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伦理中，病人不仅仅是得了各种各样病的人，他们首先是一个生命体，一个人，他们享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于是本文将主要思考病人这一角色所带有的伦理问题，关注的核心是作为他者的病人。
一、病人这一角色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谁是病人。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病人，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得了病的人，但是当我们进一步及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病人这一称呼已经是一个人人都熟悉的称呼了，熟悉到我们不用去关心谁是病人了。我们可以从一个概念“病人角色”出发去接近病人这一范畴。“病人角色”这一个概念最先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首先提出的，帕森斯认为病人角色由四个方面组成：“一，病人可以免除正常的社会义务，从常态时的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免除正常的角色活动和社会责任。患病越严重，免除的活动和责任就越多。二，病人对自己的疾病状态不负有责任。三，病人有康复的义务，应努力使自己痊愈。四，病人应当与医生合作。”在这种社会学的确定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病人这一角色并没有突出到个人上去，也就是说病人这一角色是被社会所定义的，个人的维度被社会所取消了。从病人角色的这四个内涵出发，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多就是病人在社会中的功能角色，并没有从作为他者的病人出发去触及到真正的病人本身。
那么作为病人的人这一角色真正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病人这一角色首先是对健康的人进行质疑的人。我们知道病人也就是不健康的人，病人也是与健康的人作对比才被定义下来的，但是我们会将健康的人看作是正常的、卓越的人，而把病人看作是不那么正常的，对社会起到很小作用的人，有待被治愈的人。但问题是没有所谓的绝对健康，健康反而是因为疾病才有其意义，如果人类有一天没有了疾病，那么就无所谓健康不健康了。可是作为自然人的我们，真的能够摆脱疾病的困扰吗？这可能是很困难的，疾病的作用不仅是使得我们的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也使得人类的抵抗力越来越强，从辩证的观点来看，疾病与人类是不可分割的。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说病人与健康的人也是不可以分割的，病人时刻都在质疑健康人的健康状态，因为所谓健康的人是随时都有可能变成病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病人是在质疑健康人的他者，这一他者甚至比健康的人还要久远，因为健康人总是在恐惧疾病。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病人这一角色也并不是完全脱离在生产力的范围之外，而是具有潜在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病人这一角色在社会中的角色不仅是一个消极的角色，而且还具有积极的作用。首先，从整体的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病人可以促进更好的医疗水平，使得人类整体对疾病的抵抗力越来越强，人类整体的生命健康的水平也就会不断上升，那么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来说，就会不断增加社会的生产力，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其次，社会对病人的包容使得健康人看到自己如果变成了病人将会被对待的模式之后，将会对社会产生一种信任，在这样的社会中将会出现一种凝聚力，生产力的发展也会更加稳定。
在以上的思考中，我们发现社会学的定义模式很难关注到病人这个类的存在状况以及他们的积极作用，在将病人作为一个他者进行界定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下，我们会发现病人的存在状况更加复杂也更加生动，不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角色，而是对社会有着重要刺激作用的存在者。
二、病人的伦理特点
当我们谈到病人的伦理特点时，较为一般的是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应该对病人怎么做或者是病人在医疗体系中的状况。但是我们想说的是病人的伦理特点并不仅仅处在与医生或者医疗体系的关系中，而是在本质上处在与健康人相对的他者之中。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先来看在与医生的关系中，病人是如何具有其伦理特性的。
众所周知，与医生相比，病人是弱势群体，造成病人处于弱势群体的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一个是需求的不对称，另一个是医疗信息的不对称。对于需求不对称来说，病人是极其希望自己的病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并且期望自己能够早日康复，但对于医生来说，只有病人并没有哪个特殊的病人，病人的康复对医生来说并不像对病人那样急迫。对于医疗信息不对称来说，病人对于自己的疾病的感受大多是主观的，医生却具有专业的医疗知识，大多时候，病人只能完全依赖医生。这两方面对于病人来说构成了其成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会强调医生的义务和病人的知情权等等伦理规范与法律制度。在病人与医生这一对范畴中，医生处于较为强势的一方，专业的医疗知识使得他们能够占据对自己有利的位置，而对于病人这一方来说，由于他们对医疗体系的不了解造成了他们处于相对的弱势，于是我们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印象，医生总是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病人在这种关系中只能跟着医生的指导进行治疗。
