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树起了“史学革命”的大旗，初步构建了“新史学”的理论体系。通过《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的编撰，可以视为“新史学”观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刮起了可以说势颠覆中国史学的一次“新史学”风潮，不仅让中国史学获得了近代化的新的表现，更是让史学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新特点，其囊括了社会进化论、地理决定论、人种优劣论、历史阶段论、历史因果律等观念，影响了历史学的的整体走向。《中国史绪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是梁启超“新史学”论述的核心文本，现就上述核心文本就行分章的讨论，并对于“新史学”理论的的发展和演变进行述论。
一、“新史学”理论的发展与进化史观的风行
20世纪初至四十年代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思想都依托了新的历史观，即以历史进化论作为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思想的本体论基础，并将更广阔的内容纳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的历史研究的领域，并对传统的乾嘉考据进行了科学的改造引入了科学意识和精神，将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形成了以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
（一）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对历史研究因果关系问题做出了系统的表述：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为研究范围；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握；第三，常注意集团之关系；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第七，量度必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第八，观察所缘。
（二）王国维的史学思想
王国维提倡重视资料问题并且提出了“以事实决事实”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对“二重证据法”进行了总结“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就是“二重证据法”的精髓。
（三）胡适的史学思想
实验的方法：一是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是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特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是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需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惟一试金石。提出“大胆的假设，细心的求证”
历史的方法：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制度或学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两头，一头是事物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事物发展的结果。历史的方法就是提供两头的方法，一方面指出制度或学说发生的原因，了解它的历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用这个制度或学说的结果来评判它本来的价值。
（四）顾颉刚的史学方法论思想
顾颉刚创造性的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并且提出了推出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一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五）傅斯年的史学方法论思想
傅斯年提出了“史料即史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进步的（兰柯的实证主义也同样提出了）。并且相应的傅斯年提出了史料比较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
二、“新史学”的萌芽——《中国史绪论》
《中国史绪论》初刊于1901年《清议报》第90、91册，原是梁启超为了“中国通史”所作的导论。这里的“中国史”不同于传统的纪传、编年、记事本末体裁，而算一部西学通史。全文共分八节。
（一）史之界说
旧史，不过是记事。新史，要说明事实之关系、原因结果。旧史，不过是记述几个皇帝的家事。新史，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国民全体之经历，以及相互关系。以此来说，中国以前是没有历史学的。历史应该具备“智利、产业、美术、宗教，政治”（其实欧美国家也是近代才发展出历史学，过去也是帝王史，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逐渐的演变出了历史学的概念）
（二）中国史之范围
引入“世界史”、“东洋史”等当时日本流行的史学门类，暗示新史学在近代学科框架重的自我定位。并认为中国史是“东洋史”的原动力，本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但由于国势衰弱，“故近日中国史之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而运用“文明史”的新视角，梁启超首先援引了西人所论的世界文明五大起源，继而指出虽然近世“泰西文明”左右世界，“而自今以往，实为泰西文与泰东文明既中国文明相会合之时代”。
（三）中国史之命名
解释了“中国”称谓，最能呼应新史学发端前后新国家观念的发展。“新史学”在近代国家观念输入过程中的作用，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四）地势
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高原适合畜牧、平原适合农业、海滨适合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我国横跨三带，中国能占据世界五大文明之一是因为黄河、扬子江浇灌平原孕育了中华文明，又因为东北是寒带所以好斗屡屡入侵打败汉人，但是又因为地质进入中原的各民族又被汉化了。
（五）人种
这一节对于西方人将黄种人为蒙古人种的说法并不认同，并罗列了中国的重要的六大种族苗、汉、藏、蒙古、匈奴、通古斯等，对于后来革命派的“中华民族”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六）纪年
梁启超在1900年以后提出了孔子纪年法被反对了。近代使用的公元纪年法是耶稣诞辰（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文化被侵蚀的程度很高）。梁启超对比了中国的帝王纪年法（受中国影响，东亚国家大都使用这个方法）和公元纪年法，指出帝王纪年法共有300多个皇帝，记忆复杂、混乱不方便史学的记载，公元纪年法则是越来越进步直到今天的简单方便（但是想到了明仁天皇最后的平成年影响力之大，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很好的继承，不能完全否定这种纪年方式）。
（七）史以前之时代
主要借用十九世纪欧洲考古学关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分期方法，结合西方社会学划分酋长时期、豪族时期、君主专制时期的论述，来推测中国史前的时代区划和阶级分化。
（八）时代之区分
梁启超采用了西方史学界的划分方法“上古”“中古”“近世”的阶段论，并以之与中国史地理范围的扩充相配。“上世史”由皇帝到秦始皇统一，称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由秦一统直至清乾隆末年，称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至今，称为“世界之中国”。就其中“中世史”太长的问题，梁启超解释说：“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迟缓，二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大别种族之刺激，故历久而五大异动也。”
三、“新史学”理论的成熟《新史学》
