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的社会科学在近代以来逐步形成。其研究对象为社会现象，研究目的为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科学说明评价社会生活并对其给出合理的评价。其主要分支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对于人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起着关键的指导作用。（杨春贵 2018：3）
中国的社会科学翻译是在中国近代史的长河中慢慢萌生和发展起来的。近代的中国在满清的腐朽统治和资本主义西方列强的步步侵略下充满了战争、动荡与彷徨，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强烈民族意识下带领着闭关数百年的中国不断地尝试、变革与突破。
西方的坚船利炮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也给中国带来了社会科学翻译的种子。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开启了中国社会科学翻译的新时代，随着社会各阶级救亡图存运动的失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爱国者们探索西方社会科学脚步不断加快，各类译作纷纷涌现，蔚为大观。
近代社会科学翻译在晚清社会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翻译史的起点、分期及其特征影响各抒己见，未有定论。阐明这些问题是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翻译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对中国社会科学翻译史乃至中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翻译的历史背景
明清两朝数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远远甩在身后，1840年殖民者的一声炮响开启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在殖民者发动的多次战争中，中国屡屡战败，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以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反抗派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由此兴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潮。其后，洋务派企图用西学巩固封建王朝，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东渐的大潮兴起，中国近代翻译活动缓慢起步。
二、中国近代社会翻译的起始点
晚清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转折时期，在此期间先进与落后的文化相互碰撞，开放与保守的思想相互对抗、传统社会逐渐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国近代的社会科学翻译在此期间萌发并繁盛起来。
《四洲志》的问世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翻译的新时代，此书成书于1840 年，由林则徐组织译员梁进德等人翻译而成。目前尚未发现其原本，但其历史意义重大，钟少华认为“其历史功绩可与玄奘等人翻译的佛经，徐光启等人翻译的西书相媲美” 。
清朝末年，《四洲志》翻译活动的主持者林则徐开办翻译馆，翻译外国书报，打开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新局面，为中国社会科学翻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翻译的历史分期及其特征
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翻译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它们均处社会变革期，第一阶段在鸦片战争洗礼后缓慢兴起，第二阶段在甲午战败的惨痛中迅速发展起来，而第三阶段在五四运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悄然展开。
(一) 萌芽期（1840—1894）
1.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翻译的开启者——林则徐
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开启了中国社会科学翻译的新时代。该书依据1836年英国学者慕瑞在伦敦出版的 《世界地理大全》翻译而成，于1839年至1840年10月期间译成，译者为林则徐手下的译员梁进德等人，此书的译成极为难得。
《四洲志》问世后大受欢迎，改变了普通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张之洞称其为中国知西政之始，陈澧更是称赞其为“奇书”。由此，《四洲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各国地理知识的译著。
魏源在1842年《四洲志》及其他译文汇编为《海国图志》，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翻译的奠基之作，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对中国社会发展，甚至日本明治维新运动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林则徐还组织翻译过瑞士人滑尔达的《各国律例》，该书成书于1758年。主要译者为其部下袁德辉与美国传教士伯驾，其中的外国译者并非专业翻译。
可见，此时的社会科学翻译活动正处于草莽时代，译者数量严重不足，翻译毫无章法，翻译标准也无从考究，但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对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翻译有强烈的需求和热情。
2.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翻译的推进者之一——洋务派
