刀切的措施。苏俄党内对于“耐普曼”的认识意见不一。列宁认为，虽然私营工商业的繁荣使私营业主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也不能就此将他们视为新的、有威胁的政治力量。党内另一些人认为，“耐普曼”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会拥有政治权力，而且他们经济的发展削弱了公有制经济力量。列宁逝世后，国家加强了对“耐普曼”阶层的打击，将他们视为会威胁无产阶级政权且必须消灭的资产阶级，甚至将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强行归结到他们的头上。虽然部分私营业主从事不法活动获利，但并未有证据表明，他们要在政治上有所企图。由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激进措施，到1929年全盘工业化时，作为新兴经济阶层和潜在政治力量的“耐普曼”已经完全消失了。
（三）国内反对派的抵制
国内外的一些党员对允许国家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满，认为这是经济的倒退，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等反对派人士公开主张取消“新经济政策”。[6]反对派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作为长期的政策方针，只有放弃“新经济政策”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过分夸大了其消极作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是完全对立的，且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必须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服务，显然“新经济政策”违背了这一准则。虽然列宁强调“新经济政策”是基于俄国无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情而采取的过渡政策，但也正是这一点从理论上就否定了“新经济政策”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因此这一暂时性政策被终止也是必然的结果。
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俄政府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方针，并进一步采取了很多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但斯大林出于政治需要仍坚持“新经济政策”，并与支持者布哈林结盟，让布哈林用新经济政策理论战胜“新反对派”，到1926年，斯大林战胜“新反对派”基本取得了党内斗争的胜利，但理论家布哈林对斯大林来讲仍是潜在的巨大威胁。1928年爆发了粮食危机后，斯大林与布哈林对危机爆发原因和解决办法出现了严重分歧，最终引发了20年代最后一次党内斗争。斯大林认为，粮食危机爆发是因为农业发展速度过于缓慢，投机倒把的富农借助“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威胁，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消灭富农，在农村实行全盘集体化，改变农村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模式。而布哈林认为，国家在实行工业化过程中对农民剥削的过于严重，由于粮价过低农民不愿种粮食，只有将粮食商品化，坚持“新经济政策”才能解决粮食危机。斯大林将危机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借机将布哈林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在党内的代言人，1929年布哈林被击败，取而代之的是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斯大林不顾国家发展大局，把“新经济政策”当作维护个人权利的斗争工具，“新经济政策”最终也成为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
三、结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建设构想是基于西欧成熟的资本主义之上的，而苏俄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较之落后的国家，国情与西欧不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新经济政策”虽然失败了，但仍不失为一次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宝贵经验，其终结原因十分复杂，有其必然性。本身理论不完善，未形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其终结的根本原因，再加之斯大林的专政和政治环境不民主导致了“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失败。
参考文献
[1] 李明滨.俄罗斯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80.
[2] 周尚文.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5（1）：52.
[3] 钟鑫.新经济政策被终结的政治因素解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7）：33.
[4] 王永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再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2（2）：76.
[5] 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24.
[6] 李京子.苏俄“新经济政策”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