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纵观古今中外，有很多成功的译作都是集体翻译的结果。中国古代开设大型译场的有鸠摩罗什和玄奘等人，之后又有传教士来华翻译，《圣经》汉译，尤其是“和合本”译本的翻译，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都是采用集体翻译的形式，而且这些译作质量较高，传播较广、影响也相对深远。在西方，集体翻译尤其在《圣经》翻译中应用较广，如《七十子希腊文本》，以及后来对英国文学和语言影响巨大的《钦定本圣经》，均是采用大型的集体翻译。对这种大型集体翻译的对比研究，历来学者们都集中在《圣经》汉译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对比研究上，而对近现代以来，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圣经》中译的对比研究较少，只是有对各自分别的一些研究，本文则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着重对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室和《圣经》汉译委员会进行对比，尝试找出二者成功翻译的共同之处，补充现在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当今社会的合作翻译的提升提供参考。

二.毛泽东著作的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外宣部为了向外传播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著作翻译成英、法、西、荷、印尼等多种外文版，翻译形式是集体翻译，翻译规模盛大。其中，国家对《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语录》的翻译、出版，和传播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中，《毛泽东选集》以上乘的翻译质量在翻译学者和翻译工作者中享有盛誉，甚至被作为编撰汉英词典和学习英语的重要辅助材料（王正，2005：20）。

在50年代前半期，有关机构组织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外文版的工作。先后负责这项工作的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等。还有许多著名的翻译家参加了不同时期、不同卷次的工作。最初只有英俄两个翻译组，每组20余人，由师哲负责组织翻译出版俄文版工作，还聘请了苏联的汉学家帮助核校译稿；到1995年，又更名为现在的中央文献翻译部。毛泽东著作翻译室成立后，除本社人员外，还从相关机构借调了一大批优秀翻译干部，逐步发展到200余人，设立了17个外国语文组。编辑业务上，设立了质疑组，并从军事科学院聘请了两名顾问（郭选,2005:17）。到1964年，经过国内外专家夜以继日的努力，4种外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版陆续问世。

1962年，成立了《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定稿小组，翻译成员专业、多样，有诗歌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还有外国专家。叶君健、钱钟书、赵朴初、乔冠华等人和美国专家苏尔·艾德勒等人先后参加翻译、注释、定稿工作（骆忠武，2013:69）。

1966年至1972年，外文出版社用37中外文出版了《毛泽东语录》1008万册，向海外发行700多万册（郭选,2005:17）。

翻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是十分严肃的工作。工作程序也十分繁杂。为了保证译文的质量，每篇文章都要经过初译、改稿、核稿、初定稿、外国专家通读、改稿、统一、集体讨论定稿、中国人通读、解决疑难问题、最后定稿、打字、校对，总共有十几道工序。程镇球回忆，《毛选》英译分为翻译和定稿两个组，在定稿讨论组里，外国友人主要看英文是否通顺、地道；而中国定稿人则主要看译文是否忠实，是否能充分表达原文的意思和风格。讨论修改后，每篇译文还要再由外国友人通读一遍，提出修改意见，进一步进行商讨、定夺。通读至少进行三次，定稿时对原文的理解和疑难问题，都要转给田家英，约时间当面听取其说明和解答，而有的重大问题甚至由毛泽东亲自出面进行解决（王正,2005:20）。当时的翻译工作者都十分敬业，据刘习良追忆当时的《毛选》翻译，译者都要查阅浩繁的参考书和资料，查阅各种专门术语词典，甚至绘制当时的行军路线图。而各个工作组都环环相扣，其中，资料组的成员们十分辛苦，他们要仔细阅读全部译稿，还要对译稿反复核对是否有矛盾。翻译组还要对一些词语的译法进行统一，统稿工作。当时的译者，不论寒暑，不分昼夜，天天加班，但分文不取，而译作出版，一律不署名，可以说是无名无利。

