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践论》的写作背景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写作于1937年7月，最初的《实践论》并不是一篇独立的文章，而是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时所写的讲义，，后来总政治部宣传部将讲义进行了整理，合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该提纲分三章，分别为唯心论与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实践论》处于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并于同年9月以油印本形式发表。由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
第一，从党内思想问题来看，当时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种是经验主义倾向，另一种是教条主义倾向。经验主义者认识不到理论对实践的重要意义，拘泥于用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实的问题，不懂得与时俱进；教条主义者则是生搬硬套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认为书上说了才是对的、经过正规训练而获得高学历的革命者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概拒绝中国革命自身积累的宝贵经验和任何其他组织和力量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他们在军事上则采用冒进主义和逃跑主义，完全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从党的领导层开始，逐渐渗透到党的各项政策和路线中，尤其是军事和组织路线中的错误，严重威胁了革命的成功和党的建设。
第二，从时代背景来看，当时中国革命处于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折时期。1931年开始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党内占据重要地位，1934年达到顶峰时期，其带来的后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并直接导致了1934年10月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撤出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初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面临抗日战争的严峻挑战时，毛泽东同志意识到必须要清算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端正思想，才能对付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
第三，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看，是毛泽东思想逐步走向成熟过程中的著作。毛泽东同志于1929年12月所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开始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进行剖析和批判。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坚决反对党内“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问题，批评红军在革命斗争中照搬别国经验，盲目执行上级指示。多次强调实践调查对革命的重要性，但未能使全党引起重视[1]。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全面总结政治策略上的经验，重点对党内长期存在主观主义和对于革命中的盲动冒险主义进行了批评。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大学作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通过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指出“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革命道路、军事指挥中的严重错误。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从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和发展大局出发，彻底批判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从思想根源上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避免错误指导战争，为中国革命找到新的思想武器。[2]
二、《实践论》的内容梳理
1937年7月间，为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厘清党内错误的思想路线、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革命队伍，毛泽东创作了《实践论》。
《实践论》是毛泽东系统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哲学著作，该著作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为中心，系统地论述了能动的反映论，阐释了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深入论证了实践与认识的矛盾运动。
《实践论》全篇共有26个自然段，按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1—5段，全面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唯心主义认识论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区别，即辨证唯物主义的认识了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阐述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的具体形式，除了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还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不同形式的实践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地位不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两个鲜明特点，即阶级性和实践性，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3]。
第二部分为6—24段，指出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并阐述了认识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辩证过程，揭示了认识发展中的两次飞跃。认识的过程首先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深入论证了实践与认识的矛盾运动。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实现了认识的第一个飞跃，但更重要的是第二个飞跃，即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指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一个人要想有知识就应该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阐述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指出要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批判了哲学史上的唯理论、经验论；批判了党内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
第三部分为25—26段，该部分对全篇内容做了总结，概括了认识运动辩证发展的总规律。
《实践论》同《矛盾论》一起，标志着作为毛泽东思想核心和灵魂的哲学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同时标志着以毛泽东思想为科学指南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理论上逐步走向成熟，不仅如此，《矛盾论》和《实践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开篇，是后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自己的路”的“源头活水”。
三、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中国传统“知行合一”思想的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入审视和评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明确提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那么，以《实践论》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中华传统“知行合一”思想为例，我们要如何将两者进行有效结合？
上文中梳理了毛泽东在《实践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具体内容。在传统文化方面，我国历史上关于“知”和“行”关系的讨论，始于《尚书》中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意为懂得道理并不难，实际做起来便困难了。自此以后，历代思想家、哲学家都有对知行的关系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一直没有统一的结论。到了明代，朱熹和陆九渊都主张先知而后行，并成为明代知行关系思想的主流，而同时代的王阳明却破天荒地提出要“知行合一”，他反对将知和行割裂来看，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擦处即是知”,认为知和行是相辅相成的。虽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仍然停留在关注人们的思想道德层面，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这一理论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辩证法的原理。
研究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相结合，首先需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求同存异。两者都体现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知行合一”理论主要关注培养人的素质和道德修养方面，引导人们提高思想认知水平，制定远大的奋斗目标，并以此来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时指出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 能够对实践予以一定的引导, 并促进实践的发展，还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5]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中国传统“知行合一”思想有机结合，就是要让人能够时刻有着清醒认识，保持正确的政治立场不动摇，要意识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树立良好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使人们自觉树立健康积极的心态，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从而实现对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
第二，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知行合一”思想都是浓缩的哲学思想精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抓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结合时代特点，丰富其内涵和内容。如今, 在已经被注入了时代内涵的哲学领域当中,, “知”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结构, 它突破了传统的条条框框和理论束缚, 是人们在经过大量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之后, 所获得的真理。[6]“知行合一”不再只是关注思想道德修养的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不只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 而是人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支撑，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实践才能收获成果，只有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因此, “知行合一”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注入了全新的内涵, 同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依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博大精深的思想瑰宝，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源泉。[7] 促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也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举措不仅能够对当代人们的思想予以正确的引导, 同时还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 在新时代背景下, 应该赋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知行合一”以新的思想内涵,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传统文化在进行碰撞的过程中迸发出新的火花, 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提供思想动力。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袁晓妹.从百年党史看“两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05):12-18.
4、赵信彦,周向军.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03):3-11.
5、王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发展论[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0(02):6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