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调解体系的一元化使得商事调解制度只能依附于人民调解而存在，故此国内商事调解协议与人民调解协议一样，并不具有执行力和终局力，这与我国已经签署的《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要求存在本质冲突。制度冲突所带来的适用的"两难困境"将成为我国履行公约义务的严重阻碍，但我国在"法化"不足的背景下尚不具备条件对国内调解协议与国际和解协议一视同仁。因此可以在调解/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上按照国内和国际区分，对国内调解协议仍以司法确认制度赋予其执行力，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直接执行机制辅之以执行审查制度，并明确审查范围及其构建方向，以期在制度衔接困境下寻求突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