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文件名为《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明确的指出了关于绿色金融的具体定义，即“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并提出了大力发展绿色信贷、推动绿色证券市场发展和支持发展绿色保险等十项绿色金融发展指导意见。在2020年的第七十五界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通过提出“碳中和”的目标，强调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的大国想要在绿色环保方面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决心，所谓的“碳中和”目标具体来说就是指中国努力实现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并且将尽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同年以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项目也正式落地，设立该国家级绿色投资基金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中国政府带头模式的优势，以政策优惠等方式或者以财政资金的投入的方式，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流向绿色环保产业。随着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支持政策日益完善与丰富，国内的绿色金融发展势头也愈加迅猛。截至2021年底，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5.9万亿元，相比于2020年地来说增长33%，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累计绿色金融债发行量为近1.3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二；投资绿色发展产业的保险资金也实现了快速的发展，2021年同期与2020年同期相比规模实现翻倍，总规模实现突破万亿。在绿色金融产业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构建一个合理高效的绿色金融发展评价体系的重要性也越加凸显，然而中国却并没有一个统一权威标准来评价各个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结合最新于2020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方案》中的相关内容来看，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拓宽了银行绿色金融的考核范围，不仅有原来的绿色信贷，还与时俱进新增了绿色债券等相关内容；二是提升了绿色金融业绩评价结果的重要性和权威性，银行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结果将会影响到中央银行对该金融机构的评级结果。可以看到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发展评价体系已经逐步走向系统化、规范化。但成熟的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的内涵和应用场景却远不止于此，它既要求能够在量上较为全面的反映金融对绿色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又要求能够在质上体现出绿色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扶持政策的执行效果。总的来看中国完善绿色金融发展指标体系的道路还需要不断的探索。

二、绿色金融发展指数概述

（一）、国内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绿色金融方面的研究很多，研究的方向大多都集中于绿色金融本身等相关理论问题，例如研究绿色金融的内涵、作用路径、绿色金融政策环境和影响等等。但是关于如何测度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问题，国内的相关研究总体来说却相对不足。在相对较少的有关绿色金融指数评价体系的研究中，主要分为两个不同的测度方式研究：一是侧重于数学计量建模来测度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二是通过编制绿色金融发展指数。

首先是侧重于数学计量建模来测度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关研究，部分学者通过运用结合数学建模等手段从更客观的层面上来评价绿色金融发展的一些问题。例如谢宁（2016）运用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 Malmquist 指数，通过具体信贷总额、股权融资总额、债券融资总额等指标来分析绿色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外部效应。而有的学者也结合国外经验，把企业作为评价对象，黄俊鹏、王莹（2017）运用PRIMB模型主要聚焦房地产企业的绿色发展竞争力的相关问题，通过运用该模型计算出房地产企业的绿色竞争力排名，并与现实对比印证，得出的结论也表明排序结果与现实是基本吻合的。张莉莉、肖黎明、高军峰（2018）也从企业一方，也就是从考察绿色金融资源获得方的角度出发，在指数权重选取时时采用更为客观的熵值法和在测度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效率上采用 DEA-Malmquist 指数，通过二者的结合量化分析来进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关测量，特别的是创新性的在测度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方面首先引用了静态比较和动态分析这两种方法，从而实现在全国、省际和区域层面来进行相对一致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比较。除此之外相比于宏观层面的比较难以统一标准和地区差异过大等情况，不少学者也直接从微观的层面上来研究区域、地域性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问题：杨阳和王国松（2017）结合上海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情况，通过编制上海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以小见大来研究分析上海地区绿色金融产品等的发展特点和趋势；而王文静、何泰屹、武慧敏（2021）则是选择了京津冀地区，采用了DEA-Tobit模型，力图通过实证研究来剖析该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程度处于何种阶段，并且通过模型的运用还能够得出其影响因素。另外周弘、卢敏欣（2020）则试图通过评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更多的关注不同绿色金融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并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来进行相关的测度工作，来完成对于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第二大类学者的研究主要通过编制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宏观上曾学文、刘永强、满明俊（2014）在认为中国绿色金融信息披露并不完善的背景情况下，指出由于数据和统计口径等方面的影响，构建一套合适、合理的绿色金融发展评价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通过他们所构建的适合中国统计情况的绿色金融发展评价指标最后也表明了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良好的势头。微观上张红力、周月秋（2017）研究借鉴了国际相关经验，并充分结合了中国的国情特点，以著名的 ESG 绿色评级体系为基础、以工商银行数据以案例并结合上证企业数据来评价绿色金融发展的水平。另外并且大多数学者都是基于某个具体地区来开展绿色金融发展指标的编制任务：李常武、蔡永卫、姜涓涓（2018）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力图实现对各个地区都能实现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孔晴（2019）通过编制绿色金融综合指数，着重致力于评判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发展的程度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有一部分的学者参考了国外以银行为主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的模式，认为中国也可以借鉴相关的经验以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类金融机构来开展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例如王红莉（2018）和邓翔、吴雨伦、王杰,（2022）都开展了这一类的研究，前者以平衡记分卡为工具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着重探讨了评价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中的不同指标之间权重的赋予问题；后者则是侧重于运用真实的商业银行数据来进行实证测量分析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发展程度。

