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文塔克从文学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主张遵从解释注意范式，把通俗文化作品中“把虚构人物的经历和产生这种经历的历史结合起来，从而使文学解释学成为社会学知识的一部分”并把它看作“破译文化进程的密码”，分析社会群体与个体的现代性症候。如今，短视频是通俗文化主要表现形式，通过对其研究与分析透视社会，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洛文塔克与消费偶像
在《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洛文塔克提出了“消费偶像”这个概念，认为其是大众文化的产物。通过对美国流行杂志中传记的分析发现，20世纪40年代，娱乐界人士在传记中的数量占据了第一位，体育界人士也成为被选率最高的人。大众的偶像成了电影界、夜总会、舞厅的头面人物。这种现象表明，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消费已经取代了生产，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作者通过“最高级的修辞”“高级与低级修辞”“特别为你”的语言使用，把对人类生活的表述和对商品的表述等量齐观，用促销语言取代了评价语言。通过直接引语使得读者产生与个体相处的感觉，通过消费描述使读者感受到自身与这些传记人物的相似之处，增强带入感与情感体验，激发消费欲望的同时隐含着遵循与顺从，而个体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则在其中逐渐被消解了。
二、网络社会与观点偶像
网络社会与工业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必然会带来另外一种偶像。这种偶像既不是在生产领域，也不是在消费领域，而使在观点领域。因此本文以抖音APP中情感类短视频为研究对象，在抖音APP抽取200个此类账号并对其发布的视频进行1个月的田野观察，分析此类短视频建构出的偶像。并根据洛文塔克提出的模型进行分析与归类。
这类偶像的特点在于其“观点人设”的单一性，在观点领域只输出一种观点或一个视角，相应的结果是他的粉丝也主要是特定年龄、特定性别、特定职业、特定社会阶层的一类群体。他们对于粉丝的作用首先在于使其获得情感认同。通过与其相同的观点、视角与经验将“偶像”划入“我们”的范畴内，与粉丝之间产生情感链接，进而达到一定的商业目的。
观点偶像的价值在于“替代性思考”。戈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用以感知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由于互联网信息的海量和及时性特征，事件与话题的起落非常迅速，以至于人们疲于接收事实而缺乏思考的时间与耐心。而这类偶像往往能够针对海量的事实做出迅速的思考与反应，依据其人设所对应的框架对事件进行分析与定义，进而得出更浅显易懂的结论。而其粉丝通过消费他们的作品产生认同，进而产生了自己已经对事件进行思考的满足感和该事件并未超出自己既定认知框架的安全感，保持对周围环境的“确定性”。而对于那些超出认知框架的信息，“观点偶像”则能够将该类事件归入大多数个体的既有的框架中（他们可能使用某些语言技巧或逻辑把戏，得出被接受但并不正确的结论），进而把“不确定”信息对个体内在稳定产生的影响降低，缓解个体的焦虑。但同时这也意味着粉丝自愿放弃了自我反思，以便修正或扩大自己既有框架的机会，造成发展性与独立性的丧失，其原本不完整的框架日益固化。
从语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偶像大量的使用“因为、所以、因此、首先、其次”等具有逻辑关系的连词以及列数字，举例子等论证方法。其目的是使他们的观点看起来更具逻辑性。一方面，短视频的短平快特点意味着受众很难有时间细致地理解与体会，甚至完全不在意其内在逻辑，因此这些“小把戏”可能很难被发现。另一方面，出于文化工业品高效生产地基本需求，其文本也很难得到精细地打磨。因而大量使用逻辑关系类连词可以使乱七八糟地文本内容在受众眼中变得严谨、可信。此外，“千万不要，我从来不，不可能，绝对是”等绝对性词汇和“最重要，最不可能”等最高级词汇的频繁出现代表着这类偶像观点的绝对化。这类表达通常包含着最大程度的确定性，这种不容辩驳观点的大受欢迎表现出现代人对确定性的渴求，同时表现出现代人批判性与创造性的缺失以及对他人高度的依赖性。同时，从形容词与名词角度来看，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刻板印象类词组被大量的使用。例如“渣男、捞女、大龄剩女、”等。能够发现文本中隐含着社会观念和价值评价标准。例如“渣男”的使用隐含着对男性承担相应责任的期待，“大龄剩女”的使用则隐含着将婚姻作为评判女性的尺度。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类词组的使用中，负面性评价词组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正面性，这一方面是由于相对于现实生活，互联网本身作为一个具有匿名性的“场所”，发泄负面情绪的成本更低，因而负面情绪更容易被放大，也更容易引起共鸣与认同。而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现代人情绪发泄与认同的需求。这种认同的需求来源于现代社会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带来了是非界限的消弭，这使得个体本身的价值判断出现混乱，进而带来认同需求的提升。而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的价值标准也相应的更模糊。这意味着个体对“我就某事产生某种情绪是否是正当的”存在疑问，因此需要观念偶像的存在对其负面情绪的正当性给与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缓解了混乱带来的焦虑，但同时，当个体将情绪也依赖于他人的时候，一方面逃避了自己对自身处境的责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情绪越发缺乏自主性，因而极易被引导乃至推向极化。这就是依赖而造成的不自由。
三、消费偶像与观点偶像的异同
消费偶像的本质是将“成功”进行消费式简化归因，进而获得想象的消费体验，激发消费需求。而观点偶像的本质是制造确定与认同，进而缓解现代性焦虑。这二者本身都是对现实问题的逃避，目的是缓解心理不适，结果是造成对自由的让渡。从古至今，逃避性与娱乐性一直是通俗文化的主题，尽管表现形式因经济、社会、媒介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其基本特点与作为文化工业的本质内核都从未发生改变。而这也能够解释本书在面对通俗文化时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从批判主义视角出发，他对娱乐与逃避带来的个体自主性缺失与精神上的不自由持否定态度，但又对由社会底层人民自发产生的，用以对抗外在混乱、维持自身稳定的文化表示理解与同情。这也是同时使用社会主义理论与精神分析理论带来的必然结果。
但是，通过文学社会学分析，我们看到从生产偶像到消费偶像再到观点偶像背后折射出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变迁，看到了社会发展趋势的“变与不变”，也证明了洛文塔克作为文学社会学家存在的意义。但是，将精神分析作为理论依据依然存在牵强附会的可能性，得出的结论也未免存在过度解读之嫌，因此，洛文塔克对经验主义范式的批判不应是全部否定。其起源于控制性的恶不应妨碍在研究中借鉴其相对合理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因此，不妨在推论的基础上加以经验主义论证，进而避免相关结论的主观主义。
参考文献：
[1]利奥•洛文塔尔.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赵玥，女，1999年12月出生，满族人，北京印刷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网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