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境况,根据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高出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老人占比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高出1.96%。除此之外,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测算估计,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2030年将上升至23.8%,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31.1%。面对着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以党中央、国务院为领导的国家领导集体核心推出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养老的实质就是代际支持,代际支持主要包括经济支持和时间支持,这种转移机制市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之前,人们面对养老问题的必然选择(穆光宗、姚远,1999)。何梦玲(2018)发现代际支持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无显著影响,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心理健康、生理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新思潮的涌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使得家庭养老变得更加难以维系(石智雷,2015),同时隔代抚育也开始成为社会的常见趋势(何圆、王伊攀,2015; 杨帆、杨成刚,2016)。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对于家庭养老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
因此提出假设1:养老保险对传统养老模式难以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
国内外对于社会保障对代际支持的研究,大多证明了社会保障对代际向上的支持有显著的影响。Kohli(1999)指出养老保险制度改变了代际经济支持的方向。一种观点认为养老金会挤出子女的经济支持以维持自身的消费水平,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因此社会保障对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具有“挤出”效应(Reil-Held,2006; Fan,2010),陈华帅和曾毅(2013)以及范辰辰和李文(2015)从经济支持的角度证明了我国新农保的实施缓解了农村子女的养老负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保障对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具有“挤入”效应(胡宏伟等,2012;解垩,2015),社会保障增加并提高老年人的可支配资源和支付能力,将代际支持从家庭内部扩大到全社会,最终出现“挤入”效应。一种是家庭内代际双方的效用函数一致,即利他性主义倾向(Barro,1974;Becker,1974);另一种出于“借贷偿还契约”,即交换互惠(Cox,1987)。因此,本文提出第2个假设:医疗保险对于居民传统养老模式存在挤出效应。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CGSS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科学和现实意义的议题,推动国内科学研究的开放与共享,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充当多学科的经济与社会数据采集平台。
(二) 变量设置
1.因变量
参考之前学者的研究,本文的因变量为代际支持,具体操作为三个方面:经济支持、生活照顾支持和精神支持。在CGSS2017中,主要问题设置为,您的子女是否经常为您提供经济支持?您的子女是否经常为您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您的子女是否经常聆听你的心事?
2.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分别设置为是否参加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否参加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答案设置为是和否,分别赋值为0和1。
3.控制变量
在本文中加入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户口、民族、政治面貌、家庭总收入、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儿女数量、个人收入、婚姻状况、是否与子女同住、是否为子女提供日常帮助、是否与配偶同住等变量。
四、 实证分析
在研究社会保险对中国传统家庭养老中代际支持问题的研究中,本文通过两个重要保险来测量对代际经济支持、代际照顾支持和代际精神支持的影响。本文的实证部分分别对这三个代际支持进行测量,在表2中,我们分别建立了四个模型,模型一主要考察控制变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发现年龄与接受代际经济支持呈正相关的关系,即年龄越大,收到的经济支持越大,这与社会常识相匹配,父母的年龄越大,身体状况也就越越差,靠自己提供生活来源的能力就越弱,因此当父母年龄越大时,子女通常会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相比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来说,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居民收到子女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小,可能是因为,受过大学教育的居民,一般具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相比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村居民接收到子女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高,这与城乡二元制有密切的关系,农村与城市资源的不同,导致城乡老人的社会资本存在较大的差异,老人的生活也更加困难,也就更需要子女的经济支持;同时在模型1中还发现儿子数量越多,父母收到的经济支持就越少,可能是因为,儿子数量越多,其就越容易将赡养父母的义务在兄弟内部进行推诿,从而不利于父母收到更多的经济支持。此外家庭年收入越多,父母收到的经济支持也就越多。父母对于子女提供日常的生活帮助也有利于提升父母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
在模型2中,我们加入了医疗保险这个解释变量。结果显示,与模型1结果基本相似,年龄越大,收到的经济支持也就越多;相比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接受大学及以上文化教育的居民收到的经济支持显著降低,农村户口相对于城市户口,老年人收到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高;儿子数量与接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成反比;对子女的帮助越多,收到经济支持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参加了医疗保险的老人收到的经济支持可能性显著降低,这可能是因为老人主要是在生病时需要子女的经济支持,当老人参加医疗保险后,生病所需的费用变少,子女认为这是国家对老年人的补贴,因此,公共待机支持会减少子女对父母的私人经济支持。