（二）、完善绿色金融发展指数的必要性

从政府和监管层面上来看，完善绿色金融发展指数是促进绿色转型的重要动力，政府通过在政策制定环节纳入绿色金融发展指数的考量，这样一来有了政府政策的支持或是财政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就能够更好的发出信号促进各行业的绿色发展与转型。这与当前经济绿色转型的目标相契合，有利于促进碳中和目标的达成。并且绿色金融发展指数纳入地区经济规范，就能够在无形之中促进整个地区各个经济活动参与主体在绿色金融方面的积极表现，从而也能够实现降低绿色金融资源浪费的目的；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监督规范作用，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指标也有助于促使有关绿色金融信息的统一披露。从金融机构侧面上来看，绿色金融发展指数的构建有利于落实国家政策，使市场上的金融资源有意识的侧重于流向绿色发展的相关产业。对于银行类金融机构来说，一个完善的绿色金融发展指标能够有效的指引银行如何辨识、选择绿色贷款对象，有助于更好的利用银行的绿色信贷等资源。对于投资类金融机构来说，可以根据绿色金融发展指数，更好的履行低碳投资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也能够有效的精准扩大对绿色领域的投资，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绿色金融领域的重要作用。从企业层面上来说，绿色金融发展指数的构建，使得企业有动力、有目标的追求提高自身的绿色竞争力，来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和更广阔的融资渠道，并且以期收获绿色竞争力提高所带来的其他积极影响。

三、国内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指数的主要内容

（一）、构建指标体系的原则

综合整理众多学者在研究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指标中对编制绿色金融发展指标的基本原则要求，可以看到代表性、科学性、可得性和可比性这四个原则是众多学者一致认为绿色金融发展指标理应遵从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这四项原则代表的具体内涵也是反映出了学者们想要通过绿色金融指标所想要达到的测度标准和要求。首先是代表性，因为是基于对不同的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需要，因此学者们都注重编制的绿色金融指标是否对所研究的地区具有代表性、对整个绿色金融覆盖内容是否具有代表性。其次是科学性，这是作为一个指标来说最基本、普适的要求，其基本内涵是是指绿色金融发展指标的设置要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要能较为全面的反映绿色金融发展的客观现实。因此要求绿色金融发展指标的建立必须有客观依据，尽量反映、还原客观事实，得到正确的绿色金融发展实质和规律。评价指标是否科学，一方面取决于评价指标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不违背已有的科学理论和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取决于评价指标评价的结果是否能够经受历史的验证。在绿色金融发展指标的选择上，学者们还特别注意指标的评价引导的行为是否符合绿色金融发展的目标以及对经济增长是否有促进作用。然后是可得性，设计指标的目的不是作理论探讨，要付诸实施。因此在设计绿色金融发展指标的时候，学者们都格外注意指标的信息可取性即可行性，这样才有助于绿色金融发展指标的具体实施应用。因此，学者们所设计的指标尤其是在二级指标层，都很注意设计的指标其指标值是否可能利用现有的数据或相关指标的数据经过简单的换算得到。绿色金融发展评价指标要尽可能量化，以利于进行资料的统计分析。最后是可比性，因为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细微差别，例如如果是从事宏观国家层面的绿色金融发展指标的编制则是需要指标的设计应该符合国际的可比性，需要满足在国际层面上公认的统一标准，指标的国际使用性越强，相应的国际可比性就越强。而如果是微观地区层面的绿色金融发展指标则需要采取相对统一、规范的数据来源以及计算度量方法，使得指标在不同对象甚至不同地区都有一定的可比较性。

（二）、指标体系的选取

对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选取，绝大多数的学者研究中都认可选用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碳金融以及绿色投资这几个主要的一级指标。但涉及到具体的指标取舍和二级指标的选用，学者根据地区实际情况的不同在指标的选用上都产生差别。根据相关文献的整理对比，本文发现国内地方绿色金融发展评价指标的具体指标的选取主要分成两大差别较大的体系，其中就分别以张玉（2016）构建的京津冀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和巫剑飞（2019）构建的浙江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为典型代表（表1）。可以看到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选取了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碳金融作为一级指标层，其中在二级指标层上大体也相同，例如绿色保险中的二级指标中都选择了环境责任保险额比例和环境责任保险赔付率；绿色证券中都选择环保企业的市值占比和绿色证券的交易量占比；绿色信贷的二级指标选择也较为相近。由此可以看到关于对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指标的具体选取在大方向上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一些基本不可或缺的具体指标已经确定下来。虽然大体的指标体系框架得以确立，但具体地区的不同，不同的学者也有着不同的见解。例如浙江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相比于京津冀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就多了绿色投资这一项一级指标，以及两者在碳金融下面的二级指标选择上有很大的区别。京津冀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碳金融下是选用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交易量占比和温室气体年减排量占比，而浙江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碳金融下选用的是CDM项目注册数和碳排放贷款深度。从中也可以看到虽然地区绿色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大体的框架确立，但不同学者基于现实情况在二级指标层的指标或是计算方法、权重赋予等方面还是会存在着差异，并且因为数据获得渠道的权威性、计算方法的科学性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很难准确判断不同的绿色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孰优孰劣。