林则徐后，社会科学翻译的主导者变为官方的洋务机构和在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机构。他们各自积极推行西学东渐。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农民阶级起义反抗满清统治，封建王朝风雨飘摇，洋务派诞生。这些满清贵族重视外语学习，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设同文馆，作为专门的外语学习和翻译机构，洋务派在中国各地兴办理念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福州船政局翻译馆、广方音馆、广方言馆等翻译机构。这为西方自然科学和少数社会科学的书籍的译入减少了阻力。
在洋务派的翻译活动中，官方机构的教习是社会科学翻译的主力军，部分学生也参与其中。其中教习中比较著名的有同文馆的丁韪良（总教习，美国人）、毕利于（化学教习，法国人）、汪凤藻等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傅兰雅、李景镐等。此期间涌现了大量法学、政治学、史学、经济学译作，代表作有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法国教习毕利于译《法国律例》；由中国教习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对的《新加坡律例》和《富国策》；同文馆学生翻译的《俄国更略》；杨枢与长秀合译的《各国史略》；傅兰雅译、应祖锡述的《佐治急言》；史志方面有李景镐译的《西美战史》。其中，《富国策》为经济学科在中国的第一本译作；《佐治急言》是维新变法前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最为系统的一部译作，梁启超给予了高度评价。《西美战史》的史学意义也极为突出；《万国公法》被认为是美国最权威的法学著作。
洋务派组织的翻译活动主要由外国教习主导，外国人口授，中国人笔录。当时的翻译只能依靠略懂中文的洋人。参与口译的外国人有林乐知、金楷理、傅兰雅等，笔受者有徐雪林（寿）、华著汀（蘅芳）等，部分翻译作品质量较林则徐翻译时期有所提高，但并未完善。
在此期间，虽翻译质量良莠不齐，但由于大量的翻译实践积累，中国人的翻译理论也有所发展。例如，洋务派语言学家马建忠提出“善译”的翻译标准。翻译时，必须透彻理解原文，达到心领神会的程度，然后忠实地表达原义。现在看来，“善译”仍为当时最先进的翻译标准。这比1898年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更早。但由于马建忠被洋务派当局边缘化，其翻译理论并未得到广泛传播。
3. 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翻译的推进者之二——在华传教士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遍布全中国，他们在华兴办教会，建立医院，开办学校，设立译书机构，为社会科学翻译带来良机。
传教士们成立诸多译书机构，主要从事教科书的编译。成规模的译书机构有文会馆、广学会、中国教育会、科学仪器馆、汇文书院、土山湾书馆、美华书馆等。其中，对社科翻译发展最重要的译书机构为广学会。广学会 1887年于上海成立，创办者为英国教士韦廉臣，其译书骨干人物为林乐知、李提摩太、艾约瑟、花之安、丁韪良、维廉等，上述译书骨干人物均为外国传教士。
教会译书机构出版的社科书籍多为史学类，代表作有林乐知译的《中东战纪本末》、《西国近事汇编》、《万国公报》等；李提摩太译的《新政策》、《泰西新史揽要》、《百年一觉》等。其中，《泰西新史揽要》是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史最早的史学书籍。此书上市后，读者纷纷抢购，印书供不应求，可见其影响之大。
传教士的社科翻译大多由外国传教士发挥主要作用，传教士们口述汉语，中国人笔录下来。此时中国的笔录者水平大大提高，最著名的笔录者为蔡尔康。李提摩太所译书籍均由蔡尔康笔录完成，《万国公报》后期的许多翻译作品，都是林乐知口授，蔡尔康笔记润饰的，被后人称为“林君之口，蔡君之手”。可见此时中国的翻译水平有所提升，但传教士的翻译理论此期间并无发展。
西方传教士在社科翻译选材并不全面，多局限于史学类书籍的翻译，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等著作鲜少涉及。但作为西学东渐大潮重要的推动者，其译作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爆发期（1895—1919）
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晚清统治阶级和有着资本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如热锅之蚁，他们联合起来，积极学习日本的复兴道路和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希望以此摆脱困境。就这样，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登上历史舞台。
维新变法失败后，清政府逐渐沦为西方殖民者的傀儡政府。维新派部分留学生继而团结起来反抗清政府，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影响，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诞生。虽然维新派和革命派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昙花一现，但他们的活动使得晚清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在社会科学翻译的历史进程中，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严复等人。革命派代表主要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日本留学生群体。
1.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翻译的接跑者之一——维新派
维新派极为重视社会科学翻译，尤其是日文社科书籍的翻译。在维新派的推进下，中国社科翻译的学科门类迅速增多，译作主题涵盖政治学、社会学、哲学、财政、法律、教育等学科。
19世纪末，译书社团与国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译西方社会科学文章的报刊成立了三十余家，其中最著名的有《时务报》、《国闻报》、《中外纪闻》等，各类机构种类繁多，译作数量爆发式增长，但由于译书机构分散，经费不足，且多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制，各类机构存活时间极为短暂。
