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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沈记》所见中朝文人书画交往

​纪心琦

暨南大学,广东广州,510000

摘要: 在明清时期,中朝两国的交流密切,这段时间朝鲜多次向中国政府派遣朝贡使臣。《入沈记》记载了作者李田秀跟随沈阳问安正使的使团访问沈阳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其中对与“万泉居士”张裕昆的交流着墨甚多,书法艺术也在三人交往过程中发挥了媒介作用,同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关键词: 《入沈记》;中朝交流;燕行录;书画交往
DOI:10.12721/ccn.2023.157002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燕行录所见中韩书画艺术交流史料研究》项目编号:2501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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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沈记》及其作者

癸卯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皇帝前往沈阳(时称盛京)祭祖,朝鲜正祖国王派遣“圣节及沈阳问安”使团前往沈阳迎候圣驾。由于乾隆推迟了到沈的时间,九月才到沈阳,提前到达的朝鲜使团就在沈阳多待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作者李田秀跟随使团一行人,与当地文士的交往,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交流。李田秀将此次沈阳行付诸笔端,形成了《入沈记》。其内容丰富而广博,是一部百科性质的燕行日记。

李田秀(1759—?),字君稷,号松宅,祖籍朝鲜延安,唐中郎将李茂的后裔,朝鲜著名文学家、诗人李石亨的第十一世孙。曾祖正臣,祖父喆辅,父学源。

李晚秀(1752—1820),字成仲,号屐翁,谥号文献,李福源的次子。历任六曹判书,颇有文名,有文集《屐园遗稿》流传于世。

《入沈记》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具体记录了满汉关系下的政治体制、盛京商业繁荣现状、军事边防、中朝关系、都城建筑、文化礼仪与宗教风俗,还有科举考试以及部分历史人物的记录,所涉及的内容范围甚广,为后人了解盛清时期沈阳的社会现象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二、书画品鉴

迄今为止,张裕昆并没有被清代官书与东北地方文献所记载,没有科举功名,没有出仕做官,如若没有《入沈记》这本书的存世,我们就不会认识这位“万泉居士”。张裕昆本名张又龄,字裕昆,号万泉居士。其祖先在清初时,编入汉军八旗,因其父亲早逝,为维持家庭生活,弃学从商。张裕昆虽是个商人,但喜爱书画,其收藏的书画作品“价值连城”。李氏兄弟在与张裕昆的交往中,互赠诗文、书画,李晚秀还为其撰写《万泉录》,等李氏兄弟离开之时,张裕昆还亲自到朝鲜使团驻地告别,可见双方情谊之深。李氏兄弟在入沈之后,与张裕昆相遇在张家。刚见面时,李田秀见张裕昆“颁(斑)白颜发,中人身材,颇有林下气”,似乎很是平常,但在双方进行交流之后,李田秀见张裕昆一再谦称自己“布衣”百姓、经商“市人”,不由对他的学识有所怀疑,于是写下“徐乾学”“朱竹垞”“顾宁人”几个文人姓名进行试探。这几位都是清代有名的文人学者。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健庵,清代大臣、学者。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清朝词人、学者。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李田秀写下这三位著名清代学者的名号,张裕昆都能对上,可见其学识不浅。几番的笔谈对答后,让李田秀对张裕昆的学识有所了解,对其渐起敬意。而张裕昆也看出朝鲜客人在考查他的学识,便主动发问“贵国有闺秀徐素樊,八九岁能咏诗,果然否?”就是这一问,让李田秀知道张裕昆并非等闲之辈。商人出身的张裕昆不仅对中国的文人了如指掌还知道朝鲜有一位八九岁就能咏诗的女诗人,同时家中还藏有她的文集,这样的学识令人赞叹。此后,双方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张裕昆作为一位儒商,把自己对文化的热爱倾注到了书画的收藏之中,购买了许多著名书画家的作品,其书画藏品使朝鲜客人大开眼界。李氏兄弟第二次来访张裕昆,询问“有何佳品笔帖”,张裕昆为其展示了“《淳化帖》右军父子卷、《玄秘塔》、董其昌临《黄庭经》、松雪帖。”

“淳化帖”即《淳化阁帖》,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皇室秘阁所藏历代法书,命侍书学士王着编成“法帖”,宋代重辑、翻刻者颇多。张裕昆收藏的“《淳化帖》右军父子卷”,即阁帖所收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作品的摹刻拓本,极其珍贵。“玄秘塔”即《玄秘塔碑》,是唐朝书法家柳公权的作品。“松雪帖” 应为元代书家赵孟頫所临摹《黄庭经》。通过这几幅珍贵的书画藏品,我们不难看出张裕昆对书画的喜爱以及他对书画品鉴的眼光极佳。

