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硕的成果，随着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1]。因此，还有必要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来进一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源，为立足新时代持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根本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南。
一、国家层面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建目标，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开篇之句，对其他层面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
“富强”作为首要任务，我们不仅要从“富”去理解，更要理解“强”字。自古以来，国家社会的发展首要条件就是要国强民富，为了这个目标，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上不懈奋斗，百折不挠。“富强”之富在于物质财富之富，“富强”之强，在于文化意义之强。“民富国强”的意思就是人民富裕安宁，国家强大昌盛。富强者，国富民强也。国富民强者，国家富足，人民强健。《吴越春秋》言：“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财富充裕，力量强大，才是我们富足而强盛的国家。
“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二个价值目标，体现了人民的美好诉求。对于经历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国家来说，民主尤其来之不易。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而民主思想的滥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本思想，从上古的神话和先秦诸子的思想中，民主思想可见一斑。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
最早提出“民本”一词的是《尚书· 夏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个思想成为儒家民本思想的来源，认为人民是安邦定国的根基和源泉，更是国之主体。纵观诸子百家思想，儒、墨、道、法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儒家。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仁即爱人，仁学提出了“以人为本”，他的民本思想是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反对重物轻人、重神轻人，孔子提出的“德治”“仁政”也就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战国中期，孟子反对不义战争，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仁政主张，他认为，统治者应该从经济问题入手，先解决老百姓的生活基本需要，在物质有保障之后，再进行礼义教化，使其向善，这样施行仁政便能收获拥护和爱戴。孟子还大大发展了春秋以来的民本思想，不仅要求“保民”“与民同乐”，还进一步将“民”的地位凌驾于“君”之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尽心下》）他认为“君有大过，反复而不听，则易位。”（《孟子· 告子下》）他甚至认为，对于残害人民的暴君可以诛伐：“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同期管家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孟子· 梁惠王下》）孟子这些在“民主”方面的观点，彰显着古代民主思想的最高水平。荀子在孟子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有了“君舟民水”的言论，以后的民本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内涵。
古代的民本思想，虽然不是真正指人民当家作主，“民”是相对于“君”而言的，但它所指向的爱民、利民、保民的思想闪耀着民主性的光辉，仍然是具备民主意识和民主思维的，依然有着积极意义。
和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笔，和谐是《尚书·吕刑》“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的中庸思想；是《易·彖 》“乾道变化，各正其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的和合思想。体现在儒家文化里，是孔子的“和为贵”也是“和而不同”，还是“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体现在道家文化，是贯和有度，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的对立统一。
和谐主要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是自然界的主人，然而在中国，先秦儒家早就有了“天人合一”的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要“为天地立心”，《礼记·礼运》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是“天地之心”的观念，儒家认为人应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活动应当顺应自然。另外，儒家提出“万物一体”的观点，“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传习录·门人陆澄录》）人与万物的和谐之道，道家尊崇“贯和有度”，老子认为宇宙的本源是道，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万物有阴有阳，是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他们相互激荡，可以达到和合的状态，对立面的和合便是和谐与圆满“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老子》）
二、社会层面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与平等是中华民族的美好社会政治理想，是发展的源头，是中国梦的核心，也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
在中国古代，自由平等的理想追求是比较少的，但先秦诸子的笔下，最为耀眼的是道家的自由、平等观。近代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将“自在平等”作为齐物哲学的思想主旨和价值基础，其中“自在”也就是自由。他认为庄子把“自由平等”作为终极的政治理想。
“‘逍遥游’者自由也，‘齐物论’者平等也。”读逍遥游，全篇不见“自由”二字，却无处不是无穷无尽的自由，逍遥游之自由是精神的自由，而不是物的自由，没有绝对的物的自由，物之自由皆有待，唯有精神之自由，心灵之自由永恒。所以《逍遥游》是庄子的自由论。而《齐物论》则是庄子的认识论和存在论，它阐释的是“物”，是不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人，或者思想理论，总之物个体是平等的。这个平等，指的是存在意义上的平等。
自由一词最早出自东汉郑玄，郑玄为《礼记》作注，《礼记·少仪》里有一句话是说：“请见不请退”[8]，意思是说，对长辈要有礼节，你只能恳请会见，而不能请示退下。郑玄的为此注“去止不敢自由”[8]去还是留，是不由自己的，事实上，当时在“礼”的约束下，人的言行举止是有规矩而不能散漫自作主张的。然而，在老庄笔下的世界，那种“独与天地往来”“无所待”的自由与浪漫无不彰显着对自由的向往。
庄子在对任性自由的追求中，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齐物”，人和动物平等，人和自然平等，世间万物平等，众生平等，而这些平等正是自由的基础，应该是与生俱来，自然而然。所谓“齐物”就是否定和抹煞事物之间以及物我之间的差别，反对人为的价值判断，例如是非、美丑、大小、荣辱等，这些相对主义的观点虽然有着荒谬的一面，但是同时他也启发了人们，要打破对事物认识一成不变的角度和价值标准，不要拘泥于成见，不要拘泥于偏见，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公正”这个词语的出现，大概要追溯到《荀子·正论》：“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公正则下亦直矣”，说明公正对于君主的重要性以及君主公正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后来，“公正”一词被广泛使用，在古代，公正指个人修养，是公平和正义，是个人愿景更是社会理想。
说到“法治”，不得不提“法制”，然而法制不等于法治，法制的出现，不代表已经有了法治的痕迹。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源于先秦，它既有法家“以法治国”的精神，又有儒家“德行相辅”“德治”之内涵，它强调以法治国，强调法律之上，强调公平正义。
法家的整个思想体系在本质上是极端的封建专制理论，是维护封建君主的权威和专制统治，是为其统治阶级而服务的，他不相儒墨道家学说那样富有理想色彩，更不包含对老百姓的同情，但是韩非的历史观和法治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法家思想为中国古代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它所要求的立法必全、执法必严、司法必公对现代法治依旧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个人层面
