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明初统治者对于服饰等级进行了严格的划分。《明太祖实录》记载：明太祖即位之初，更定衣冠制度，“凡官民男女衣冠服饰，悉复中国之制”[1]964，即“复衣冠如唐制”[1]525。强调贵贱有序和良贱有别的等级观念。明朝是中国古代汉族服饰发展的顶峰，探讨明代服饰制度的历史发展，既能揭示明人社会生活的全貌，又能凸显出明代服饰文化。学界对于明代服饰研究展开了不懈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3]。进入21世纪之后，许多学者们侧重于服饰文化的微观研究，如明代服饰的流行风尚、具体形制，其中涉及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多个领域。这些专题研究关于明代帝后皇室、文武群臣和女性服饰的探讨较多，而对于商人这一群体的服饰特征研究较少。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在全社会普遍蔓延。商人、商业的经济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社会风气转变。商人的社会地位与明初相较骤然提高，商人的服饰风尚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服饰是人的生活必需品，最能反映人的志趣、贫富和身份，明代中后期商人服饰风尚与其社会地位的嬗变必然存在联系。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拟从明代中后期商人服饰风尚变化为切入点，探讨其社会地位的变迁。
一、“辨贵贱 明等威”：明初对商政策与商人服饰
明初因为连年的战乱，国家总体呈现凋敝的景象。朱元璋为了休养生息，提倡勤俭朴素。《明史》载：“明初，俭德开基，宫殿落成，不用文石甃地”[4]1024。可见统治者自上层树立起了节俭的观念，对下则严禁百姓进行奢侈消费。这些政策一方面促使百姓在衣食住行方面不互相攀比，社会风气淳朴；另一方面也是在压制百姓的自我装饰与美化的欲望，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穿衣度日。
明初在制定服饰制度时对于商人的服饰从帽巾、衣服、鞋靴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规定：“庶人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六年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顶，帽珠止许水晶、香木”[4]1649-1650。因严格条文制度的规定，明初人们常常以巾、帽的不同来判断人的社会地位。
明代庶人服用的巾帽主要为四方平定巾、网巾和六合一统帽。四方平定巾又称“方巾”、“四角方巾”，用黑色纱罗制成，四角皆方，可以折叠，呈倒梯形造型。关于四方平定巾的来源，郎瑛《七修类稿》记载：“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巾，乃杨维祯入见太祖时所戴。上问曰：‘此巾何名？’对曰：‘此四方平定巾也。’”[5]明太祖听后龙颜大悦，诏布天下皆裹之。网巾是用黑色细绳、马尾、棕丝制作，网口用纱帛做边，边上缀两个金、玉、铜质小圈，戴时将两边绳头穿过小圈内，交叉勒紧，再在头顶束结，使头发齐正，所以又名“一统山河”。《七修类稿》中关于网巾的来源记载曰：“太祖一日微行，至神乐观，有道士于灯下结网巾，问曰：‘此何物也？’对曰：‘网巾，用以裹头则万发俱齐’”[5]。据王三聘《古今事物考》记载：“古无此制，故古今图画人物皆无网。国朝初定天下，改易胡风，乃以丝结网，以束其发，名曰网巾”[6]。因为以前从未有过，网巾作为时髦物而风行一时。六合一统帽也称“瓜皮小帽”、“瓜拉帽”，它是用六块三角形的罗帛拼缝起来的，下面加上一个帽圈。此帽春秋用罗，夏用结棕或用漆纱，冬则用绒或毡，有六瓣、八瓣之分，上作平形或圆形，用线合缝，下有檐。瓜皮帽原为执役卒辈所戴，后因方便，士人、商贩、市民均戴。
明初的政策是重农抑商，强调以农为本，商业为末。这一时期的商人地位极其低下，其服饰穿着与乐工、优伶和娼妓等列为同等，受到颇多歧视限制。洪武六年（1373）：
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许绸、绢、素纱，其鞾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二十三年令耆民衣制，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人衣长，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五寸[4]1649-1650。
朱元璋对庶民、商贾的服饰从材质、颜色、款式甚至尺寸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商人的服饰不仅颜色单调、可用布料少，式样也严格遵守规定。且从《明史》相关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而商人只许穿绢和布。农家一旦有一人是商人，那全家就都不可以再穿绸和纱了。正德元年（1506）“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十六年禁军民衣紫花罩甲，或禁门或四外游走者，缉事人擒之”[4]1650。可见，在正德年间又禁止商人穿貂裘。而对衣服颜色的限制由明初禁止使用黄色、玄色之外，又增加了紫色。