李晚秀称赞张裕昆所藏《玄秘塔碑》为“最难佳品”,而董其昌书法“不失颜公面目”。他感叹说:朝鲜流传董其昌的书法作品虽然不少,但多属赝品。而此帖独得晋人的神韵,实属难得。实则《玄秘塔碑》为柳公权之作,李晚秀所言有误。接者张裕昆问“朝鲜书法时尚”,李晚秀推出李匡师,称其为数百年来少有的大家:“弊邦有士人李匡师笔法,号数百年来罕有,年八十犹临钟王,可惜今也亡了。”李匡师(1705-1777),本籍全州,字道甫,号员峤、圆峤、寿北,18世纪(朝鲜后期)的学者、文人、书法家。他的思想基于先进儒学和阳明学,擅长时文,并在书法上创造了“员峤体”,在朝鲜书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作有评论其是朝鲜书法风格的创立者,著有《员峤书诀》,为后人研究发展朝鲜书法留下宝贵的资料。

在之前交流当中,李田秀回礼张裕昆,兼送柳灿(字景明)的作品。柳灿是朝鲜使团中的书法家,善篆书,张裕昆得其书后,又多次求其书,并邀请他前来做客。李氏兄弟便带着柳灿一起再次拜访张又龄。柳灿一到张家,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看米芾、沈周、赵孟頫和仇英的书画真迹,张裕昆回答道,只有沈周的画,赵孟頫的书画大多都是赝本,随后出示藏品。张裕昆向朝鲜客人出示了沈周的《淡墨山水图》一轴、《锦苋图》一轴。沈周(1427-1509) ,字启南,号石田,58岁后自称白石翁,长洲湘城(今江苏吴县湘城)人,明代著名画家。出身于书画世家,学识渊博,终生不仕。父恒吉,伯父贞吉,均为丹青之手。《山水图》作者评为“甚佳”;《锦苋图》张裕昆认为是赝本,但作者认为即使不是沈周所作,也是名家临摹。然后又出示戴梓《樵夫问经图》。戴梓(1649-1726),字文开,浙江仁和(一说钱塘,均属今杭州市)人。康熙三十年(1691),戴梓受到宫中侍卫和西洋人合谋陷害,被流放到关外,靠卖画谋生。戴梓的“诗雄劲,画尽诸家所长,书兼董(其昌)、米(芾)”。由于戴梓的流人身份,李氏兄弟是从张裕昆那里才听到他的名字,所以李田秀在书中仅仅留下“戴是自行车主人,笔法似是北宗矣”的评价。

张裕昆见戴梓的画作并未受到朝鲜客人的欢迎,又展示出传雯指画《渔翁图》。指画,也叫指头画、指墨,是用手指头画的中国画。指画的创始人是清代的高其佩。在高其佩之前,唐代张文通也曾用手指头修改画中局部,但没有系统地用手指头画出完整的国画。高其佩早年也用传统的毛笔画过画,但久久未能创造自家的风格,在他发明了指画后才独创一格,成为指画的开山祖。傅雯,字紫来,一字凯亭,号香嶙,别号头凯陀,奉天广宁(今辽宁北镇)人。擅指画,师高其佩,乾隆时供奉内廷为画师。李氏兄弟喜爱傅雯的指头画,并评价该画“笔势苍然,极有古意”“真名画也”。问他是否近世名人,张裕昆说确实是有大名头。在客人欣赏书画藏品之时,张裕昆拿出了一幅三十岁时的画像让大家欣赏,并请李氏兄弟为自己收藏的这几幅画题写诗文,李晚秀答应为他的画像题赞和序跋,并于次日草成二文。丰富的名家画作吸引着朝鲜客人。柳灿再次观赏案桌上放着的各种笔帖,发现之前见到的所谓“董其昌临《黄庭经》”,竟然是唐开元时玉真长公主的手笔,董其昌不过题跋于其下而已。

据记载“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县主,俄进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天宝三载上言曰,先帝许妾舍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赋,诚愿去公主号,罢邑司,归之王府”玉真公主是唐睿宗皇帝李旦第十女,受父皇和姑母敬奉道教影响,二十岁便入道为女冠,广游天下名山,好结有识之士,还时常向其兄玄宗推荐一些有才之士。玉真长公主亦擅书法,今见唐人写本《灵飞经》即其手笔真迹。该卷书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旧传为钟绍京所书,但卷尾“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长公主奉勅检校写”的落款,则明证其为玉真长公主所书。《灵飞经》卷后亦有董其昌行、楷书多处题跋 ,因此我们怀疑,这里所说的“董其昌临《黄庭经》”可能就是董其昌所跋的《灵飞经》。作者赞赏长公主的作品“笔法遒劲,少无裙钗意”。女性的字能写得如此遒劲,毫无“裙钗”气,实属难得!面对如此珍贵的收藏,柳灿不禁感慨道:“先生可谓富于书画矣!”而张裕昆则谦称道:“不足疗饥。”

