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党百年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这一论述，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内涵，提升了其理论高度，彰显了党对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在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面临着诸多挑战，新时代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需要持续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的依据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要弄清楚这一问题首先要阐释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要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容性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辩证思维、价值目标、社会理想等方面具有相通性，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衔接点，而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容性为此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开拓创新，因而能经久不衰，形成强大生命力和世界影响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作为异域理论，其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包容性，其体现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纵观世界四大文明，唯有中华文明实现了五千多年的延续，生生不息；对于外来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将其拒之门外，而是兼收并蓄促进自身发展。
（二）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必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的是中国的国情。国情由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构成，而这些因素是传统文化的积淀。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必然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
尊孔读经之道难改近代中国命运。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智慧，但是在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整个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数仁人志士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索治国救民之道却仍然无法改变中国被瓜分的命运。实践证明，要换天改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摒弃传统的尊孔读经之道，探寻新路。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革命手段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后，又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之路，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表明，要实现社会变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这一民族形式集中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不同发展阶段时代任务的着重点不同，革命时期以夺权为主，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其中扭转一穷二白的局面，实现国家富强更为紧迫，但是通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国家逐渐强大，硬实力得到逐步提升后软实力的提升便变得更为紧迫，尤其是进入新时代，面对当前的国内外环境，要实现国家的全面强盛，文化兴盛不可缺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的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了文化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文化根基和精神支撑，要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必然要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能，为中国现代化推波助澜，而其中关键点在于调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基因烙印，要使之更好地为现代化服务，就必须要立足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进行文化的自我更新，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挖掘其时代价值，而马克思主义是关键因素，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之相结合能吸纳新鲜血液，刺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生机与活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面临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结合”的道路是曲折的，无论是从自身内在条件来看，还是从全球化的外在环境来看，二者的结合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差异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通性为“结合”提供了契合点，而二者的经济属性和阶级属性差异给“结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服务于不同的阶级，二者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样态。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复杂性和抽象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二者存在一定的文化隔阂。
（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认知偏差
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问题，当前对此存在着一些认知偏差。其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截然对立。此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水火不容，无法结合，一旦结合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其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替代。此观点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摒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能做“单选题”。这主要是因为将焦点集中于二者的差异性，而忽略了二者的相通性。
（三）全球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冲击
全球化浪潮下，各国之间的交往愈发频繁，涉及领域也更加宽泛，文化领域也成为一大重点。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双面效应，其中负面效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在多方文化和价值观冲击下，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渐渐模糊和淡化的趋势，导致漠视中国传统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现象增加。与此同时，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产业，如影视产业在国内大受追捧，而中国影视却惨遭冷落，这不仅影响了经济效益，而且通过文化产品向国人传达西方价值观，冲击了中国传统价值观。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的路径
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所处困境，要从“结合”主体、思想认识和中外文化关系方面进行应对。
（一）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主体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要缝合差异单靠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难以实现，因此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者这一主体介入，而这一主体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和核心。其一，发挥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发扬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的主导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以“实事求是”、“小康社会”为代表，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的时代性创造。其二，重视除中国共产党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进行整体把控，而宣传实施工作则需要发挥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作用。
（二）辩证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
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差别，其根本差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其关联性，在对二者关系的处理上要坚持辩证观点，不能机械地将两者进行割裂，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否则就容易导致文化复古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倾向。
“第二个结合”是内容和形式的“双结合”。推进“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诉求，这一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话语套用，而是包含了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既要让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精神滋养，又要以中国语言和中国风格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表达形式和表现形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三）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互鉴日渐密切，推进“第二个结合”必然要顺应全球化浪潮，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并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融通，但在此过程中要保持头脑清醒，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避免丢失民族特性。
立足中国现实问题，坚守民族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其五千多年的智慧积淀能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若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便难以发挥效力，只有用于指导实践才能彰显其价值；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成为科学的行动指南，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要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落脚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第二个结合”的“根”和“魂”，在吸收借鉴其他优秀文明成果时要警惕在纷繁的世界文化市场中“迷路”，走进“全盘西化”的误区。
吸收优秀文明成果，实现自我提升与对外传播“双赢”。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要实现文化复兴就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始终存在，在全球化趋势下，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能“闭门造车”，而要敞开大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一方面，将外来优秀文化融入民族文化血液，以此来丰富本土文化，有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提升；另一方面，随着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国际话语权得到提升，又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国际影响力。
四、结语
“第二个结合”是双向的发展过程，此“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且有利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范畴，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日(02).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