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问题
算法权力作为一种新型的技术权力，其产生和发展依赖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讨论机器学习实践的可能性，并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新概念，自此，“算法权力”作为一种隐形权力随着人工智能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显露。算法权力表面上来看是基于人工智能发展的一种技术权力，但随着技术发展的深入，算法权力渗透进入国家与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不仅为国家运行提供支持，为社会生产生活带来改变，也为社会规制国家机器的运行提供可能。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我国受到高度关注，但由于技术发展不充分，算法权力始终处于隐性状态下未被发现并足够重视。伴随着数据智能算法技术的突破，算法权力开始渗透进入国家机器的运行与社会生产生活，2017年7月20日，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人工智能带来的算法权力效应在学界受到重视并被深入研究。目前我国最早关注到算法权力的文章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算法权力内在的政治型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对算法权力的利用与制衡。学者陈鹏更加深入的对于算法权力的形成、发展及其在政府治理当中的扩张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疏导办法。学者们意识到了算法权力对于国家治理水平进步带来的重要助推，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了部分规制发展策略。学者贾开较为完整地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人工智能政策发展的主要内容，并以多个国家政策对比提出我国相关政策内容的启示，提出创新公共政策，从优先级三个角度提出相关建议；并从全球化的视角提出了对于算法权力应用的全球治理机制，希望构建新发展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除此之外，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目光还集中在人工智能发展对于现有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互联网管理困境、国家战略难度提升等方面，这些方面的问题无一不是算法权力突破发展的阻碍，但需要把问题放在特定的大环境当中看待。算法权力的隐性地位逐步走向显性也是目前我们即将从“弱人工智能时代”走向“强人工智能时代”临界点出现的标志，其带来方方面面的问题也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送来契机。对策，以此更好地迎接算法权力时代的到来。
二、算法权力冲击
长期以来，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层面具有先行性优势，而这一优势也伴随着算法权力地位的凸显进一步增强。算法权力从隐性走向显性，其带来的冲击是多方面的，不仅对于个人生活、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也深入渗透国家战略决策层面。
（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算法突破
1.工智能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图灵测试”问世，机器思考并学习人类行为的可能性产生，标志人工智能技术问世。在1956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能”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机器人技术也进入初步研究阶段，自此，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入了短暂的黄金时期。在这一阶段，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飞速提升，机器人开始作为可能的劳动者进行试验。而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深入研究使得人工智能的技术难题暴露，机器模仿人类思维的系统工程极为庞大，难以用现有的理论成果构建模型。随着数年间技术的不断突破，互联网技术的逐渐普及，人工智能已经逐步发展成为分布式主体，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2016年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2.算法权力的产生
算法权力的产生依托于在数据发展的支撑。在早期的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手段暂未突破以及大数据探索的有限性，使得算法权力始终作为一种隐性权力未被发觉，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对于人工智能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机器人研究当中，关键地位的大数据处理并未受到重视。而在计算机及互联网普及后，数据收集及分析深入国家与社会的生产生活，算法权力得以凸显。随后，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计算机技术进步促使数据和算法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及执行提供了重要帮助，也进一步地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开始普及。而正是在这一阶段，算法权力进入人们的视野，使其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模式开始受到国家与社会的重视。
（二）算法权力发展的冲击
算法权力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权力的技术特征和资本特性在其发展中得到了紧密结合，其技术上的突破也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一轮改变带来契机。算法权力参与到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互动当中，不仅能够有效推进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能够为社会规制国家机器的运行提供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可能，这一新的发展动力使得国家与社会关系突破分化阻隔，走向交融一体成为可能。
但从目前发展来看，算法权力的发展还并不完善。一方面，算法权力依托于数据算法技术发展，而技术具有不可窥测的黑箱特质，这一特质不仅会阻碍技术水平发展，也为算法权力发展带来社会舆论压力；另一方面，算法权力并未实现权力合法性及地位上的突破，算法权力的认可暂时停留在技术领域，但其发展已经触及资本层面并影响到国家与社会关系，其政治性与社会性已经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进行。从这一点上来看，算法权力的技术发展领先于社会化发展，因而从正向和反向都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若放任这一现象，不仅算法权力发展无法得到突破，其带来的诸多矛盾也必将走向激化。
