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概述
分工作为经济学范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这个时期的经济思想家色诺芬，最早论述了劳动分工的必要性。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而且专门从事一种技艺会使产品造得更好。他还最先论述了分工和市场的关系，认识到分工的规模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大城市的分工比小市镇发达。然而，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系统地分析分工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直接来源正是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学说。
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理论主要用于解决经济领域内出现的若干现象，并得出一个结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而马克思有关分工的理论研究更多的集中在他对“分工”本身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过程的分析中，较之亚当·斯密，在分工的劳动本质与社会性上的讨论要更加详细和深刻。
马克思把分工简单归结为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2]。但二者的形成有着不同的背景，“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3]。因此，社会分工是分工形成和发展的起点。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工理论主要具备三个特点，即实践性、辩证性和系统性，以这三个特点的共同存在与前人的一切社会分工理论区别开来。
马克思认为，一般的分工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其中又可细分为种与亚种；而个别的分工则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下的工场内部的分工，依照工作种类、工作职能与工作次序进行分工，从而达到试图达到劳动效率的最大化，以此来服务于资本的价值追求，这种工场内部的分工，在“福特制”分工时达到了一个高峰，将工厂内所有工人整合起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把每一个人的工作分割为极简单的小块儿，把工人变成了一整个“生产机器”的微乎其微的一个零件，将人的劳动牢牢地锁进了资本的熔炉之中——活着，除了生产别无他用。
二、分工理论中的纵向维度与横向维度
从马克思对于分工的表述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分工的讨论是辩证的，即从两种维度来讨论分工的作用。一方面，是纵向分工，一种包含了阶级意味的分工形式；另一方面，是横向分工，一种平行于市场中的分工形式，这种形式从社会的角度看发展为今天的行业和产业，从个人的角度看，构成了我们几乎所有的职业。
马克思指出：“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4]也正是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以个体的形式完全分离那天开始，分工也真正被赋予了支配个体的权力，也就在世代传承的过程中，慢慢发展出所有制和阶级。奴隶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奴隶生而被社会给予了奴隶的分工，而奴隶主生而被社会给予了奴隶主的分工；封建所有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农奴生而被赋予了仅属于农奴的工作，而一生都没有从事地主或统治者工作的机会；资本所有制则看起来显得自由得多，因为看似每个人都有成为资本家的机会，但当社会的教育、信用乃至权力为资本所支配的时候，看似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而争取到的——选择而不是被选择分工的权利，成为了公认难以逾越的高峰。这样，阶级得以固化，看似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展现出了类似世袭的状态，而他们比封建世袭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找到了遮掩社会不公的捷径——高福利与消费文化。
然而，不论“真正的分工”如何构造了社会的阶级，导致了支配与被支配的生产关系，必须要承认的是，分工的出现和发展，的确推动了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始终贯穿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之中，推动着社会生产向前发展。分工的横向维度，造就了今天的各个行业与职业。不同的行业之间是平行的，并共同满足着社会的商品需求和治理需求。即使是工厂内部的分工的起源是由资本的价值追求推动的，并在发展的过程中抹杀了劳动的对象性本质，它也同样毋庸置疑地推动了这个社会总体的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
马克思对社会分工纵向维度与横向维度的分析，正是体现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实践性、辩证性和系统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关怀，方法论上始终秉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使得其对社会分工作用的分析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政治经济学家都更为深刻。
三、当代分工的新形势
在信息时代中，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一度成为热词，任何一个领域的经济发展，都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称之为信息经济时代。上文已经谈过，分工总是在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而生产效率的量变总会发生质变，从而促使产业升级，迎来新的技术爆炸和创新爆炸。互联网作为这一个时代技术爆炸和创新爆炸的产物，又会反过来推动分工的进一步优化，我们的物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量变质变的循环中不断进化的。
信息经济时代催生了许许多多的新业态，共享经济、平台经济、闲暇经济[5]等等，层出不穷。需要看到，这也不只是生产力发展一个方面决定的。不难发现，共享经济、平台经济、闲暇经济等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变化，大多是在第三产业——服务业范围内发生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农业、工业的产能发展，满足了人们对温饱的需求后，人们的需求升级，倒逼商业与服务业的扩张和转型，才造成了今天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一家独大，实体经济虚浮，虚拟经济泡沫化的现状。在这种所有消费者和所有企业都有能力展现需求的经济现状中，任何一个企业在互联网的信息海洋中，都只是一个个体，甚至与一个消费者的个体一样，重复着提出需求，并被经济社会满足需求的循环。由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分工阶段，社会化分工。
以生产手机为例，曾经人们认为，掌握核心技术的代工厂是最为先进的社会化分工。即一家企业掌控着保密的核心技术，或者制造理念，亦或者品牌优势，如此，产品并不需要完全由自己生产，可以在保密协议的支持下，由代工厂生产组装自己的产品，最后在回归自己的品牌销售网络完成资金回流。而今天的分工，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操纵下，显得更为默契。相当一部分手机厂商，只负责组装，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们的生产行为仅限于组装。他们的屏幕是某品牌的优质屏幕，他们的控制核心是某品牌的优质的控制核心，他们的无数个零件都是某品牌的优质零件，于是，他们的组装产品——手机，就是一个优质品牌的优质手机。他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分析用户群体的需求和同行业者的产品，以此为标准，优化设计组装的部件，提高组装产品的竞争力。