另外，文献中还有商人不许穿靴子的规定。《明史》卷67记载：“洪武二十五年，以民间违禁，鞾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诏礼部严禁庶人不许穿鞾，止许穿皮札，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鞾”[4]1649-1650。只有北平、山西、山东、陕西、河南以及南直隶徐州天气寒冷，不让穿靴无法过冬，所以特许这些地区的庶民可以穿用牛皮缝制的直缝靴。[7]由此可见，明初商人衣着服用限制颇多、规定严苛，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居于社会末位。
二、“服奢僭拟王公”：明中后期商人服饰风俗与僭礼逾制
随着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的财富大量积累，商人阶级的服饰风尚也随之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的衣服不再像明初那样款式单一，而是变得精美绝伦。
首先是衣服的色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初民众的服饰色彩以中低纯度和明度的颜色为主，“洪武二年：庶人冠服，不许用黄”，“洪武五年令，民间妇人礼服惟紫施，不用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和黄色，带用蓝绢布”[4]1649-1650。明初普通民众的服装色彩使用可选择性低，服饰颜色大多朴素寡淡。到明中后期，随着染织技术的发展使用，衣服的颜色逐渐丰富起来。商人们大多经济条件较好，无需考虑价格，所以商人们的衣服色彩开始多样起来，不再像明初那样素淡。成化之后，商人的服饰消费出现违制僭越现象。服饰色彩开始使用不属于本阶层的红、黄色系，晚明时期，民间开始出现高纯度色彩，如高饱和度的宝蓝色。[8]
其次是衣服形制的改变。明代前期，朝廷规定男子服“杂色盘领衣”，女子穿“浅色团衫”，对庶民衣服尺寸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标准规格是衣长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宽五寸。形制呆板单一。到了成化年间，马尾裙突然在北京流行。据陆容《菽园杂记》载：“马尾裙始于朝鲜国，流入京师，京师人买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服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9]。马尾裙在明中后期被商人普遍穿着，商人的服饰款式开始逐渐多样化。马尾裙流行之后，曳撒又流行一时。曳撒又称质孙服，质孙在蒙语里是“颜色”的意思，质孙服因其颜色一致得名。原为蒙古族军服，后转为元朝内廷大宴时的官服，因其穿着轻便，在明朝正德年间曳撒已多为“行役”之人所服，后开始在市民中开始流行。
此外，富商服饰所用材质也越来越精美，不再局限于明初所规定的绢、布。弘治年间“富者用罗绫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髻高寸余”[10]。富商们开始服用绫罗等精美丝织品，服饰纹样也变的繁复奢华。
明代中后期的小说涉及到了明代社会中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市民阶层形形色色的生活，其中就包含他们的服饰。《金瓶梅词话》成书于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全书以西门庆的一生及其家庭为中心，假托宋朝旧事，揭露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如前三十回西门庆还没有做金吾卫副千户时，他的身份就是普通商人。但书中描写他的服装极尽奢华。第二回《西门庆帘下遇金莲 王婆子贪贿说风情》中以潘金莲的视角对西门庆初次出场的衣着打扮进行了详细描写：“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玲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腿上勒着两扇玄色挑丝护膝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11]。西门庆的衣着不仅面料考究、款式流行而且配饰贵重奢侈。《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徽商吴朝奉“头带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简巾儿，旁缝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密腊金儿，身上穿一件细领大袖青绒道袍儿，脚下着一双低跟浅面红绫僧鞋儿。若非宋玉墙边过，定是潘安车上来”[12]。书中对于徽商吴朝奉的服饰从头到脚进行了细致描述，可以看出他的服装面料、款式、颜色都非常精致讲究。
三、“良贾何负闳儒”：官商融合与商人地位的提升
经过明朝前期的修养生息，明朝中后期经济的迅速发展，金钱带给了商人底气，他们开始通过经济实力来改变备受歧视的社会地位。首当其冲的就是服饰的改变，他们想要通过违制的服饰和奢华的消费来缩小与士人阶级的差距。在明中后期社会转型时期，商品经济逐渐发达，形成了重商逐利的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也随之变化，消费观念不再以俭朴、淳厚为尚，转而追求生活上的富足奢华。且明代官员的社会地位虽然高，但是俸禄待遇较低，出于对高物质生活的追求，金钱取代功名成为了衡量人成功与否的准则。《鼓掌绝尘》第八回《泥塑周仓威灵传柬 情投朋友萍水相逢》就对此现象进行了揭露：
