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取得丰硕的成果。中西翻译传统是世界翻译史上的两大翻译体系，由于他们源自于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以及不同的语言文化，不同的翻译材料，不同的哲学思想背景，决定了他们有着各自独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本文从翻译理论意识、思维模式、表述方式等方面着手，对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中西翻译理论进行分析对比，探讨对造成中西方翻译理论差异的原因。
一、翻译理论意识方面上的差异。
长期以来，中国的翻译理论历来更为关注翻译研究的实用性，而疏忽翻译的理论性研究。因而，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更多的时候，关注的重心是翻译出现的困难、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困难的等实用性和针对性比较强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相当长的阶段，翻译理论的专门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原因。翻译理论的研究，更多时候仅限于翻译方法和技巧上。比如，支谦“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直译方法；玄奘的 “五不翻”等，更注重具体的翻译的操作方法；以及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同样也是侧重于翻译的实用性，而不是翻译的理论性问题。即便在现代翻译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还有不少人对翻译理论持有偏见。有人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只能“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应受到任何理论的约束。提起翻译理论，有的人也只是围绕着“直译和意意”等问题来探讨，在他们眼里其它的理论都是多余没必要的。可见，中国传统译论存在偏重使用价值而忽略理论价值的研究的倾向。相对于中国传统译论，西方更重视翻译理论的抽象性、条理性和系统性。比如，哲罗姆等人明确区分直译于意译，泰特提出的翻译原则与规则，以及奥古斯丁论述翻译的语言学问题。这些翻译家们率先将翻译的重心从翻译的具体操作提升到翻译的分析和系统总结的理论层面。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译论研究更多倾向于理论性而不是实用性。到了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专著更是如雨后春笋的涌现，如耐达的《翻译科学探讨》、霍姆斯的《翻译研究的定名于定性》、威尔斯的《翻译系：问题与方法》、以及图尔里的《翻译理论探寻》等等。这些理论家们主要关心的，是 如何对翻译实践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描写，对翻译中的各种关系进行严密的分析，以及通过描写和分析来推出翻译的规则和理论。正因为如此，西方的翻译研究更注重抽象的立论多于重经验总结、重描写多于重规范，西方的翻译传统才得以产生较多抽象的立论成果。
二、翻译理论思维模式上的差异
由于东西方的社会文化和哲学思想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中西方在翻译领域上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在中国，儒教、佛教和道教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可谓是根深蒂固，几乎所有这些教派都是强调人的悟性，强调人对物的了解只能意会而无法言传的理念。而西方的哲学思想深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则强调人的理性思维，强调人对世间万物的理性认识。正是基于不同哲学思想体系，使得中西翻译理论的思维角度和研究方式有着根本上的差异。中国译论传统中的悟性思维倾向较为明显，强调译者的主体意识，重视译者在翻译中的主观能动性。中国的翻译家们趋向认为翻译质量的好坏取决于译者的个人天赋和语言才能，而不注重翻译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共同规则。在涉及翻译问题时，他们往往凭个人的感悟和兴趣自由发挥，而不是意识的去进行有针对性与系统性地阐述翻译中的问题。相比之下，西方翻译理论则有着较为明显的理性思维的倾向。主要表现在，西方翻译理论家门在探讨翻译问题是，有着较强的“客体”和“受体”意识。也就是说，他们看重对翻译原文作者与文本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注重对读者因素的考虑；注重对于翻译理论的系统总结和归纳。
三、翻译理论表述上的的差异
对于翻译理论和思想的表述，传统中国译论比较模糊和含蓄。立论者往往不对某个翻译理论或思想做出明确的界定，而是把对它的理解和解释交给他人，给人们较大的联想和领悟空间，正所谓“一切尽在不言中”，但无法给翻译实践做出明确的指导和规范作用。比如，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理论。何谓“信”，何谓“达”，以及何谓“雅”？严复本人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解释，而汉语语言本身在表意上又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因而，对“信、达、雅”这三个字的理解，只能依赖人们对他的概念进行联想与领悟了。在西方翻译理论传统中，立论者往往会对某个思想或理论的意思进行明确的解释和界定。任何简单、含糊其辞的表述，它的可信度都会受到质疑和排斥。由于深受到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的语言和翻译研究，历来重视形式逻辑，重视分析、推理。因此，与中国翻译理论相比较，西方翻译理论更注重语言形式的表述，凡事都很严谨说清道白。这也是西方在翻译界涌现出大量关于翻译问题的专著，以及用来描述翻译理论的译学术语的原因。
四、翻译研究思想的开放性的差异
每一个民族的翻译思想和理论传统，都深受该民族思想文化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人素来都有崇尚权威、重视传统的心理。对古人和圣贤所提出的思想和理论，往往推崇备至并理所当然的接受。思想相对趋于保守，不太善于去打破条条框框，缺乏求变、创新的精神。这种相对保守的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翻译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比如，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一直在中国翻译界中被当做金科玉律一样推崇。以至于一直到今天，中国翻译理论依然无法对它的权威性实现超越。而西方人相对比较具有冒险和挑战权威的精神，开放性思想使得他们更乐意去求变和创新。这也是为什么在翻译领域里，不同时期西方都涌现出不少著名的翻译家，以及翻译理论思想层出不穷的原因。
五、反思
尽管中西方的翻译理论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是它们都对各自的翻译实践活动产生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例如，中西方翻译理论对翻译原则、翻译标准、翻译程序翻译方法等等都进行深度的探讨，各自的各种理论和思想都对各自的翻译实践活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如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译经分工十一法”，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的“化境”，以及古罗马哲罗姆“世俗文学翻译用意译、圣经翻译用直译”的主张、法国多累的翻译五要素、阿伯兰库的“美而不忠”的翻译观，英国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泰勒的翻译三原则，德国斯莱尔马赫“不是尊重作者就是尊重读者”的翻译观等等。所有这些人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都不同程度的对各自所属的翻译领域做出重大的贡献。通过对比中西翻译理论的差异，让我们看到传统中西理论之间存在的差距。相对于传统中国翻译理论，由于西方在翻译领域尤其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的起步比中国要早，西方的翻译理论不论是在量和质的方面上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西方理论家向来将翻译置于原文和译文的多维空间，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同时，他们注重对翻译实践的抽象超越，并善于对理论进行系统总结和归纳，这也是西方翻译成果更为丰富多彩的原因。在改个开放和全球多元化的今天，我国从事翻译研究的工作者任务重大。一方面，我们要以虚心的态度看待差距，对于西方先进的翻译理论，我们应积极地引进和借鉴，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少走弯路，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致力于理论上创新，进而丰富与推动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以批判的态度去接受西方的理论，取长补短而不是盲目地全盘照搬照抄，更不能妄自菲薄，甚至于出现“言翻译理论必西方”的自卑论调。毕竟和西方翻译理论一样，中国翻译理论源远流长，并且自成一体。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必须建立在理论者的自信上，尤其是民族文化自信心。对中西翻译理论差异比较的目的，就是找到中西翻译理论差异的根源，明确差异对比的意义，为中国自己的翻译理论的发展找到相应的对策，只有如此，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才能得到提高和进步。
参考文献
[1]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2]谭载喜． 翻译学[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3]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4] 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作者简介]潘晓东，男，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和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