三.《圣经》汉译

18世纪，新教开始进行全球性传教，而中国也成为其重点传教的一个亚洲地区，圣经汉译也逐渐蓬勃开展。为了扩大《圣经》的传播范围，以及出版、发行圣经，1804年，在伦敦成立了“大英圣书公会”。后来，美国、荷兰、俄国等地也成立了“圣经公会”。1964年，美国纽约成立了世界性的“联合圣经公会”，此后，圣经翻译和传播工作便于一百二十七个国家展开。

19世纪基督新教开始向中国和远东大规模传播，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圣经》中文全译本。

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决定翻译一部中国通用的圣经译本——“和合本”，此时，圣经的汉译规模达到最大。当时，与会代表要为每种译本选一个执行委员会，接着，执行委员会再选有能力的传教士组成3个译本的翻译委员会，而这些传教士必须要有一定的学术能力，还要能兼顾委员会在宗派和国籍方面的代表性（尤思德，2002:193-195）。设立了四个协调委员会。翻译的程序分为：把经文分五个部分，每部分交给翻译委员会的指定成员进行翻译，初稿完成后，交给同一委员会的其他四名成员审阅，再分别提出修改意见，然后交给原译者进行修改，再提交第二译稿，最后再由全体委员会开会决定最终译稿。所有的翻译计划都由大英圣书公会、美国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联合资助，译本会成为三家圣经公会的共同资产。到1919年，官话和文理“和合本”出版，标志着传教士主导的“和合本”圣经翻译计划结束（任东升，裴继涛，2012:77）。

而当代汉译圣经，有《现代中文译本》和《圣经新译本》，都是当代集体翻译的成果。1968年，成立了汉语圣经统一译本筹备委员会，由赖炳炯为首，还有基督教和天主教派人士的参与，设总联络一人、翻译一人、审阅小组8人进行翻译。1972年，成立了以容保罗为总干事的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设立执行委员会、总干事、促进部、翻译部（下设翻译组和译文审定组）、审裁委员，并由美国乐可门基金会资助进行翻译（任东升，裴继涛，2012:78）。《官话和合本》翻译水平更高、更准确、更适合大众阅读，也逐渐建立起典范的权威，深受教会和信徒的喜爱，成为主流，这个译本问世不到十年，销量就超过之前所有的译本并逐渐取代了其他中文版本的《圣经》，对新文化新文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影响深远。

四． 浅析毛泽东著作翻译和《圣经》汉译的相同点

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圣经》汉译都属于合作翻译，或者说是集体翻译的结果，其规模宏大，译文质量高，因而在当时，影响都比较深远。在此，对这两种成功的集体翻译进行分析，试挖掘其成功的共同之处以及不足之处，对当今的合作翻译提供借鉴。

首先，从组织形式上来看，二者都成立了相关的翻译委员会，而且各组成员分工明确。毛泽东著作翻译成立的是毛泽东著作翻译室，而《圣经》汉译则成立了圣经翻译委员会，有了专门的组织，就更可以更好地促进翻译工作有序、科学、严谨开展。而这种组织的分工明确，都分为不同的组织部门进行分工合作，相辅相成，有效地完成翻译工作。例如，在翻译《圣经》“和合本”的时候，有翻译委员会、还有协调委员会等；而在1968年，成立了汉语圣经统一译本筹备委员会，设立联络一人、翻译一人、审阅小组8人。1972年，成立了以容保罗为总干事的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设立执行委员会、总干事、促进部、翻译部、审裁委员。而毛泽东著作翻译时，则分为翻译组、定稿组、资料组等。因此，集体翻译的内部组织一定要合理、分工明确，才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也对现代合作翻译的组织产生了影响。

其次，从翻译的程序上来看，两者的程序都很繁多，从而确保了译文的准确性。在翻译毛泽东著作时，译文要经过初译、改稿、核稿、初定稿、外国专家通读、改稿、统一、集体讨论定稿、中国人通读、解决疑难问题、最后定稿等十几道工序，就是在反复修改、校对以达到忠实、通顺、并且要符合外国人的阅读习惯。而在《圣经》汉译时，也是有初稿、修改后的二稿、然后再由全体委员会开会决定最后译稿。同样也要经过反复修改、校对才能决定最终译稿。此外，这两种集体翻译都十分注重译名统一问题，要做最后的统稿工作，例如《圣经》汉译时，还为音译问题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统稿对于整体译文的质量、通顺等都至关重要。这两种集体翻译工作极为缜密严谨，而且科学有效，也是当前其他众多翻译工作难以具备的优越条件。

