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大都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起点，对其哲学思想的起步、演进、形成和发展完善展开研究。本文试图深入挖掘马克思第一次哲学转向的双重逻辑，以期引起学界对马克思最初哲学思想演进的重视、勘定、发掘。
一、在大学时代初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可归宗于康德哲学和费希特哲学
1836年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后不久，为了给法学奠定哲学基础，就开始学习哲学。他首先钟情的是具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色彩的康德哲学和费希特哲学，前者强调人有自由意志、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后者高扬人的自由创造精神。
他首先喜欢的为什么是康德哲学和费希特哲学呢？从其自身方面来看，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长期受父辈和师长自由主义精神的熏陶。父亲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未来的岳父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和亲自指导马克思学业的中学校长维登巴赫，这三人都深入研读过启蒙思想家的著作，都深受时代自由民主思潮和自由民主运动的影响，都富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他们是马克思的第一任人生导师和思想启蒙者，为马克思孕育自己的哲学思想提供了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丰厚精神土壤，对马克思形成自己的哲学偏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
第二，他与燕妮热恋而又对恋情没有把握所造成的既幸福又焦虑的微妙心理，不但激发了他的浪漫主义情怀，而且助长了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倾向。这也是他偏好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康德哲学和费希特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黑格尔哲学的晦涩难解也是使马克思厌恶并远离黑格尔哲学而首先喜欢上康德哲学和费希特哲学的原因之一。马克思曾坦承：“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段，我不喜欢它那离奇古怪的调子。”[1]可见，马克思首先钟情具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色彩的康德哲学和费希特哲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1837年在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也坦承他在创作新的法哲学的过程中，曾借鉴了费希特的《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也参考了康德的《法学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在为创作《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做准备的过程中，他也曾研读了谢林的著作。这说明，大学时代初期的马克思首先是康德哲学、费希特哲学的信奉者，对谢林哲学也有一定的研究，而黑格尔哲学则没有得到马克思的青睐。这种情况一直到持续到1837年春马克思生病疗养期间开始系统研读黑格尔哲学时。那时马克思“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2]自此马克思才正式转向了黑格尔哲学。
综上可以得出样结论：在大学时代初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可归宗于康德哲学和费希特哲学。
二、马克思的第一次哲学转向及其内在逻辑
马克思为什么会由康德哲学、费希特哲学和谢林哲学转向黑格尔哲学呢？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马克思第一次哲学转向是个人思想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1837年写给父亲的信中开头写道：“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机，它好象是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3]这句话所概述的就是他自己思想转向的事情，同时也折射出其思想转向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在把哲学和法律结合起来学习的过程中，曾试图把法哲学贯穿于法的所有领域，并为此创作了300页的著作。但在创作过程中，他思想上遭遇到了困惑甚至危机。
在写作法的形而上学部分时，令马克思感到苦恼的是“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4]从对“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所造成的困惑的反思中，马克思认识到：第一，“应有”的东西就犹如“数学独断论的不科学的形式从一开始就成了认识真理的障碍”，[5]因为从概念出发，主观围绕着客观说三道四，这种主观决定客观的运思方式，并不能揭示事物本身多方面的内容。这是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评。第二，应该研究“实有”本身，并且不应该主观任意地割裂它们。马克思强调：“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6]由此可以发现其唯物主义立场及其辩证法思想。这表明，马克思此时已对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表示了不满，开始向唯物主义立场靠拢。
在写作法哲学部分时，马克思按照康德的《法学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拟定了私法和公法的条目，然而最终证明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他写道：“ 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7]可见他已感觉到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抽象、空洞和虚假，感到没有新的更深刻的哲学自己就无法前进，于是重新钻研哲学并自创了一个具有新的哲学原则的新哲学，但他又认为自己的新哲学“不恰当”。我们在这里仿佛看到了一个正处于思想转型之际，彷徨着正在探索出路的鲜活的马克思！
出路到底在哪里呢？无疑应转向能够解决他所遇到的困惑和问题的其他哲学，由此马克思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正是这个探索方向引导他从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康德哲学和费希特哲学逐渐转向了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黑格尔哲学。然而他向黑格尔哲学的转向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研究谢林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曾尝试运用黑格尔哲学辩证法创作了“《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8]但创作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因为“在这里，彼此完全分离的科学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了”。[9]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威力使马克思不由自主地感叹该著作“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10]这里的“敌人”指的是黑格尔哲学，这样的用语生动地表达了马克思尽管厌恶黑格尔哲学“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却又“不得不把我所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来加以钻研的复杂心情。