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1931年—1945年），我国社会背景复杂，民族矛盾突出，但在如此高压下音乐文化不仅未曾衰落，反而呈现了一片繁荣之景象。音乐教育方面随之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其中陕甘宁、桂林和重庆的音乐教育发展较为典型，且本时期音乐教育变革具有新特点。
一、抗战时期陕甘宁地区的音乐教育
宁航的《抗战时期马栏革命根据地的音乐教育》中提到，抗战时期的音乐教育唤醒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并且积聚力量，促进了人民抗战的热情。当时陕甘宁根据地的教育建设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的楷模。抗战时期出现的如火如荼的教育活动，不仅推进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恢复与重建，且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做了保障。
抗日时期根据地的教育分为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后者包括群众教育和普通教育。群众教育的对象是普通人民，教育形式灵活且时间较短；普通教育主要是小学教育，设有正规的学制及课程。在此两种教育的推动下，培养体制趋于完善。
李诗原的《抗战音乐的主体和主流》一文中提到，抗战音乐始发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与之对应的是抗战音乐在延安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一时期陕甘宁地区集聚了大批音乐家，他们大多都来自国统区，在七七事变前参加过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这帮助了音乐家创作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此外，延安鲁艺、部艺及华北联大音乐系等学校也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
二、抗战时期桂林的音乐教育发展
在宁红霞的《桂林抗战时期音乐家的历史贡献》和阳婧的《抗战时期桂林音乐教育初探》两文中，均写到抗战时期桂林云集了大批音乐家群体，当时他们成立了许多音乐机构，且雨后春笋般地不断创办组织团队。专业音乐机构的蓬勃发展，促使音乐家们开展一系列抗战音乐活动，他们用笔下的音符为抗战文化做出了贡献，也展现了音乐家的担当。
这一时期，桂林出现了“岩洞音乐教育”—由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倡导，他提倡的是战时教育。这使得抗战时期的人们在战乱中相互抱团取暖。
刘文俊发表的《论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团体的生存环境》中写到，抗战时期艺术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国民党领导的支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于1938年9月，该协会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各大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发文致该协会，提出“仍希‘指导并鼓励文化作家从事民族文艺基础之建立及抗战文艺作品之写作’‘发动并鼓励文艺界人士往战区及敌人后方工作，扩大抗敌宣传，建立文艺通讯网’‘特别注意发展重庆市文艺界抗敌工作’”等。
水利和王璐创作的文章中指出，抗战时期桂林地区在社会因素影响下，群众积极开展了盛大的音乐运动。在由音乐家和群众组织的音乐运动的竞相开展中，陆续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他们为抗日战争创作了众多热血的音乐作品，在促进音乐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引导了桂林文化界的正确主张，确立了抗战时期桂林地区的文化走向。
盛婷婷的《略论抗战时期桂林地方戏改革》中阐述了抗战时期桂林地区戏剧的发展。戏剧演出凭借其独特的形式和盛大的场面，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宣传人民抗战的作用，且戏剧发展达到黄金时期。抗战时期桂林属于西南国统区，局势较其他地区相对稳定。其境内的大量文艺工作者，如民间艺人和音乐教育家等推动了桂林地方戏的革新。西南地区风靡的桂剧和湘剧更加广泛地流传于桂林及桂北等地。
由抗战期间桂林的音乐教育可见，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脱离其社会背景而论。
三、抗战时期重庆的音乐教育发展
在李晶的抗战时期重庆器乐作品研究的论文和艾智科写的《抗战时期重庆反法西斯音乐的创作、会演及对外交流》两文中，均提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迁至重庆，因此重庆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得到了繁荣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宣传抗战的声乐曲和合唱曲，器乐创作如器乐独奏、合奏音乐及钢琴音乐等也风靡至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国民政府的迁移，一些海外留学的作曲家也来到重庆。他们热忱音乐作品的创作，助推了当时重庆音乐的发展。例如美国留学的李抱忱回国开展音乐教育工作，在美国多元文化和多元音乐教育的影响下，他创作了大量歌曲。
