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并善于调查研究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重要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革命时期，通过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掌握了湘赣边界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从而坚持井冈山的斗争提供了正确依据。重新回顾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调查研究活动并总结其经验，对于新时代党员干部发扬调查研究优良作风，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具有重要意义。

一、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的历史缘起

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曾与后来同为新民学会会员的挚友萧子升在学校暑假期间共同游历湖南。在一个多月的“行乞游学”中，毛泽东不但看到了近代湖南农民的现实生活境遇，而且孕育了他重视调查研究的鲜明实践品格。其后，他又多次往返于湖南，对自己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思想的孕育期。1927年初，“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回乡对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五县的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后来被称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用雄辩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右派对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污蔑与苛责，进一步坚定了对“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理论认识和对调查研究作为制定革命斗争策略必要手段的重视。而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更是直言：“湖南的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对党内存在的忽视革命客观实际情况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

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时期重视调查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残酷复杂的革命斗争现实需要。首先，是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的失败证明了“城市暴动”道路与中国革命现实的不相容，而秋收起义的失败更是直接把如何保存革命力量，另寻新的革命前途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及其率领的工农革命军面前，让毛泽东充分认识到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紧迫性和现实性。

其次，是制定正确革命斗争政策的需要。“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紧要条件。对于毛泽东来说，如何准确把握湘赣边界日趋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在复杂多变的革命环境中对党、红军和根据地建设做出正确决策是极其重要的。1928年3月和1928年8月，井冈山根据地遭受的“两次失败”直接验证了毛泽东所说的“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政治论断的正确性。

最后，是肃清井冈山根据地党和红军中存在的错误思想的需要。在整个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质疑“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动摇思想和悲观情绪始终在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内部存在。为了消除错误思想对革命队伍和群众的干扰，作为根据地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必须有所行动。而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开展调查研究，用鲜活的事实得出正确的论断，并以此说服和动员起根据地广大军民的革命信心和斗志。

二、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的历史实践

井冈山革命时期既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形成期，也是其调查研究实践的一个重要活跃期。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通过这些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为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有力保证。

（一）身体力行，深入实地开展调查研究

从党史文献记载来看，毛泽东选定井冈山为工农革命军的落脚点，就是他对井冈山周围情形进行实地调查后得出的结论。1927年10月8日，“毛泽东和团部决定，留下伤病员和留守机关，部队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扩大政治影响，调查井冈山周围情况。”经过这次调查与水口调查，毛泽东认为，“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并最终做出了上引兵上井冈山的决策。在创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开展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几乎贯穿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整个时期。1927年11月，毛泽东对宁冈进行实地调查，写下《宁冈调查》；1928年1月14日，毛泽东在遂川草林圩深入中小商人中开展走访调查，了解其情况；2月下旬对永新进行社会调查，并写下《永新调查》，等等。在《永新调查》因为战争原因遗失后，毛泽东还多次向党内同志表示，“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东西（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远也不会忘记”。 

（二）大力倡导，形成调查研究的好作风与好制度

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把开展社会调查规定为工农革命军的一项基本任务。不但发动广大党员战士积极开展社会调查研究，而且要求党员干部和一般红军战士通过实地调查掌握实际情况，在调查研究中学会做群众工作。1928年1月初打下遂川后，毛泽东将工农革命军除团部和特务连留在城里做群众工作外，将其余部队分成三个宣传队，“向群众宣传，进行社会调查”。为了让宣传队的社会调查能够有的放矢，毛泽东还专门拟定了调查提纲，“并用红、黄、蓝三种纸张印成小本子，发给宣传队员，人手一本，每到一个新地方就要开展调查”。红四军成立后，为了加强部队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红四军党委专门制定了《红军党代表工作大纲》，规定“党代表应注意民间调查与官兵调查”，并制定了详细的调查提纲，每周汇报一次。据时任红四军副连长的韩伟回忆：“我们的军队到了一个地方，就分散开来，调查地方情况。”在毛泽东的严格要求下，红四军上下开始逐渐养成善于调查研究的思想自觉和行为习惯，调查研究也成为部队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法宝。

（三）注重教育，学用结合提高红军官兵的调查研究能力

毛泽东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由于革命斗争的残酷和客观环境的限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日常工作实际上基本是由红军部队承担的。为了适应根据地发展对红军提出的客观要求，1927年11月，毛泽东决定“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军官教导队，培训军队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毛泽东不仅亲自上课，还“组织学员作社会调查和参加群众斗争”，大大提高了红军学员的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同时，为了提高地方党员干部的调查研究能力，1928年11月下旬，“边界党组织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开办湘赣边界第一期党团训练班”。训练结束后，学员回去的任务一是发展党团员，二就是调查研究、了解敌情。在上下一心的努力下，调查研究逐渐成为根据地的一项制度性安排。

在整个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及其组织的这些社会调查实践活动，一方面为党和红军正确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实践基础和信息来源，另一方面革新和净化了党和红军中原本存在的诸多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是党和红军能够发展和坚持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三、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的历史特征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毛泽东极大地发展了他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从历史与现实的映射出发重新审视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活动能够看到，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在当时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行为范式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但在历史的田野中，它依旧表露出灵动的创造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现实性

现实性既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首要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内在属性。坚持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是推动毛泽东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的根本动力。在秋收起义失败，革命武装不知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率领部队沿湘赣边界一边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一边进行社会调查，并最终做出了立足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围绕根据地的地理、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制定了一系列正确决策，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和井冈山的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

（二）实践性

调查研究作为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认识和掌握湘赣两省边界和红军内部实际情况的科学方法，实践性是它的根本性特征。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亲自主持开展了许多社会调查研究活动，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数据材料，先后形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在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屡次给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带来消极影响时，毛泽东用井冈山根据地的实际指出了“左”倾主义者的错误所在。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下，根据地的许多党员干部纷纷投身到对湘赣两省边界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研究之中。这些调查研究活动涉及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如在经过对宁冈农村的土地和人口调查后，毛泽东领导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为发动湘赣边界广大贫苦群众起来参加和巩固土地革命的果实提供了有力保证。

（三）历史性

作为一个“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相互发生作用，相互发生影响”的能动过程，社会历史环境对调查研究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换句话说，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其实就是在收集和抽象社会历史的客观反映。井冈山革命时期作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开端，在继承以往党的历史上重视调查研究的好传统外，也在井冈山的特殊斗争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历史色彩。比如，在调查研究的对象上，由于地处两省交界的山区，井冈山时期调查研究的对象基本为农村和农民问题，较少涉及到城镇和工商业。这在深化毛泽东对湘赣两省山区农村现实状况的认识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减少了毛泽东对城镇工商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期经济建设发展不畅的重要原因。在调查研究的主体上，这一时期基本是由红军指战员实际负责开展社会调查研究，部队走到哪里，调查研究就进行到哪里。除毛泽东以外，根据地内部开展的大部分调查研究活动都具有时间的临时性、方法的单一性和过程的简单化等缺点和矛盾。尽管此时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开展的社会调查研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但它依旧在井冈山革命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但帮助毛泽东及时排除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错误思想干扰，为其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积蓄了理论与实践的力量，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与时俱进，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