算法权力新一轮发展对国家与社会层面带来的改变
目前，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从早期高度一体化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即二元分化模式，但两种模式均将国家与社会置于两个分裂主体进行研究。而算法权力的新一轮发展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带来契机，关注算法权力为国家与社会层面带来的新改变能够更好地推进国家与社会走上双向互动、融合发展的新道路。
（一）传统模式下的国家与社会：从高度一体走向二元分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这一阶段，基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我国形成并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应的，我国建立起以政治为导向性的管理模式，在这一取向下，国家与社会保持高度一体化发展，国家拥有绝对的主导权，而社会处于服从角色，国家与社会处于一种高度一体化的状态，即以国家为主导进行社会管控，社会思维受到国家的巨大影响，导致固化为任务服从模式，这一模式使得社会失去能动性，一切社会问题往往被演化为政治问题。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机器运转艰难，社会生产力发展几乎停滞，因此，自1949年至1978年，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任在历史沿革和国家社会整体运行状态的双重影响下处于一种高度一体化的状态。这种高度一体化虽然随着新阶段的整体改革有一定进步，且在短期内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基于整体视角以及长期发展考量，这一模式必然导致国家与社会矛盾爆发，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进步受到阻碍。
马克思指出，国家是 “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他认为，从更长历史时期来看，国家和社会、国家和市场的分离并不是亘古衡存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经历着和必然要经历一个从高度一体化到逐步分化和对立，到最终实现协调统一的历史过程。而在摆脱国家成立初期“弱国家—弱社会”的发展状态后，学界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考逐渐走向“强政府—弱社会”与“弱政府—强社会的”的争议当中。实际上，两种讨论都是不同经济水平发展阶段的产物，双方均存在其合理性及弊端。
我国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并不指双方的完全独立，而是在各自保有主要职能的前提下进行良性互动的探索。国家保留主体地位，但同时将其定位从管理转型为服务，将全能型的作用发展为专能型的保障，逐渐从社会的各个层面撤离，实现“政社分开”、“政企分离”。在给予社会资源，肯定社会自主发展的同时做到制度与法律规制，从管理走向治理。社会行为仍然在国家监督下进行，但在拥有一定自主权力，获得大量发展资源后，社会爆发出强大的生产活力。
综合来看，两种讨论并未将国家与社会双发置于相对平等的角度来进行问题的思考。而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冲击，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模式探索，以双强结构为基础，考虑国家与社会各自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形成合作共治这一新的发展路径。
（二）算法权力带来的新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大力扶持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算法权力地位得以凸显。2017年，我国发布并实施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及产业化发展进入新时代，算法权力的影响力也逐步加深。算法权力的新发展从其权力的技术性上来看对于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冲击从多方面推进了国家与社会层面的进步，但是同时其背后潜藏的资本权力崛起也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关注这些新的冲击以及问题的解决，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着重要意义。
1.国家层面
作为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要参与国家与先行性国家，我国始终保持着技术优势与较大的话语权，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深度学习算法的突破，我国对于算法权力的运用把握能力逐步增强，原有优势将会更加显著。
（1）国家战略行为进步
战略制定分为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战略动员及战略执行四个层面。传统的战略行为模式主要由人参与进行，信息收集人员获取大量情报后交由政策分析人员进行战略评估，思考可能的战略选择，而后由政治决策层作出战略决策。而战略动员及执行更多依赖科层制管理体系从上到下进行推广。这一模式不仅程序繁琐，效能较弱，且具有较强的主观意向性，信息的有效获取及筛选，决策者的思路及考量，战略推广的有效程度都将对战略过程产生巨大影响，往往使得更加合理有效的战略未能够被发现或其作用无法得到完全发挥。
在深度算法技术突破后，国家战略行为有了巨大的进步。计算机的认知功能能够快速精准地获取及筛选对于战略决策有益的信息，并通过算法技术使得信息分析更加理性，并综合战略动员和执行情况形成集成解决方案。这一新的发展方向极大减轻了人力资源浪费，并有效提升了战略行为水平，从国内外各角度增强了我国的战略行为能力。
（3）智能治理模式带来便利
在社会利益高度复杂化、社会问题专业化联动发展的今天，数据算法的深入突破为社会治理注入了更多的活力与内涵，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立，不仅大大节约了行政成本，也规范了国家对于社会的治理。社会治理的前提是对社会状态或某一领域状况的准确判断，在信息化发展的今天，数据库精准记录了大量的社会信息，国家在判断社会动向之时，能够通过算法对于数据的精确处理，以最短时间获取最有效的结论，社会舆论的及时感知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回应使得国家治理能力在预见性、主动性、时效性和科学性的提升
2.社会层面
（1）公民信息获取渠道拓宽
曾经我们获取信息往往通过纸媒体、电视媒体等时效性较差的手段，且能够获取的信息极为有限，除了限制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也为我们学习和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在计算机技术大面积应用后，我们能够实时获取各类经过筛选的有效信息，获取生活中的最优选择，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也从无形中增强了公民的社会参与度及政治参与能力。