三、书画酬赠

中朝友人往来交流,多相互酬赠之事。据《备边司誊录》记载:“使行到彼时,军官书记诸人中,或有稍解文字者则必以寻访彼人为高致,笔谈或唱和,甚至于求得诗稿弁首之文。及其出来之后,必因使行历行往复书札,彼以香茶,此以楮管,语言不择于忌讳,赠遗贻同于馈问,互相效尤,转辗成习。”在与张裕昆的交往当中也多次出现翰墨互赠,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交流方式。李氏兄弟首次访张裕昆,双方交谈甚欢,张便向其讨要朝鲜名人的字画:“贵邦有书画名笔,亦小幅一二纸,未知允否?”,但因李晚秀并未携带书画在身边,所以答应说,回去问问同行的人,如果有就带过来。再访张裕昆时,在张的家中见到了不少书画珍品。在李氏兄弟告别之时,张裕昆再次向仲兄李晚秀要一副斗方,李晚秀答应了。除此之外,张裕昆还求柳灿的篆书,书中记载的就有六次。可见,张裕昆对柳灿之篆书倍加喜爱和推崇,大概与其师英先生善篆书有关。据张自言:“弟之先生姓英,满洲人,善篆书八分。”索求对方的书画作品是一种对其人书画的欣赏,而在双方交流的过程中,也多有互赠对方书画作品的情况出现。

在双方交流中,张裕昆也到驿馆访李氏兄弟,李氏兄弟作下一首律诗和四首绝句,并写于黄白色花笺(笺,纸之精致华美,尺幅较小)送给张裕昆,而第二天张裕昆以未装册的《玄秘塔》榻本回赠李氏兄弟。张裕昆又出示《谷园印谱》,被作者委婉拒绝。《谷园印谱》二卷,由胡介祉编集,收录了清代东皋派印人许容的篆刻作品共一百方。李晚秀认为《谷园印谱》的印章虽然刻法古雅,但印文采用传奇小说的词句,不可取。因此张裕昆说:“此等书元是玩好,不足耽着。”收回了《印谱》,并未送出。

由于近来双方互访多次,彼此已经十分熟悉。在几轮交谈之后,凡有请索,有时也现场即兴挥毫。是日,李氏兄弟又访张裕昆,在案上见有明代高僧通润大师所著《楞严经》,不识此物,便又展开新的交谈。结束之后,仍要张裕昆“书对子(华俗于长纸上竖书古联四六长句对贴于壁,谓之对子)数纸”,而天色已晚,只能先行告辞。过了三天,作者陪仲兄李晚秀再次来访张裕昆交谈片刻,小酌过后,张裕昆“又请我们书字典,仲兄乱挥数三张以还。”而李氏兄弟也“要裕昆书一纸”,并评价裕昆“虽是拙笔,亦颇不俗”。同时,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李晚秀还派人送信给张裕昆,“书送万泉真赞,景明以八分书之,裕昆意也。兼送数种楮墨。”按照张裕昆的要求,李晚秀将自己所撰《裕昆真赞并序》一文,请柳灿用八分隶体写成书法作品相送,同时还送了多种楮墨。所以也能看出,除了书画作品,中朝文人还经常互赠文房用具,尤其是朝鲜人,其行囊中多备纸、扇、笔以作回礼送人。

四、结语

《入沈记》作为燕行文献,详细记录了满汉关系下的政治体制、盛京商业繁荣、军事边防、中朝关系等等方面,所涉及到的内容范围甚广,为后人了解盛清时期沈阳的社会现象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填补了清朝尤其是乾隆晚期盛京地区的史料空白。同时,还记录了18世纪中朝文人书画交流方面的活动,为研究中朝书画艺术交流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书中关于“万泉居士”张裕昆的记述,更是让我们了解了这位“韶颜英风,蔼然芳华”的满族奇才。而书中记录的作者(李田秀、李晚秀)与其他沈阳士人、官员、商人的书画交流的记录,更是对于了解和研究十八世纪中期中朝两国书画艺术交流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注释:

① 在早期《入沈记》中多署名李宜万,然经学者考证实为李田秀,而书中“仲兄”则为李晚秀。

②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

③ 通润大师(生卒不详),明天启元年(1621)撰《楞严经合辙》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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