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交流工具，是主题思想的载体。大众语言艺术正是运用大众语言作为手段创造审美形象，其背后所蕴藏的就是创造者向广大人民群众和官兵传达的主题思想。
一、大众语言艺术主题的考察
考察革命战争年代历史中的大众语言艺术，其主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宣传党和军队的性质，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宣传党和军队的性质、作用，是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仅仅是战斗队，而且是宣传队、工作队。早在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他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时间与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现在，决不能生存。”[1]从中可知，我军当时宣传的密集程度。红四军前委宣传科1929年10月制定的“宣传须知” 在“宣传的意义”一节当中指出：“宣传共产党、红军的主张和任务以及策略，使群众起来拥护并加入革命组织”[2]。我军将党和军队的政治立场、革命主张通过大众语言广为宣讲。如我军在苏区创作的大量标语口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的领导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最觉悟最勇敢的分子结合而成的，觉悟的勇敢的分子加入共产党来”、“共产党是替工农谋利益的政党”、“工农革命胜利万岁”、“红军是穷人的救星”、“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工农革命努力奋斗”、“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红军是工农的武装”、“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等等。到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此类主题一直主导着我军文艺形式，并为广大群众所知，为广大官兵所爱。
二是宣传反对敌人与敌军。在我军历史上，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敌人。土地革命时期，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我军既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又面临着他们对苏区的反动宣传，打赢宣传战就成为我军宣传工作的首要目标。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在宣传中，一部分内容就是有关反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号召广大苏区军民反对国民党和白军。创作了大量标语，如：“打倒屠杀工农和革命民众的国民党”、“国民党是土豪劣绅洋奴恶棍军阀官僚的集合场”、“断绝白军粮食，截击白军运输，围缴白军枪支”、“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等等。
三是宣传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一定数量的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执行政治任务的前提。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革命战争时期，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是我军的一项核心任务。此类宣传动员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宣传使广大群众把参军参战与自身利益联系起来，如“要保障土地革命胜利，只有参加红军工作”、“武装保卫分田胜利万岁”、“为保障分田胜利而战”等标语口号。二是采取鼓动激励的语句激发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如“紧急动员起来，努力扩大红军”、“工农子弟都来到红军”、“武装上前线去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实行猛烈扩大红军”、“扩大红军一百万”、“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等。
二、大众语言艺术形式的考察
大众语言艺术必须依托于某种艺术形式，以某种艺术形式为载体，大众语言艺术为它所依托的艺术形式起到烘托、渲染的作用，更增强其生命力，促进其更为广泛的传播。我军的大众语言艺术主要依托于下列艺术形式：
一是以标语为代表的动员口号[3]。我军在各个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拟定各类标语、口号，鼓舞了斗志、激励了士气。我军历史上制定的各类标语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范围广泛，不仅遍布军营，而且广布于田间地头、房屋墙壁、公共场所；二是严格管理，首先是对制定者的管理，如红军时期，要求“除各纵队政治部制定地方口号之外，宣传队不得自由创造新鲜标语。”且规定“在标语内容之后，一律署名‘红军’两字，不准署杂色名义”[4]其次是对传播渠道的管理，如红四军政治部在1929年4月发布的《红军标语》指示：“全部一百三十四个标语分为下列三种写法：（甲）在县城及大城镇，须把一百三十四个全部写完，不可缺一个。（乙）县城市镇和大村庄，须写大字标语。凡有‘*’记号的都要写（共九十二个）。因为大字标语的效力比小字大得多。（丙）行军沿路写的标语以‘♂’为记号（共六十六个）没有这个记号不必写。”[5]最后是对细节方面的管理，比如规定标语“一律用笔写上墙壁，不准偷懒改用纸贴”。显然，这成分考虑到纸贴容易被撕掉并受到风吹日晒雨淋的影响，且容易被敌对分子破坏销毁。时至今日，在许多革命老区的老宅墙面上，一些标语依然清晰可辨。[6]这些细节管理实施到位，保证了我军标语能够产生“战斗匕首”的作用。
二是以秧歌为代表的舞台表演。我军自创立之日，进行土地革命开始，便十分重视各种活报剧、红色舞蹈等舞台表演。舞台表演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秧歌。可以说，秧歌，是20世纪中叶中国革命红色文化、行为艺术的时尚标志。
1943年，一出新编秧歌剧《拥军花鼓》，让人耳目一新。据载：王大化手拿一面小锣，白眼圈，白鼻子，白脸蛋，头上扎着许多朝天的小辫子，腰系一根红布条，脚穿一双带彩球的鞋子，整个一副小丑扮相。李波穿一身红花袄裤，背一只小鼓，女扮陕北村姑形象，用真声本腔的民族唱法演唱[7]。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猪羊出（哇）了门。猪哇、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哎理美翠花，海哩海棠花，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
这种利用民间音乐资源，旧瓶装新酒，用旧曲调谱写新唱词，借以教育官兵，鼓舞士气，密切军民关系的文艺形式被迅速推广，《兄妹开荒》《白毛女》等新式秧歌唱遍全军、全国，革命秧歌越来越成为革命红色文化的时尚。
三是以革命歌曲为代表的革命歌咏。一曲《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简明扼要，谁都能听得懂，广为宣传了我军的政策纪律，既使官兵受到教育，同时也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军的宗旨性质。再如《红军爱人民》：“什么高？/天最高/青天虽然高/没有人的志向高/什么深？/海最深/海水虽然深/没有夫妻恩情深/什么亲？/爹娘亲/爹娘虽然亲//比不上红军爱穷人。” 歌词充分利用了短句简明扼要、生动活泼的结构特点，大众语言艺术的广为应用，使革命歌曲易于识记、传唱，寓教于乐，堪称经典。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675页.
[2]刘云：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3]刘巧云：汉英标语对比研究，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论文.
[4]国琦：朱毛红军的宣传兵制度 党史研究资料：第6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5]江西省文化厅、福建省文化厅：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第3页.
[6]江西省文化厅、福建省文化厅：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第21页.
[7]李波：《往事的追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