在医生与病人的这样一个不对称的关系中，衍生出了医学伦理学中的基本规则即知情同意原则。知情同意是“是指病人及其家属有权利了解病情及其相关医学信息并做出决断，医生有义务提供信息并给予必要的解释。”显然，病人是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病情以及自己的医疗情况的，医生也有义务对某个病人的医治情况进行说明。可是在这种形式化的知情同意原则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维度，这就是病人的知情同意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我们很容易设想一个受过正常教育的人（那些没有怎么受过教育的人在面对复杂的医疗信息的时候情况更加糟糕）在对医疗信息进行评估时所遭遇的无奈，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只能决定自己是否能够有相应的资金来抵扣医生所开具的医疗方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知情同意这个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的内部依然是以医疗体系为中心的，因为所谓的知情同意原则对于缺乏相应医疗知识的病人来说是空洞的，在这个意义上，让病人知情同意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在让病人去知道一个自己不可知的东西，去同意一个自己无法进行自由选择的意。笔者认为真正的知情同意原则的应用场合恰恰不是在医疗体系中，而是在公民的教育体系中，只有在公民的教中渗透相关必要的医疗知识，才能使得病人在面对自己的疾病中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病人在这个时候就会对自己的疾病与诊疗方案有着一个实质上的知情同意，而不是仅在形式上进行知情同意。这样我们就不仅仅是将病人看作是在医疗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将他们看作是社会中的一员，因为病人首先是人，其次是得了病的人。在这样的观点中，我们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从人的整体与发展的角度去看待病人，所以我们不会将病人仅仅看作是只是在与医院和医生打交道的过程中才存在的，我们会认为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是潜在的病人，每一个病人也都是能够恢复健康的正常人。
在对知情同意原则进行一番批判之后（正如康德的批判哲学一样，我们对知情同意原则进行批判的目的并不是批评它而是对它的应用范围及效力进行批判），我们重新审视病人伦理特点的根源。我们在前面将病人的伦理特点的根源归结到病人是弱势群体这样一个范畴上，就像对知情同意原则所作的批判一样，我们现在要重新审视病人作为弱势群体所具有的伦理内涵从而对其进行批判。正如上文所说，病人不仅和医生相比较是弱势群体，即使与大众比较也是弱势群体，他们之所以是弱势群体主要是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帮助。在我们将病人看作是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是从医疗体系以及健康人的角度进行确认的，病人这个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角色一直都是这样被看待的。近年来医患关系的紧张以及病人对自己权利的无限制放大倒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反思的契机，我们可以更为深入的去探讨病人作为弱势群体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将病人看作是弱势群体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弱势群体对医生所带来的暴力反冲，另一个是病人对社会的不满。
对于第一个问题，病人作为弱势群体何以会带来暴力反冲呢？病人作为弱势群体拥有一些权力，但是这些权利若是不能够得到限制便会发展成一种威胁一种暴力。病人在获得知情同意权后边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但是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的，即使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在面对医疗问题是也能是茫然无知的，长此以往，病人就会对医生产生一种不信任，因此逐渐演化为医患冲突。对于第二个问题，病人在医疗体系中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自己的身体健康无法得到保障，于是对社会生活也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之所以要治疗自己的疾病最终也是为了进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正如我们看到一些电影中所拍摄的情况，一些得了重病的人，当他们看到健康人是如何幸福的，他们就是心生嫉妒以至于报复社会。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作为被赋予弱势群体的病人角色是出自于社会对其的解释而不是从他们自身而来的尊重，也即是说我们并没有将病人看作是具有其自身特性的他者。在医疗体系和社会的这个共同的同一体下，病人是个附属的角色，也是一个被解释的角色，我们只有回到病人本身去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以及帮助他们。接下来面我们将借助于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的他者思想对病人这一角色作一番思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接近病人这一他者并对他们负起一定的责任。