就这样，我们的需求不断升级，需要的产品也不断复杂化、多样化，导致每一个企业都不生产最终的产品，对于手机这个类目的产品来说，它们形成了一个长长的价值链，每一个企业只完成其中一部分，而不用担心它们所生产的不是最终产品而滞销，只需要担心它们的产品能否被最终产品的组装者也就是企业的直接甲方所选中就可以了。
今天的分工，不再是十九世纪工厂内部的分工与社会分工的有机组合，而是将工厂内部的精细化分工模式扩散到了社会中，而掌控这种分工的就是市场规律。
四、分工理论对公投民主制的内在逻辑的批驳
无论是哪一个种类的分工，其目的都与分工的起源一致，即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前文已经说过，马克思以前的研究者都没有完全做到使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分工的作用，只有马克思在两个维度上即看到了分工推动发展的一面，又看到了分工压抑人的本质、阻碍发展的一面。而分工发展到今天，从家庭分工到部落分工；从部落分工再到封建国家分工；从封建国家分工到工厂流水线分工；从工厂流水线分工再到世界性产业链条的分工。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分工形式一直在进化，分工日趋精细，每一个人为自己为社会做贡献的方式——不论你是否真心想要为社会做贡献——愈发地必要也愈发地固定。我们不妨大胆的作出假设，人类获取信息创造价值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类个体不可能了解这个世界的全部，那么从全人类的视角来看，深度了解世界变成必然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期望调动每一个人的力量，通过越来越精细化的分工，让每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不断挖掘，精钻细研，以此来达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目的，无论我们生产的是实体产品还是知识产品。
这样的分工的确实实在在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同时应该看到的是，分工精细化乃至极细化带来的实在弊端，也被许多学者分析过，即在分工精细化的同时会带来个人工作生活领域的局限性，进而个人的观念认知会变得碎片化。如果我们上文的猜想成立的话，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分工愈发精细，个人在专属领域内的能力越强、浸入越深，其专属领域外的能力越小、偏见越大。这里的领域所指的并不是狭隘的学科或工作领域，而是对社会贡献方式的一种抽象。这样，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以互补的形式存在的。领域A内的个体，无法完全理解领域B内个体的思维、生活以及需求。
这里我们讨论的公投民主制专指全民公投的民主形式，并不是完整的民主制度。民主的目的是决策正确，民主本身不是目的。公投民主是为了尽可能地提高每一个公民在政治中的参与度，以此来辅助决策。其极端表现是民粹主义，即完全通过全民公投来实现决策。这样的民主制度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独裁和战争的发生，以保证和平同时维护政权的稳定。“百年前的今天，位于英国威尔斯某小镇的学校接获一笔捐款，希望以设立一个独立的学门的方式来纪念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死沙场的大学生，致力于研究战争的起因并寻求维持和平的方法。隔年，全世界第一个国际关系系成立于此，数年之后的研究成果是：推行民主制度是避免国际战争的良方，一来生活于这种制度底下的公民其实并不愿意打仗，二来此一制度确保参战与否的决定，必须经过国会的辩论，亦即需要时间，而这意味着当下的冲突可以获得缓冲，以及寻求妥协其他化解方案的可能。[6]”公投民主制的作用是放慢决策过程，扩大决策的参与度，这在战争的预防方面切实有效。然而，政治决策并不仅限于打还是不打，更多的方面是能否满足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的需求。在这里，分工的结果与公投民主制的矛盾出现了。
政治更多是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领域内推动社会发展，而其他领域内的人们，在分工的支配下并不能很清晰的了解这个领域内的状态，因此重大事务决策权的下放，以公投来实现决策，本质上是政务人员对于责任的推诿。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在否定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反是在强调人民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从来都不是重大决策本身推动的，而是由人民的需求指导之下的决策过程来推动的。因此，是人民决定了社会发展方向与历史发展方向，而不是人民的决策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分工的精细化必然导致民众决策出现偏见、冷漠和失误，因为相当一部分民众身处单一领域，无力对影响全民的重大事项进行正误判断；这时，明事理负责任的民众选择放弃决策权力，事实上在公投民主制的运行过程中也是如此——多数人放弃投票权力。因此，今天资本主义的分工，最终必然会将人类的生存领域分割、固化，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那样：“我们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7]”，我们的领域被分工撕裂后，领域之间的关系也将“被简单化”，仅限于生存要求。
分工的持续发展，必然在一次因民粹主义公投结果重大失误后，摧毁公投民主的民众根基，进而公投民主会开始溃散，但绝不会马上死亡。因为在实行公投民主的国家中，蕴含在抽象意识形态中的民主，已经变成了具体形式的民主，就像前文曾经提到的，民主形式变成了目的，决策结果变成了循环往复的期望下一次的决策会更好。
结 论
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第一次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种方法论的角度对分工的起源以及发展进行了剖析。尽管在今天这个狭义的分工从属于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的时代，分工的方法更加多变，但其劳动的本质与提高效率的目的仍然从未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在今天还具备着相当的生命力与价值。本文从两个维度入手，重新简单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并介绍了当代社会分工的新形势，最后在对公投民主批驳的角度，体现了分工理论在今天的意义。分工，始终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但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当一部分的问题留待解决。“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8]”，不断地批判才能不断地改进，矛盾永远不会停止出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矛盾一次又一次产生时，始终站在全人类幸福与解放的角度上，直面它，解决它，克服它。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吕延杰,刘涛.从雇佣到自由人[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6]大卫·朗西曼.《民主会怎么结束》[M].立绪事业文化有限公司,2019
[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周浩（1996年-），男，汉，黑龙江齐齐哈尔，在读硕士研究生，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