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于教育事业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在吸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验基础上,根据新中国国情与建设需要,毛泽东形成了关于教育事业的重要论述。毛泽东指出要始终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实行全民教育和全面教育,发展符合人民利益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于教育事业的重要论述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作为民生之本、强国之基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更是刻不容缓。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在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建设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毛泽东在吸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验基础上,又根据新中国国情与建设需要,形成了关于教育事业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内涵丰富,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价值追求:办“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目的的确定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早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根据《共同纲领》确定了教育工作的总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这种新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其方法是理论和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2]这个教育总方针,精辟地揭示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客观规律,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其中,民族的教育是指教育应该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风格,而不是依葫芦画瓢弄出来的其他国家的形式。科学的教育是指教育要用科学的思想反对封建迷信思想,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3]在新中国的教育上,毛泽东提倡要以宣传科学的知识与理论为基本,反对一切封建落后与迷信的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实际与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大众的教育是指教育的内容应该符合人民大众的需求,应该为工农大众服务,不能违背人民大众的利益。1950年5月,毛泽东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刊物《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4]无论是人民的教育,还是大众的教育,其本质和目的都是一样的,都应该朝着服务人民大众的方向发展,贴近人民大众,符合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

二、目标任务:劳教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毛泽东认为教育事业要培养劳教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如何培养劳教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要重视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注重德智体“三育”相交融。

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恩格斯曾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5]。劳动是人类在自然生活中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教育是将人类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号召“一面学习,一面生产。”[6]这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还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发展生产,还实现了自我发展。1958年,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时,提出要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生要勤工俭学”,“老师也要参加劳动”[7],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参与了劳动,有利于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德智体“三育”相交融。1917年,毛泽东在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具体论述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思想:“道德亦诚可贵,所以立群道、平人已此耳;夫知识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以此耳;体育,鼓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8]。由此可见,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开始重视德、智、体三育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结合新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现状的前提之下,对德、智、体三育做了更深层次的内容强调。

德育即道德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法律和心理健康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人民刚刚脱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势力的迫害,其思想还不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还不能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正如毛泽东所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9]德育为首是发展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任务,只有坚持德育为首,才有可能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智育即智能教育,是指给受教育者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和技能,发展其智力的教育。解放战争胜利后,科学技术落后、人才匮乏成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各项建设的最大障碍,国家需要培养大批人才和发展各种高新技术。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智育在教育中的作用日益显现。毛泽东立足国情,先后提出“向城市进军”、“向文化进军”和“向科技进军”的三次重大决策,为现代化教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体育即身体教育,是指传授受教育者体育运动的知识、技能,增强其身体素质。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明确指出体育的重要性:“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还自创“六段运动”,以及提出进行体育运动时的注意事项。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两次致函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10]1952年,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1]。毛泽东对体育教育的重视,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目的,最终从根本上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

坚持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德智体“三育”相交融,有利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有利于促进新中国教育往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

三、受众对象:工农商学兵的全民教育

毛泽东认为不仅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的全面教育,也要对干部、工农群众、民族资产阶级开展全民教育,从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力。

青年学生教育是民族未来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恢复国家社会的建设事业,党深刻认识到培养革命和建设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和紧急性。毛泽东指出:“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2]世界归根结底是青年一代的,青年一代是国家未来建设的人才,关系着国家未来的繁荣和富强。而要担负起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和民族兴旺的历史使命,必须要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党尤为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教育。毛泽东强调对青年学生必须“三育并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帮助他们养成自学的习惯,还要不断推进教育改革,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接收教育和锻炼,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干部教育是国家建设的基础保障。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明确强调干部的重要性:“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3]同时还提出了“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为了更好地实现党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创办了许多干部培训学校,如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这些干部学校为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对干部的教育。一方面要求干部加强党性教育,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不仅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另一方面,还要加强业务教育,从战争年代过来的绝大多数干部,还不熟悉和擅长新中国各项建设的业务工作,所以需要加强干部的业务学习教育,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为人民服务。

工农群众教育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建立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明确“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14]。1934年,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强调:“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15]毛泽东始终把“用一切办法来提高工农民众文化水平”,“使广大民众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作为其教育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针对工农群众的教育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开展识字扫盲教育,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其二,开展职业培训和业余教育,发展生产建设。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又采取冬学、半工半读、夜校、短训班等多种办学方法,使工农群众做到生产学习两不误。

民族资产阶级教育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特点,一方面政治上具有一定软弱性、妥协性,另一方面在革命年代,它又能维护国家民族大义,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因此,党在实际工作中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采取利用、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的转变。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以待到社会主义时期,“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16]1953年,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有步骤有领导地、大张旗鼓地在全国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毛泽东亲自邀请民主党派和一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向他们深刻阐明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在具体教育改造的实践基础上,党还组织他们进行马列主义的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这样更有利于推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教育。

毛泽东拓宽教育受众的范围,把以前的“少数”教育发展为全民教育,青年学生、干部、工农群众、民族资产阶级均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这是毛泽东关于教育事业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中国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指导,为现代化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制度保障: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全面是毛泽东关于教育事业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相应地,新中国成立后,党就是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三方面实现对教育事业的保障。

政治领导提供指引。毛泽东历来都很重视党对教育工作的政治领导,一直按照党在一定时期的总路线、总方针规定教育方针。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中央苏区确定了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7]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此方针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特点和规律。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8]此方针保证了新中国的教育发展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向。

思想领导指明方向。1957年,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了要加强党对教育的思想领导,“学校要大力加强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19]为此,党必须要坚持不懈地对广大师生员工进行马列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用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师生员工,引导他们努力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增强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从而保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牢牢占领教育阵地,保证新中国的教育坚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向。

组织领导建立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能否牢牢掌握教育的领导权,关键在于教育的领导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党对教育的组织领导,主要体现在要求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统一接受党委的组织领导,中央各部门所属学校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高等院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除此,各类学校还普遍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和党的基层支部。1965年,毛泽东在借鉴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时提到:“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20]毛泽东重视党对教育的组织领导,保障教育工作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取得最终成功的根本保障。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人才,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为了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小结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想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下,兴办“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对工农商学兵开展全民教育,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毛泽东关于教育事业的重要论述,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要牢牢抓住毛泽东关于教育事业重要论述的精髓,始终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建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把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使教育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注释: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4].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论教育》(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6].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论教育》(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7].《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年),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8].《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9].《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页。

[1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11].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论教育》(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50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14].《中国共产党教育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17].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7页。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19].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论教育》(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283页。

[20].《毛泽东论教育》(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页。

作者简介:焦徽(1985—),女,汉,山西晋城,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单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米雪(1996—),女,汉,湖南泸溪,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单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