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性质的《商务报》在京创刊,被清廷新设商部视作"通下情"的重要举措。其刊载体例与内容文本的多样,正呈现了晚清知识界在因应变局过程中所建构的"商"的相关"知识"面相:朝野对"商务"的认知与"工商"所代表的"文明"价值取向;农、工、商的道德性与知识性在不同层次的传统中得到正名;"商人"形象的流变;"商学"内涵表述的复杂多歧以及对"商道"的颠覆性认知。它们共同指向了商事活动在晚清社会意识中获得道义合法性的过程。但在清廷看来,"商务"与"国事"仍存紧张,而新的商业伦理的逐渐确立,却真的成为改变清廷"治体"的重要因素,这应该是清廷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