表1：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三）、绿色金融发展指数的评测结果及分析

总体上来看，不同学者通过编制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来评价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情况所得到的结果都是正向的，各个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都是在逐年向好的方向发展，总体规模和水平都在不断的提高，这与实际情况也是基本相符的。其次，通过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评价结果也可以反映出绿色金融所涵盖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充、关于绿色金融领域所包含的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和发展，现阶段已经出台了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等在内的众多金融产品，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也在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当然这之中也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企业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全民及囊括全产业链参与的金融活动中，环保和节能的生产与消费理念也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宣传和落实。比如，为了得到贷款，企业需要满足一定的环保资质和要求 这在潜移默化之中就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理念和发展方向。未来，随着绿色金融的逐步深入发展、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的完善，我国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肯定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贯彻和落实。

四、启示及建议

因为大多数有关绿色金融的研究都是在于对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和作用机制等理论层面的定性分析，所以在涉及到实践应用层面时还是需要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定量化的考核分析，只有准确有效的测度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情况才能够把握区域绿色金融的发展阶段，为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但由于我国幅员广阔,中西东部不同区域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极为不同,并且不同地区对于自身区域发展绿色金融的目的计划和创新需求也各不相同，所以想要构建一个宏观上统一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是很困难的。所以结合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构建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是较为合理的。在总结了学者们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研究得到相关的启示和建议如下：1、统一绿色金融产品的认定标准和绿色金融统计口径标准：具体来看，我国关于绿色金融的分类标准包括银保监会出台的绿色信贷标准、人民银行和发改委以及证监会等出台的不同的绿色债券标准，一些地方政府也制定了各自的相关绿色标准。不同的标准使得在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数时选择数据和指标变得更加困难，也让统一绿色金融产品的认定标准和绿色金融统计口径标准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2、均衡绿色金融的发展：关于绿色金融产品，目前的情况来看类别确实是较为丰富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之中绿色信贷的占比太过大，其他类型的金融产品份额较少，存在明显的失衡性。相关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绿色信贷的规模在绿色金融总规模里面占比高达90%。虽然我国绿色信贷的不良率较低，资产质量整体向好，但是如果绿色金融中只有绿色信贷，不仅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失去意义，而且也不利于绿色金融产业实现长远的发展。3、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关于绿色金融体系的搭建，不仅仅只需要各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还需要各主体之间的紧密合作和信息交流。其中，在机构合作方面，存在各个机构之间信息不畅甚至缺乏交流的现状，不利于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前期数据收集，可以利用大数据以及互联网等高科技等来搭建起更加快速和高效的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泰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谢宁. 江苏省绿色金融发展研究——基于绿色发展指数的空间计量分析[J]. 金融纵横, 2016, (12): 30-41.

[2] 黄俊鹏,王莹. 中国房地产企业绿色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数研究[J]. 建设科技, 2017, (23): 39-44.

[3] 张莉莉,肖黎明,高军峰.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效率的测度及比较——基于1040家公众公司的微观数据[J]. 中国科技论坛, 2018, (9): 100-112, 120.

[4] 杨阳,王国松.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以上海为例[J]. 海南金融, 2017, (4): 20-26.

[5] 王文静,何泰屹,武慧敏,等. 京津冀绿色金融发展综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J]. 华北金融, 2021, (1): 28-41.

[6] 周弘,卢敏欣. 中国中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效率研究[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3): 11-18.

[7] 曾学文,刘永强,满明俊,等.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程度的测度分析[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4, 7(6): 112-121, 105.

[8] 中国工商银行绿色金融课题组,张红力,周月秋,等. ESG绿色评级及绿色指数研究[J]. 金融论坛, 2017, 22(9): 3-14.

[9] 李常武,蔡永卫,姜涓涓. 绿色金融发展指数构建与思考[J]. 甘肃金融, 2018, (9): 31-35.

[10] 孔晴. 绿色金融综合指数的编制与测度——以甘肃省为例[J]. 甘肃金融, 2019, (2): 20-24.

[11] 王红莉.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我国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西部金融, 2018, (1): 62-66, 74.

[12] 邓翔,吴雨伦,王杰,等. 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_邓翔[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9): 138-142.

[13] 张玉. 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体系[J]. 时代金融, 2016, (11): 35, 47.

[14] 巫剑飞. 浙江省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 2019, 40(30): 3-6.

[15] 岳永生.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比较分析——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五省区的实践经验[J]. 区域金融研究, 2019, (4): 34-38.

[16] 郑红霞,王毅,黄宝荣. 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综述[J]. 工业技术经济, 2013, 33(2): 142-152.

[17] 宋玉茹.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指数的测度及其分布特征分析_宋玉茹[J]. 西部金融, 2022, (4): 29-36.

作者简介：艾佳（1999-），女，汉族，四川泸州人，硕士，研究方向：绿色金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