三、作为他者的病人
毫无疑问，我们一直在讨论病人这个他者，但是正如我们的文章一直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一直是在医疗体系和社会的视域下去审视病人这一角色的，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从病人这个他者出发来进行探讨。接下来，我们将真正遇见病人。
病人的面容。面容是列维纳斯伦理学中一个核心概念，它指的并不是人的物理层面上的面容，而是一个无法被主题化观念化的东西，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是他人的外在性，即他人不能被自我所同一化，列维纳斯这样说：“他者越出他者在我之中的观念而呈现自身的样式，我们称之为面容。这种方式并不在于（他者）在我的目光下表现为一个主题，也不在于（他者）将其自身展示为构成一个某一形象的诸性质的集合。他人的面容在任何时候都摧毁和溢出它留给我的可塑的形象，摧毁和溢出与我相称的、与其ideatum（所观念化者）相称的观念——相即的观念。”如果我们将视角转移到病人这里，对于医生来说它所遇到的并不是一个带有主题化的病人这一病人角色（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是谁并不重要），医生首先遇到的是一个他人，一个他不能将其归为病人这一范畴下的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在这种相遇的过程中，作为他者的病人的求助是绝对的。这种相遇是赤裸的，作为他者的病人并不能被归结到任何一个系统中去，正如列维纳斯所说：“一种如此这般的赤裸就是面容。面容的赤裸并不是那因为我解蔽它而被呈交给我的东西——不是那因此会在一种外在于它的光线中被呈交给我、呈交给我的权能、呈交给我的眼睛、呈交给我的感知的事物。面容已经转向我——而这就是它的赤裸本身。面容凭其自身而存在，根本不是参照某个系统。”我们可以在具体的医患关系中具体化列维纳斯的表述。病人的在场是赤裸的，即使医生“解蔽”了病人的疾病，病人依然没有被医生所把握，明显的是，医生所把握的是在他的医疗知识背景下的疾病，而不是病人这个具体的人。也就是说，对于医生来说，当下在场的是在某个生物体身上有一种疾病，而他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这种疾病，在医生的眼里是没有人的，有的只是他的医疗知识以及和医疗知识相关的疾病。于是我们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的面容被忽视了，这种被忽视的原因就在于医生或者医疗系统把病人把握为一个类，即我们所说的作为弱势群体的病人角色这一个类，在这个类中，所有的病人变得不再有差别，医生服务的不再是病人而是某种疾病。所以，面对病人，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每一个病人当作一个个体的存在者，发现其特殊性，给与他们必要的人文关怀。
在医患关系中，病人的面容的显现是对医生的质疑，这种质疑是为了病人自身的独特性辩护，但是病人仅仅在医生眼里是他者就足够了吗？我们认为是不足够的，病人最终是被社会中的健康的人所定义的，那么在社会中，即在病人的日常生活中依然作为一个他者才是对他们最终的尊重。在日常生活中，病人可能被忽视的更加严重，因为我们会认为病人为病人所在的家庭带来了负担，他们为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阻力，关于病人是否是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我们已经在上文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做出了说明，比起他们被当作负担更为严重的是健康人对他们的遗忘。病人何以可能被遗忘呢？我们不是总是处在家里有一个病人的烦恼之中吗？我们应该是时常记起他们才对。可是问题正在于我们记住的是疾病的困扰而忘记了作为他人的病人，那个与我们无法分离且息息相关的病人。我们首先来分析家庭对于病人的遗忘。对于一个正常的家庭来说，家人得了一些小病是无可厚非的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如果家人得了一些大病，那么对于家庭来说就成了负担。我们自然不会对病人不管不顾，我们会想尽办法去给他们治，可是我们能会逐渐地忘记那个熟悉的家人，而把他们看作是一个需要尽快摆脱的带有疾病的人，也即病人对家庭来说是一个各种需要的集合体（治疗疾病的需要，对家庭特殊关心的需要等等），家庭不再看见一个具体的他者。这种情况是病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比起身体的痊愈他们更加渴望的是生活的痊愈，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能与家人建立一种现实的真实的亲情，而不是因为亲情他们成了家里需要特殊照顾的对象。于是我们可以说在家庭中，病人最为需要的不是各种物质性的需求被满足，而是作为一个个人依然能够与其他家人维持一种真实的亲情。在社会生活中，病人也不想被当作一个特殊者被对待，因为所谓特殊者是被不那么特殊的大众所定义的，也即病人在社会中被分离了出去，我们想想人们在街上碰见残疾人之后的反应就明白了，不是关心过度就是漠然无视。病人并不想被社会边缘化，他们渴望能够受到社会的正常对待，不因他们是病人而被过度的享有特殊待遇，也不想被社会当作是负担。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中，更为重要的是倾听他们的话语，因为“面容就是话语”。
四、结语
通过我们的分析，病人作为他者是首先需要被承认的态度，我们不能将病人仅仅看作是一个特殊的类，他们和健康的人一样都首先是人。对于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来说，我们不应该将他们看作是异类，也不应该将责任归于他们自身，他们首先是不幸者，这种不幸恰恰要提醒我们这些幸免于难者，我们对于他们是负有责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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