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思潮而写的。就当时的历史实态来看，《实践论》批判了“左”和右的错误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作了哲学上的论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主义为指导的大革命运动归于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四年之久，使整个中国革命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极力反对陈独秀的的错误路线在土地革命时期，他不断地与“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相斗争，并多次受到排挤。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然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错误路线的影响依然严重地存在着。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中国革命处于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各种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从哲学的高度批判过去的错误的思潮，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来统一全党的认识，迎接新的革命形势。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它不但阐明了党在新形势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而且着重从政治路线上批判了错误路线。1936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经验，集中地批判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只有完成了哲学上的拨乱反正，之前政治和军事上的批判才是彻底的。1937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为了讲授，毛泽东在1936年至1937年期间，阅读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西洛可夫、艾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泽东通过大量地阅读，编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就是其中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一部分教条主义者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还有一部分经验主义者拘泥于自身的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内部本质规律。这两类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同时这两类错误思想给中国的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实践论》的问世，是毛泽东对军事和政治错误路线拨乱反正后的又一次肃清，对全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教育，是毛泽东长期从事革命实践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酝酿的结果，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伟大典范。
从《实践论》的诞生与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关系来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基本原理作实践的指导，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当时特定时代条件和发展情况所作出的个别论断。如果抱着个别论断和别国成功的经验，将它们奉为圣经，不顾本国的国情，就必然会导致革命实践的失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后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从现实出发，必然会在实践中出现错误的思潮。思想落后于现实的顽固派，他们看不出矛盾已经将事物推向前进，客观过程已经向前发展了，他们的思想却停留在旧阶段上，他们的思想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实践，他们理论与当前社会实践的本质是不相符的，因此他们就不能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不能充当向导指导社会实践的发展，用已经过时的理论去指导当前的实践，必然就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必然会导致社会实践的碰壁。思想超过客观现实的激进派，他们将未来的目标建筑在当前的社会实践上，他们的理论超过了当前社会实践的发展，其目标和当前的现实是错位的，他们把将来有可能实现的理想放在当下，而将当下的社会实践置若罔闻，这种是行动上的冒险主义。他们的错误是离开了当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必然也会导致社会实践遭受挫折。“左”和右的错误思想有共同的错误根源，那就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逻辑与历史、认识与实践脱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要批判和反对错误思想，一定要坚持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
毛泽东的《实践论》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那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就是坚持一切的认识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一切的认识都必须到人民群众中去接受人民群众的实践检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质是群众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是双重方面的。
从理论层面来看，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立足中国具体的社会实践，不断地总结中国实践的经验，将之上升为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胡锦涛说:“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空间就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只有扎根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才能体现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品质。从实践层面来看，只有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的功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反映了社会实践的正确认识不仅能够解释社会，而且能够指导社会实践，能动地改造社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实践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从本质上说，中国经验就是对中国实践的科学总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中国经验蓬勃发展，中国道路备受瞩目，中国实践硕果累累，就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立足中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经验，作出理论的概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中国社会实践的历史的统一，实现结合的关键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将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的实践之中。毛泽东《实践论》明确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4］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确定推进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必须要由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中国的具体实践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科学地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运动洪流之中，牢牢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才能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无疑是《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认识层面最大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2］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11.
［3］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