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汉魏六朝别集存在六朝旧集和重编本两种成书层次,重编本辑自传世典籍的文本属性决定了它并不具备充分的文学史意义,只是作为物质性版本载体而存在,具有文献学意义。这意味着研究重编本的唐前别集,应将编撰成书、补辑校订、抄写刊印诸角色功能和版本谱系的梳理融为一体。即将触角延伸至典籍文本生成的完整环节中,而非单一的作家作品模式。借鉴西方的书籍史理念,并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到重编本别集的研究中,同时根植传统的古典文献语境进行话语体系的改造。初步构拟出作品的著者、书籍的制作者、流传过程中的读者和典籍内容演化的层累性四种术语,著者、制作者和读者具备同等地位的角色功能,典籍的生产和最终定型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改变作家的唯一权威性地位。从作品到典籍不止存在一位制作者,编抄校订刊印和阅读等手段都在发挥作用,使典籍的文本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层累性。以陶弘景集为个案的考察表明此路径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既扩展了传统文献学的研究范畴,也尝试性地构建出基于汉魏六朝集部典籍的中古文学史料学的学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