如今风俗，只重衣衫不重人品，比如一个面貌可憎言语无味的人，身上穿得几件华丽衣服，到人前去，莫要提起说话，便是放出屁来，个个都是敬重的。比如一个技艺出众，本事泼天的主儿，衣冠不甚济楚，走到人前，说得乱坠天花，只当耳边风过[13]。
至明中后期，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欲望日渐增长，数百年来处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逐渐地希望改变这种物质与精神生活上都与士人阶层有一定差距的现状，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与士人阶层平等的待遇享受，取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话语权。因此这一时期的明代商人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上为官府谋策，下替商人代言，于官商间发挥了组织沟通与参议榷政的功用。明代以后，商人同其他编户齐民一样也可以参与科举考试，不少商人或商人子弟奋起货殖而登科第。明代许多名宦的先辈都有从商服贾的经历，也正是由此积累下家产，才可成为后世子孙专意向学进而步入仕途的有力支持。
商人经济上的富有，为他们政治地位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土木堡之变后，国家为缓解财政压力，应付战争，首开捐纳之例，公然卖官，这使得财力雄厚的商人可以利用经济手段来谋取官位。由于种种原因，明代中后期官商融合，此时的商人阶层已不再是单纯从事经营之人，他们中有不少与士阶层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身份亦士亦商，乃至深受士大夫钦敬。士人阶级转变了以往对商人的轻视态度，使得商人的政治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
结 语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制定安邦治国方略时，始终将服饰制度的确立作为巩固江山社稷的重要举措之一[7]1。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建立新王朝时，“改正朔，易服色”[14]是开国之君的首要大事之一。因此明初统治者们非常重视服饰等礼法制度。商人虽然经济相对富有，但受长久以来的观念影响，社会地位始终处于低位。所以明初商人的服饰穿着在款式、颜色、纹饰等各方面依旧受到诸多限制。随着社会的变迁，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发达，社会风气的转变使得商人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升。且土木堡之变后国家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实行捐官政策，商人得以发挥自己的经济优势，用经济实力改变阶层。士商融合使得阶层界限逐渐模糊，商人的地位又进一步提升。随之商人的服饰风尚也发生变化，一改明初俭朴素淡的风格，颜色使用鲜艳亮丽的色彩、形制丰富多变、配饰缤彩纷呈。服饰风尚的变化是社会变革的一个外在表现，从明代中后期商人群体的服饰变化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变革，商人的地位也从四民之末逐渐提升，逐渐与其他社会阶层在社会地位上走向平等。
参考文献：
[1] 明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964,525.
[2]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3] 王熹.明代服饰研究简述[J].北京:明史研究,2010年:265-288.
[4] （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024,1649-1650.
[5] （明）郎瑛.七修类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44.
[6] （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118.
[7] 王熹.明代服饰研究[M].北京:中国书店,2013年:161,1.
[8] 胡琳淼,王晓桐.探究明代服饰中的色彩文化表现[J].流行色,2022(6):76-78.
[9] （明）陆容.菽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23-124.
[10] （清）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82.
[11]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戴鸿森,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23.
[12] （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55年: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