从个人层面来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重视道德修养，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被先贤们看作人生诸多需要中最高层次的需要。这种对“道”、“义”、“仁”的追求，对理想人生境界的向往，甚至超过了对衣食前程、生死安危的关注。
《论语·里仁》记载：“朝闻道、夕死可矣”，为了国家，为了理想，宁愿“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当这种理想目标与国家兴亡、民族富强相联系时，便成了人们无私奉献、爱国爱民、诚信友善的精神支柱。。
首先，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
《墨子》中的“举公义”，贾谊《治安策》中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西汉司马迁的“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东汉班固的“爱国如饥渴”，三国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都体现了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的献身精神。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其他内容正是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优先的原则生发开来的。在个人对国家、对社会、对集体、对他人的关系上，儒家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反对“见利忘义”，主张“义然后取”；墨家倡导兼爱互助，要求人们“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有道以教人”，做一个大公无私的“兼士”，人人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考虑；道家主张卑躬居下，不争先，不争名利，不居功自伐。宋明理学中也强调在个人与国家、社会义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应当以义为重，在这里，“义”主要讲的是国家利益与民族整体利益，“利”主要是指个人的私利。这种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利益观，是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在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过世代相传不断加深，逐步升华成了爱国主义意识，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热爱祖国的土地和文化眷恋故土，恪守祖辈传统的风俗习惯；第二，热爱祖国人民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第三，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第四，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有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精神。这种道德规范，促使人们把自己的利害得失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推崇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利益作为调整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们把祖国、民族的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
许多古典文献如《诗经》提出“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倡“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礼记·礼运》倡导“天下为公”，等等，无不表明中国传统思想强调群体、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强调“善群”、“成人”、“治国平天下”的博大胸襟。中华传统思想也看重“仁爱”精神，以仁为立人之本，“仁者，爱人”，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实现“仁”的原则。《论语》记载：“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4]79-96，自己想要成就功业就帮助别人成就功业，自己想要取得成就帮助别人取得成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177-190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于人。这就是推己及人，从爱他人出发进而爱国家、爱天下。重整体、民族、国家利益，重“仁爱”精神的优秀传统，造就了无数志士仁人和民族精英，如范仲淹、岳飞、顾炎武、林则徐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精忠报国”，为民族大义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
另外，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人生境界。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一贯重视道德修养诚信，推崇仁爱原则，并把这种理想人格置于较高的地位。在《论语》中，仁字出现了105次，礼字出现了75次，足见孔子对仁爱原则和礼仪规范的重视。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死后，孔子之道的直接继承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记载：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4]115-126“仁以为己任”，就是要把弘扬仁德作为自己的责任，要弘扬仁德，必须具备宽广的胸襟，宏大的气度，目光远大而坚定，意志果敢而顽强。当个人的自身存在与道德原则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时候，应该舍弃生命成全仁德。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仁也者，人也。”这是继承了孔子的观点。但孔子讲“仁”时，还没有把“义”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单独提出来。孟子则仁义并提。他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5]500-515。孟子有云：“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5]500-515。“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孟子以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理想人格的内涵有了一些变化。一是向着舍生取义的方向，将浩然正气作为自己的寄托，孕育和造就了后世光耀明义的仁君、民族英雄和革命志士。二是为道德原则而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成为抵御邪气侵染，立志功业者的座右铭。后者又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扬声留名的建功气概与不甘雌伏的奋发精神；第二，兼济天下的社会使命感与维护自身气节的责任感。这种不降志辱身的气节，在历史上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求在爱国主义、理想人格、道德修为上追求和形成一种“人皆可为尧舜”的理想人格和从“小我”到“真我”的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着中华民族深厚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灵魂”，是国家和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命脉和精神标识，“它能使人了解中华灿烂文明的文化，增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它需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才能被普遍接受和理解，才能成为人们遵守和奉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黄坤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7（12）.
[2]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3] 王文锦：《大学中庸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4] 杨伯峻：《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5] 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6] 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作者简介：
卢凯 1970.12 女 云南永善 彝族 大学本科 副教授 西昌学院 研究方向:民族文化，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