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是其以时代的危机为着眼点,在著作中通俗且深入地阐述了当时时代的诸多问题,向世人指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并解释了新民主主义是一种怎样的思想体系。这是《新民主主义论》与时代展开对话的一面。二是这部著作又不单单只是与时代展开对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超脱于时代的,因为它在与时代相对话的同时又以超前的眼光审视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在胜利之后应当如何进行国家建设,指出了在革命胜利之后党和国家的道路,这些方略并不是简单的空想,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形所创设出来的具有很强针对性的建设策略与方法,后来党和国家的施政方针也大多沿此展开,所以笔者为了强调其可实践性,称之为“构想未来”。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它的方方面面是如何运行的?同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比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毛泽东同样用坚实的理论构建起的这样的未来给世人。
在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方面的论述上,毛泽东指出未来的中国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其中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这个国家和政权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毛泽东根据阶级性质,将世界上存在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大致划分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三种类型,而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属于第三种类型,它既和资本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又不完全同于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必要的过渡形式,基本趋势是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这就是新中国的“国体”,就“国体”的本质而言,它指的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而欧美国家提出的“国民”概念,是为了模糊国家的阶级性,掩盖其一个阶级专政的实质。在新中国,“国民”的概念是不包括反革命分子的,它是各革命阶级对反革命势力的联合专政。此外,与“国体”的概念相对应,“政体”指的是政权的构成形式,“国体”和“政体”两者存在一个辩证关系,那就是前者决定后者,而后者是前者的反映。因此,新中国的政体必须是反映国体性质的民主集中制,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采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民主主义论》有的版本写作是“国民大会”,这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概念,但笔者读到的版本确实作“人民代表大会”,可能是毛泽东在后期进行了修改),通过对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阐述,毛泽东指明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内涵,提出这是新中国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是唯一正确的“建国”方向,这也成为后来新中国进行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
政治如此进行,那么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呢?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道路,这是新中国必须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首先,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其既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同时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因素。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因此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为实现社会主义积累重要的经济基础,因此毛泽东吸收了新民生主义中关于“节制资本”的思想内核,提出将官僚垄断资本收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以此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同时也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业在社会中存在和发展,并其进行适当的保护。土地制度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将封建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分给本身没有占有土地、或者较少占有土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孙中山主张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仅享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不能真正将农民调动起来参与革命。毛泽东克服了孙中山在土地问题方面的局限性,对“耕者有其田”的内涵进行了深化和发展,他主张消灭封建的土地关系,使农民真正享有土地所有权,充分提高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热情。此外,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过渡阶段还并非是发展完全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成熟时机,但在“耕者有其田”基础上发展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同样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论述涉及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既有一定基础的工商业经济,也有相对落后的农业经济,建国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大致沿此脉络进行。
文化方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同样有所展开,他对代表着新社会的“新文化”革命的对象,即“旧文化”进行了深刻地分析,他指出“旧文化”是服务于“旧政治”和“旧经济”的,其性质同样也是“半殖半封”的,包含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的内容,因此要实现建立“新文化”的目标,就必须要与“旧文化”做最坚决的斗争。正如革命有新旧之分,对应的在文化战线上的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其同样是以“五四”作为分界线“五四”之前的革命,是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新学”和以封建阶级为代表的“旧学”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最终以资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五四”之后,中共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使文化阵线上的斗争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焕发了崭新的生命力,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革命的失败、全面抗战的爆发等重大历史事件,将“五四”之后我国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通过分析这四个时期中阶级联合的变化情况,毛泽东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在文化上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实行所谓的文化“围剿”是失败的,要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就必须要坚持团结和进步,与各种反动的思想做坚决的斗争。其次,他指出在进行文化建设时,一定要兼收并蓄,既要维护本国家的文化传统,又要剔除掉本国家文化传统中那些落后的、糟粕的东西,也要吸收好外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中由优良的影响,最后,他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者的本位出发,指出在建设文化时一定要重视科学性和大众性,中国共产党提倡科学,强调要同群众密切结合,是从群众中来、向群众中学的政党,这就要求在进行文化建设时也要强调科学性,对于封建的、唯心的落后文化要坚决抵制,同时也要亲近大众,向大众传播优秀文化。在毛泽东眼中也只有做到了这三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才算确立了起来。
结语
《新民主主义论》这一著作虽然主要完成于抗战时期,但在今天仍然和我们的时代贴的很近、关系很紧,其提出的许多理论在笔者看来仍然是不过时的,如毛泽东强调文化建设要有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反观我们今天的文化场域,在很多地方实际是走向了这三“性”完全相反的面向,部分艺人为了自身可以博得“眼球”就“趣时易节,附和阿俗”,主动去迎合低俗的文化,部分官员为了“升官”或“不丢官”四处“礼佛敬道,读经参禅”,早已忘了党章中“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训诫与规定,当然,在党和国家对文化领域的高度重视之下,这些都是少数中的少数,可就算是亿分之一,只要存在这样的现象,就说明其所生存的土壤在某些地方还是存在的,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些我们时代的危机?我们的未来又该是怎么样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一点上或许已经有了答案。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3.
[2] 宋仲福.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之认识史的考察[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25-32.
[3] 方敏.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改[J].中共党史研究,2006,109-117.
[4] 孙中山.建国方略[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
[5] 吴珊珊. 试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从《新民主主义论》谈起[J]. 党史文苑, 2017, (16):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