《清议报》停办以后，梁启超继而发起了《新民从报》，在“历史”栏目刊出了《新史学》，成型的部分包括《中国之旧史学》、《史学之届说》两篇正文，以及《论正统（悬谈一）》、《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续悬谈一）》、《论书法（悬谈二）》、《论纪年（悬谈三）》四篇“悬谈”，《新史学》的整体并没有以一个完整的通史呈现出来，最终只能以零散的散篇形式表达其观点。
（一）中国之旧史学
梁启超开篇就讲了著名的四蔽二病三恶果学说。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是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三恶果是一曰难读，二曰难抉择，三曰无感触。以上的种种导致了中国的历史著作虽然沉长，但是可读性不强，而且大都不突出重点事无巨细的记录学术性差，无法形成一门学科，也就无法影响国民产生民族认同感产生民族主义，所以梁启超在这里提出了史界革命，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
（二）史学之界说
梁启超说到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比，科学是观察宇宙间的所有的，历史学家是观察时间的。历史比起科学更难，因为历史很难鉴定界限，而科学是有界限的，通过推算状态一定就可以进行实验。同时强调注意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吸收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哲学、文章学及自然科学等各科知识。
（三）论正统
梁启超认为正统学说产生的俩个原因，一是学者对于当权者的吹捧，为帝王的合法性牵强赴会，完全丢掉了史学者的尊严。二是成王败寇，成功了就是正统，失败了就是寇，作者在这里举了大篇幅的例子来证明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正统和非正统是伪命题。最后梁启超引申出了君主立宪制，说明欧美的宪法才是正统，是民众公认的产生共识的。
（四）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此篇主要讨论黄、白、黑各人种及其内部各支系的竞争升降。梁启超引用了“历史的”与“非历史的”人种，“世界的”与“非世界的”人种等对立概念，含有一定的比较优劣的意味。梁启超借用日本“文明史”著作为材料，全面论证白种阿利人种的条顿人，“实今世史上独一无二之主人翁也”，从而在全新的意义上，确立了世界文明史的正统。
（五）论书法
《论书法》篇指斥传统史家以“《春秋》书法”为褒贬的谬误。梁启超借用《公羊》经学的《春秋》观，在经与史、明义与记事之间作出划分，指出：“《春秋》之书法，非所以褒贬也。夫古人往矣，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孔子岂其不惮烦，而一一取而褒贬之？《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发表达其政见也。生于言论不自由时代，政见不可以直接发表，故为之符号标识焉以代之。惟《春秋》可以有书法。《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记事也。使《春秋》而史也，而记事也，则天下不完全无条理之史，熟有过于《春秋》者乎？”然而，梁启超并没有完全否定史家“书法”，特别在篇末表彰了普鲁塔克的《英雄传》，西方评传体裁的引进与创作，是“新史学”的另一史学贡献，从这里可以读出梁启超“史界革命”的文体理想。
四、“新史学”的实证研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1902年2月，自“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已三年多的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3月起《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陆续在该刊“学术”栏发表，并使用了“中国之新民”这个最著名的笔名。梁启超在文中希望有众多中国学者能够移换脑质，改变精神，“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号发表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文中举证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达尔文等等无一不出自西方，而这些人的学说对于世界文明史均产生过巨大影响。对于中国学者“既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而这希望的落实，便在假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撰著，总结中国固有学术思想之得失，以西方文化参补之，从而恢复上古与中古时代“我中华第一也”的学术“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为此，梁启超在论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时，便可以突出了反对一统思想而主张学术自由的主线。他批判旧学是借鉴西学为参照，通过与希腊学术比较中获得，梁启超认为希腊哲学“皆由彼此抗辩折衷，进而愈深，引而愈长”。诸子学派反之，“顾未有堂堂结垒，针锋相对，以激战者”，“群言毂乱衷诸圣”，中国学术“之所以不进也”，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抱着讲求“新民”之道的态度治学，也使梁启超得以避免陷入国粹主义的泥坑，能够以清醒、理智的态度审视中国学术的得失，在与西方文化对比中，梁启超于中国传统中看到的缺陷更多，相应要求更多的采补。
（一）胚胎时代
胚胎时代指夏商周形成的中国文明时代，此时的文明以重实际为第一义，重实际故重人事，其敬天也，其实际重经验，其尊祖也，皆取以为先例之典型也，于是由思想发展为学术。掌握学术关键有二职，一曰“祝”，二曰“史”，二职相互补充。“祝”以天推人、以阴阳谶纬家言，“史”鉴于祖以措于今。
（二）全盛时代
周末春秋战国学术思想勃兴原因一由于蕴蓄之宏富，二由于社会之变迁，三由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四由于交通之频繁，五由于人才之见重，六由于文字之趋简，七由于讲学之风盛。先秦诸子百家第一期分北派和南派。北派崇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敬老年、尊先祖、喜保守、言排外、贵自强。南派崇虚想、主无为、贵出世、明哲理、重平等、重创造、喜破坏、明自然、言无我、贵谦弱。第二期分为“孔学”（北派）、“老学”（南派）、“墨学”（南北派融合）。第三期为“阴阳家”、“法家”、“名家”。第四期为诸子百家大融合。有四现象，一曰“内分”例如儒家分出了各个派别，二曰“外布”南方学派和北方学派都到对方的领域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三曰“出入”指各派弟子开始自由流动不会一直遵循一家之言，四曰“旁罗”各派大师也谦学他派之言。
（三）儒学统一时代
儒学在两汉极盛的结果是：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也，成为了一切功德私德的根本。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也。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也，儒教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主要是君、民权不分明。四曰一尊定而进化沉滞也，进化与竞争基本停滞了，儒教独占势力。
五、总结
“新史学”形成了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提出了历史学要研究人类群体进化只公理公例，对于研究具备了一定的思想色彩，有些论述已具备了方法论的性质。拓展了研究的范围，丰富了历史学的方法论手段，普遍重视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注意对其他学科方法的借鉴。但是“新史学”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一是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在理论上显得粗糙，激情有余而冷静深刻的分析不足；二是许多具体的论述很不到位，概念模糊或认识讹误；三是出现以史料学代替历史学的倾向；四是对域外史学理论理解不深、研究不够，往往只能照搬和仿照，甚至是庞杂地兼收并蓄。总的来说“新史学”所遵循的是进化论的历史观，运用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论，它长于考史而疏于论史，讲进步而不明历史发展之大势，不能弄清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急需解决中国革命出路问题的那个时代，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