社会科学翻译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严复，梁启超，康有为，其中严复的译著数量最多，选材最好，其社会科学翻译的代表作有《天演论》、《原富》、《社会通诠》、《穆勒名学》、《群学肆言》等。严复译成《天演论》后，成为第一个把西方资本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译者，其中的两句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至今广为流传，可见其对中国人思想影响之大。章太炎将《社会学》一书译入中国，成为最早把资产阶级社会学传入中国的译者。
此期间涌现了大批社会科学译作，这些译作对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选材极为丰富，部分译作对中国时局的评判鞭辟入里，一针见血，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为辛亥革命做足思想铺垫，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社会构架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此时期的翻译理论也大为发展，严复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的翻译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2.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翻译的接跑者之二——革命派（留学生群体）
维新变法失败后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和青年学生群体。这个知识分子群中，不少是留学生，而尤以日本留学生为多。因时局动荡而命运坎坷的留学生群体革命性最强，他们纷纷结社团，办刊物，译书立说，鼓吹革命。
社会科学翻译的著名译者有孙中山、杨廷栋、马君武、蜀魂等。译作方面杨廷栋译有《路索民约论》；马君武译有《斯宾塞杜会学原理》、《弥勒约翰百由原理》、《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达尔文天择篇》等；蜀魂译有《社会主义神髓》和《共产党宣言》。
留学生群体势单力薄，还受到清政府和国外势力双重压迫，他们创办的刊物大多昙花一现，在历史上存活时间短暂，翻译的社会科学作品增多，但选材目的仅局限于鼓吹革命。
此期间社会各个思潮更迭频繁，留学生群体翻译热情高涨，但翻译水平参差不齐，翻译理论也未得到很好的发展。此期间社会科学翻译野蛮生长，但因缺乏良好的发展条件，发展很不成熟。尽管爆发期社会科学翻译的发展很不成熟，但留学生们在译入西方先进思想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 衰落期（1919—1949）
五四运动结束后，由于社会政治革命热情减弱，社会科学翻译进入衰落期。译者们此期间更倾向于政治小说等文学作品的著作。对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热情减弱。
此期间的社会科学翻译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主要任务，因此翻译选材的范围大大缩小，社会科学译作减少。
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此期间的社会科学翻译鲜少有文言文特征，大多以当时兴盛的白话文为译出语言，同时，社会科学翻译所特有的词语特点，句型结构也融入了白话文中，两者相辅相成，促进了中国现代翻译语言的发展。
衰落期的社会科学翻译虽发展石头大大减弱，但其对社会思想，社会运动仍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因此，社会科学翻译活动对近代中国社会意义重大，社会科学翻译的译者们都是如今我们中国社会的理论奠基者，正是因为他们的伟大贡献才有了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繁荣的今天。
结语
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翻译特点鲜明。译者来源广、目的性强、译入为主、翻译活动持续时间短、部分译文由日译本译出。但也有局限，译者水平参差不齐，翻译标准不统一，译文质量难保障。翻译机构多不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不成规模，组织分散且持续时间短。翻译理论不成熟，不能为翻译活动提供理论保障。译者多带有主观立场，不能客观选择翻译材料。后期多通过日译本译为中文，脱离原文，译文不够精准。尽管如此，还是对中国近代史乃至现在产生了深远影响，启蒙了民众，解放了思想，宣扬了民主等理念。促进了资产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的发展，为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等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基础，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封建统治的根基，促进了社会进步。
通过对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翻译的梳理，笔者有以下启发，个人层面译者们应加强语言技能，广泛涉猎，为译文负责，应顺应时代潮流，及时更新翻译方法和技能，与时俱进。国家层面应大力支持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翻译活动发展，为翻译事业发展保驾护航，要支持翻译学科的建设与支持。翻译活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途径之一，是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要重视翻译。国家的翻译活动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提升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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