此外，张华的《重庆抗战时期音乐的社会功能阐释》中写到，重庆作为战争的主战场，吸引了许多因战争被驱逐的音乐家来此，他们多数原任教于音乐学院，如陶行知、贺绿汀和施光南等。在重庆开展了高质量的音乐创作，极大推动了左翼音乐运动的开展。
就这一时期重庆的音乐创作来看，作曲家结合了审美建构和抗战主题，创作视角开阔，作品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高度关注。这推动了我国本土音乐与西方元素的融合，提高了这一时期的新音乐水平，也为我国艺术歌曲注入了新鲜血液。
四、抗战时期的音乐教育变革
（一）苏联音乐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影响
周诗典的论文《抗战时期苏联音乐及其对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影响》中指出：这些音乐家引进和传播了苏联的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模式等等。各大城市都出现了音乐家的身影，他们先后创办了上百所各种类型的学校，并吸纳了上万名学生，因此造就了我国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苏联音乐家创办的的音乐学校或训练班，积极开展了教学活动和公开演出，通过多种形式将苏联的音乐教育理念输入中国，为提升抗战时期国人的音乐素质奠定了基础。
1921年，哈尔滨第一高等音乐学校成立了，学校开设的主修课程有开设了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等；乐理和音乐史等为辅修课程。1925年，哈尔滨格拉祖诺夫高等音乐学校成立，其教学大纲取材于俄国皇家音乐学院，开设有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等主修课程；辅修课程包括音乐史、乐理、视唱练耳和音乐理论等。1927年，俄侨音乐家创办了哈尔滨音乐训练班，前期开设了钢琴、小提琴和声乐等课；后期加入了大提琴、合唱和合唱指挥等课。上海第一俄国音乐学校创办于1935年底，校长是赞德一日托娃。
由以上抗战时期哈尔滨地区音乐学校的创办可见，当时苏联音乐家在我国从事的音乐教学工作范围广泛，涉及科目种类繁多，尤其是钢琴、声乐、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长笛、和声和音乐创作等课程的开设。中苏音乐文化交流不仅为我国的音乐教育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丰富了音乐活动的开展方式，为我国近代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二）冼星海与“孩子剧团”研究
抗战时期的“孩子剧团”素有“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的称号，付冬生在其论文《冼星海与抗战时期“孩子剧团”的歌咏活动》中写到，该剧团主要以歌咏作为文艺宣传的有力武器。抗战全面爆发后，经由冼星海和贺绿汀等音乐家的推动，抗战音乐获得突破和发展。尤其以冼星海的功绩最为突出，他的创作体现出他对儿童和少年抗战文艺团体的关注。“孩子剧团”还尚未成立之时，部分学生就已接受过其音乐指导。
（三）抗战时期音乐师资培养研究
王洁在《抗战时期重庆中小学音乐教材考究》中写到：“音乐师资的培养是发展音乐教育的关键。”1938年3月，教育部在重庆设立了音乐教导员训练班，学员40人，课程为期六个月，考试合格者取得证书，并分派于各省辅导或开展音乐教育。该班音乐训练科包含：声乐、钢琴、音乐欣赏及社会教育概论等。
综上，就笔者关注的几大地区来看，这些音乐教育家有的流亡海外，有的流离失所，但他们仍用不屈的精神坚定地创办音乐学校或开发新的音乐课程，有的音乐家甚至采用了“先发制人”的理念，让幼儿和孩童从小接受爱国的音乐教育。即使音乐家们不在抗战前线，但在后方同样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直到今天，这些抗战时期出现的音乐作品仍在各大中小学合唱比赛中作为参赛歌曲。这何尝不是文化的力量呢？正是由于苦难中的音乐家走进大众，引领人民，高歌爱国，传唱大江，才有无数首令人为之动容的歌曲鼓励着中国人民。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家通过言传身教，唤醒了人民的爱国意识，并为抗战最终取得胜利做了贡献。这个时代不应被遗忘，伟大的音乐教育家们值得被铭记。
注释：
①王璐;水利.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音乐批评萌芽.歌海.2020年(03):64-67
参考文献：
[1]宁航.抗战时期马栏革命根据地的音乐教育.黄河之声.2019年(21):44-46
[2]李诗原.抗战音乐的主体和主流.文艺报.2020年
[3]宁红霞.桂林抗战时期音乐家的历史贡献.山东艺术.2020年(04):84-91
[4]刘华清.抗战时期桂林音乐教育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4):141-145
[5]刘文俊.论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团体的生存环境.抗战文化研究.2020年(00):82-94
[6]盛婷婷.略论抗战时期桂林地方戏改革.239-240
[7]付冬生.冼星海与抗战时期“孩子剧团”的歌咏活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3):2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