（2）政治参与有效性提升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政治参与模式能够突破传统状态下的多种限制，在原有形态当中，政治参与的主要前提政策议题的确立因信息传播和收集阻碍无法达到理想效果，且政治参与的主体往往不能够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而在算法技术突破的影响下，信息收集和处理不再是难题，政策议题的制定者可以有效快速的得到社会需求反馈，并精确表达社会诉求。
（三）算法权力发展问题
算法权力作为技术的附属品，在带来变革的同时反映其双刃剑的特性，其发展为国家与社会生活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进一步凸显未来发展风险及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带来的不稳定性因素。洞察可能性、持续性及关键性问题能够更好地规避发展风险，为人类利用好算法权力提供先机。
1.治理难度加大
算法权力由隐性走向显性，目前已经进入大众视野，算法的介入在推动人们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并增强信息获取即时性的同时，也促使公民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意识也不断提升，使得政府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对各类突发性社会事件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同时，网络管理难度也大幅提升，信息筛选及传播管理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主要难题。两方面的问题均提升了国家治理的难度，因此在这一阶段，提升治理能力 增加治理手段是国家必须完成的紧要任务。
2.算法黑箱效应
目前，社会舆论紧盯算法对于个人隐私的入侵。我们进入所谓“微粒社会”，我们都成为数据，并最终成为被算法定义的人。算法权力这种新型的权力形态并把我们作为主体看待，而是作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客体。生活中看似更高的选择自由实际上也是在算法对数据处理后的结果中有限性的进行的。算法在目前的技术手段来看具有无法窥探性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人类社会的恐慌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解决这一问题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技术水平推进带来社会环境保障。
四、规避算法权力弊端：国家－社会合作共治
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算法权力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带来契机，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与挑战，且多数问题指向算法权力自身发展的不规范性。想要推动这种变革的实现，必须承认算法权力的法律地位，把握好算法权力的主体，同时配套相应政策规范算法权力的运用。
（一）把握算法权力发展的主导地位
算法权力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其技术表象背后隐藏的权力强制性特征在权力渗透过程中难以被发觉。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拓展，算法权力也将产生新一轮的扩张，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对于国家现有政治秩序发起冲击的可能性及能力也随之增强。而束缚算法权力的发展也必将束缚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一方式并不具备可行性，因此，要警惕非政府组织对国家政权及社会权力格局发生冲击，只有把握好算法权力发展的主体地位。
算法权力的离不开数据和技术的支持，想要拥有算法权力发展的主导地位，必须从数据和技术入手。目前，拥有人工智能现金技术的往往是得到国家支持的大型企业、公司等，国家现有的智能服务平台及数据处理系统往往依赖这些拥有技术的企业和公司，针对这一境况国家急需推动政府信息主管部门及国有控股的信息技术型企业算法技术突破，建立起由国家掌握的核心数据库，保障政务系统安全，同时增强自身使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数据分析和现实决策的能力，推动国家在算法权力的运行当中处于主导地位。
（二）规范算法权力深入发展
算法权力的影响是必然存在和必然发展的，其中的技术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无法窥探性，而资本权力具有隐蔽性。前者使得国家在治理过程当中对算法技术的依赖程度加深，算法权力渗透进入政府部门，逐渐呈现操控国家机器运行的倾向。后者在拥有算法设计和算法运用主导权的情况下可以操控算法权力为个人或非政府组织提供利益来源，使得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通过各类社会事件及舆论导向来实现。
这一现状的改变应当由国家和社会两方面的努力共同实现。一方面，国家通过相应政策法规的制定，规范个人及企业对于算法权力的运用，在保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同时，防范算法权力异化的风险。另一方面，价值理性的培育需要在社会环境中展开，防止个人或企业在技术追求当中迷失，做到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确立政府主导和算法辅助的新型治理格局。
五、总结
算法权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其产生于国家发展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成为新的发展动力，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国家与社会形成平等关系达成合作共治局面在以往看来不可能实现的愿景在算法技术突破的前提下得以达成。但这一效果达成的前提是必须保证算法权力自身发展得到重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技术主宰的新型发展路线下，算法权力产生的巨大作用是不可逆的，首先在认知上，必须确保其社会地位及法律认定，以规避未来发展风险。基于其目前发展的不可窥探性，国家必须把握算法权力主体地位，严格把控数据算法的技术传播，加强数据处理能力，建立大数据治理网络，而后在整体把控、维护主权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运用算法权力，真正使下自上而下从管理走向治理；社会的主体—人民，作为最容易受到算法权力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群体，需要提升自治能力，在算法带来技术优势的同时保持理性选择，通过网络媒体反映问题，从舆论角度影响国家决策。虽然目前来看，算法的技术发展带来的权力异化问题暂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但是可以预见，这些问题必将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走向终结。
作者简介：汪明旭 1998.12 女 河南省信阳市 汉 研究生在读 学生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研究方向: 行政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