在模型3中,我们加入了养老保险这一变量,参加养老保险对于子女代际转移没有影响,可能与目前我国养老保障金水平较低相关。虽然老年人每月可以领取一定金额的养老金,但是与满足日常生活需求,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在经济支持方面,目前子女提供的帮助依然是主要的支柱来源。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对子女日常帮助都对收到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可能性都有显著的影响。在模型4中,同时加入了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发现参加养老保险对于收到子女经济支持依然不显著,参加医疗保险对于收到子女经济支持依然呈显著负相关。在表3中,我们研究社会保险对子女对父母照顾支持的影响。在模型1中,加入了控制变量,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大,父母收到的照顾支持也会随之上升;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老年人收到的照顾支持也同样低于小学文化的老人;女而数量越多,老人收到的照顾支持也就越多;老人的姐妹数量越多,其收到的代际照顾支持就越少,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会对姐妹进行生活帮助,导致子女对老人的代际支持减少。同样,对子女日常帮助越多,收到的生活照顾也就更多。同时与子女同住的老人收到的照顾支持更多,这是因为相比于分开居住,子女与老人居住在一起更方便子女对老人的照顾。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发现在养老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代际支持的研究中,在经济支持方面,影响最大的因素为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儿子数量、是否为子女提供日常帮助以及是否参加医保。年龄越大,越容易享受到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相比于小学文化的居民,更不容易接收到子女的经济支持;农村老人更容易收到子女经济支持;儿子数量越多,父母收到更少的经济支持,这与石智雷(2013)的研究结论相似;对子女提供的日常帮助越多,收到的经济支持也越多;结果显示相比于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老人,参保群体往往收到更少的经济支持。在老人的照顾支持方面,年龄愈大,更容易收到子女的照顾支持;学历越高,收到的照顾支持更少;女儿数量越多,收到的照顾支持越多,相比于儿子数量对老人经济支持的影响,也验证了中国一句俗语:“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与子女同住的老人收到更少的照顾支持,可能因为每天都与子女在一起,可能会忽略老人的日常照顾;对子女帮助越多,收到的照顾支持也就越多;养老与医疗保险对照顾支持不显著。
参考文献
[1] 石智雷. 多子未必多福——生育决策、家庭养老与老年人生活质量. [J]. 社会学研究,2015(5).
[2] 何梦玲.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D]. 暨南大学,2018.
[3] 穆光宗,姚远. 探索中国特色的综合解决老龄问题的未来之路—“全国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研讨会”纪要[J]. 人口与经济, 1999(2):58-65.
[4] 何圆,王伊攀. 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会提前父母的退休年龄吗? —基于 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人口研究,2015(2):78-90.
[5] 杨帆,杨成钢. 家庭结构和代际交换对养老意愿的影响[J]. 人口学刊,2016(1):68-76.
[6] Kohli. M. Private and Public Transfers between Generations: Linking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J]. European Societies.1999(1) :81-104.
[7] Reil Held. A.Crowding out or Crowding in? Public and Private Transfers in Germany[J].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06(3): 263-280.
[8] 陈华帅,曾毅.“新农保”使谁受益:老人还是子女[J]. 经济研究,2013(8): 55-67.
[9] 范辰辰, 李文.新农保、宗族网络与农村家庭代际转移[J]. 北京社会科学,2015;1:18-25.
[10] 胡宏伟,栾文敬,杨睿,祝明银.挤入还是挤出: 社会保障对子女经济供养老人的影响—关于医疗保障与家庭经济供养行为[J]. 人口研究,2012(2): 82-96.
[11] 谢垩. “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及福利的影响[J]. 财经研究,2015(8):39-49.
[12] 刘岩. 私人代际转移动机研究———基于CHARLS的实证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10):56-66
[13] 范永茂.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财政管理问题研究[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
[14] 穆怀中、闫琳琳.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研究, 2012(1).
[15] 刘善槐、邬志辉、何圣财.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状况及对策[J]. 调研世界,2011(2).
[16] 刘冰 、赵子乐、曾福生. “新农保”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吗?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
[17] 王翠琴、薛惠元.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相关制度衔接问题初探[J]. 经济体制改革, 2011(4).
[18] 王翠琴、薛惠元.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8).
[19] 肖应钊等. 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 2011(5).
[20] 薛惠元. 新农保能否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10).
作者简介:
王梦林(1994-),男,汉,河南灵宝人,学历:硕士,单位: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