这种感情与理性的冲突给马克思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烦恼，以至于他“有几天完全不能够思考问题”。[11]可见，马克思是在感情上不情愿接受而在理智上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么一种苦恼而又无奈的心境下转向黑格尔哲学的，转向期间他所经历的心灵的痛苦挣扎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对于向黑格尔哲学转向的艰难，马克思曾强调：“由于不得不把我所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而感到苦恼，我生病了。”[12]但理智最终战胜了感情冲动，他再次钻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大海里，[13]这开启了他一生中一段十分重要的思想历程，使其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思想精华。
从上文可知马克思第一次哲学转向是经历了内心冲突和挣扎的，但这个痛苦而艰难的转向却是其个人思想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2、马克思第一次哲学转向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
上文揭示马克思的哲学转向是其个人思想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这属于其哲学转向的表层逻辑，而只有梳理从康德哲学到黑格尔哲学的发展脉络，才能深入理解其哲学转向的深层逻辑。
从康德到黑格尔，在经济政治落后的德国竟然能够能密集地产生出如此多的伟大思想系统。[14]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思想家生活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的”国度，[15] 这使他们共同背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进行思想启蒙以弥合分裂、促进进步，由此他们的思想长江后浪推前浪般地形成了一个汹涌澎湃的思想洪流。德国思想家的伟大思想体系之所以会如此密集地出现，除了他们渴望推动祖国统一和进步的使命感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思想前后相继的内在逻辑使然。
首先，康德哲学思想开创德国古典哲学。康德把人有自由意志确定为一个公设，给人的自我行为的自主性、能动性奠基；他希望德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以图为德国开出一条通向自由的小路。他还同情人民的疾苦，并表示对普通民众的尊重，他说自己“蔑视无知的普通民众。卢梭纠正了我，我想象中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16]不仅如此，他还坚定地宣称人是目的，而不应该被当成手段，致力于维护人的自由和权利，力图将人从单纯因果必然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此外，康德肯定人有理性，但又认为人的理性不是万能的。
其次，费希特哲学思想源自康德哲学思想又扬弃了后者。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中最大胆最富有实践精神的哲学家，他不满意康德的谨小慎微，主张人民有权力通过革命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此外，他也不满意康德对物自体的界说，力图取消康德的物自体。他让作为绝对主体的自我来设定一切，设定他物或非我，用主体把客体或康德的物自体给吞噬掉了，从而也就把主体的功能或作用不适当地夸大到了极端的地步。
再次，谢林又扬弃费希特的哲学思想。他试图避免费希特过分夸大主体功能的不妥当做法，但又竭力使自己不至于过分倚重客体的作用，为此他努力寻找连接主体和客体的依据。他说：“这种更高的东西就既不能是主体，也不能是客体，更不能同时是这两者，而只能是绝对的同一性。”[1７]对于绝对的同一性到底怎样把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他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证，以至于招致黑格尔对他的批评。
最后，黑格尔集成谢林等前人哲学思想，把德国古典哲学推向顶峰。他认为谢林的绝对同一缺乏历史过程，为此讽刺谢林思想的浅薄。黑格尔用绝对精神代替绝对同一，以思辨的方式论述了绝对精神的历史发展过程。绝对精神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之前，以纯粹逻辑概念的方式进行一系列自我演化；然后将自身外化为自然界；再往后又进行自我否定，转化为精神并返回自身。这个极为思辨的论证富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由上可知，马克思哲学转向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从康德哲学到黑格尔哲学的发展脉络表明：从康德到黑格尔，每一位后来者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扬弃前人的思想精华，完善其不尽人意之处，把思想的火炬燃烧得更旺更亮，继续往下传承，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给人这样的感觉：从康德哲学到黑格尔哲学，就好像是一口气哈成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就好像是一条从源头奔流到大海的波涛汹涌壮观的完整的思想大河，而马克思由康德哲学、费希特哲学、谢林哲学转向黑格尔哲学，就好像是其思想之舟在德国古典哲学这条思想的大河上顺流而下，尽管航行过程中遇到了激流险滩，但毕竟是一路向前，毕竟是航行到了大海！因此马克思的哲学转向不仅是其个人思想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
三、马克思第一次哲学转向的意义
马克思第一次哲学转向的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使马克思由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立场转向了现实主义立场。黑格尔的语言尽管极为晦涩抽象，但其哲学所探索的对象却是现实世界本身，这与康德探索抽象的自由、理性不同，与费希特空洞地探讨抽象的绝对主体也不同，与谢林只给出一个毫无现实内容的绝对同一也不一样。其二，使马克思接触并掌握了系统的辩证法思想。黑格尔用抽象的语言阐述了绝对精神的运动过程，但其中体现了辩证法思想。马克思通过研读黑格尔哲学，从中吸收了博大精深的辩证法思想。
这个转向使马克思得以秉持现实主义的立场，立足于现实进行观察和思考，不断清洗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杂质，不断向唯物主义靠拢，同时也使他善于辩证地分析解决问题，所有这些使其在自觉关注现实世界、辩证分析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借助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强力推动，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源，逐步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而在历史的天空留下了永恒而精彩的生命轨迹。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克朗纳.论康德与黑格尔[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3]席勒.审美书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4] 诺曼·康蒲·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1．
[5]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1．
作者简介:李相军（1974.8-），男，汉族，河南濮阳，博士，内聘副教授;研究方向：现代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