再次，从集体翻译人才构成来看，二者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两个集体翻译委员会都会聘用高水平的翻译人才，而且都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长，都是由各专家分工合作进行翻译。例如，《圣经》和合本的翻译人员不仅懂得两种语言，是汉学家，而且还要懂得宗教，是神学专家，还要能代表在华各个教会和不同国家。而在翻译毛泽东著作时，也聘用了各个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例如有诗歌工作者、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以及外国专家等等。各方面专家合作提高了翻译效率，同时提升了翻译质量。而且，二者都聘有外籍专家，这可以有利于文章更符合外国语言的表达习惯，有利于增强文章的可接受性。此外，翻译成员们都尽职尽责，一丝不苟的翻译态度也促使翻译质量很高。

最后，在译者主体地位方面，二者也具有相似之处。译经委员会没有固定的译经场所，是西方宗教团体自主设立的翻译组织，它们不仅从事翻译，还要进行传教。译者的薪酬是由各个差会负责的，而各个差会之间还有彼此的利益竞争。译者代表差会的立场，这会导致译者选而不仁的现象发生，尤其是“官话和合本”翻译委员会的选仁，另外一方面，译者传教为主，译经成为次要任务，致使翻译计划没能按时完成。而且，当时一些人认为圣经的翻译要受到“上帝的感召”，译者只是一种“听写工具”，因而各个委员会并不突出译者的个人地位，主席和委员的地位也平等，若有分歧，就投票决定。而刘习良回忆的当时翻译毛泽东著作时，夜以继日地勤奋翻译，还要辛苦加班，但分文不取，而译作出版，也一律不署名。因而，不论是毛泽东著作翻译，还是《圣经》汉译，译者的主体地位都不高。但这些译者兢兢业业，不怕辛苦，埋头进行翻译，才得以译出质量上乘的佳作。这和我国古代彦琮“八备”说中译者的人格修养极为相似。彦琮提出译者要不怕辛苦、气度宽和、谦虚、不武断；要埋头研究道术，自甘寂寞，不想出风头等。这虽然是对佛经翻译者提出的要求，但放在今时今日也仍有一定道理。

五.总结

纵观中外大型集体翻译，大多翻译质量较好，影响也较深远。而不同时期的集体翻译也会具有不同时期特有的时代特点。本文选取的这两次集体翻译，或者合作翻译，翻译质量上乘，译本在当时也广为传播，享有盛誉，成为一时之典范。究其译作质量之高、成功翻译的原因，就在于其在组织形式、翻译程序、人才聘用结构等方面的合理科学安排。同时，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翻译，也离不开其背后强有力的资助。这对我们当今进行合作翻译具有一定的启示。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大家为了追逐利益，既要求快又要求好，因而很多翻译都采用合作翻译的形式以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这固然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市面上出版的一些书籍，翻译质量低劣，合作翻译后的文本，风格明显不一致，这说明在翻译程序上，没有像过去那样细致严谨；其次，过去两场集体翻译，都云集了当时国内外高水平的翻译人才，以及相关专业的人才，这是现今合作翻译不容易做到的，因而，还应大量、持续培养高水平的译者，并培养具有专长的译者；再次，过去，译者的主体地位没有凸显出来，译者的地位也不高，但这些译者还能够甘于寂寞，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完成译作，可敬可佩；但在如今市场化经济大背景下，大多数人都在受利益的驱使，无法专心研究，在译作方面，为了数量和金钱，很少愿意精益求精地进行翻译，因而，上乘译作也较少。这两场大型集体翻译，可以为我么当今新的翻译合作模式提供借鉴，不论是组织模式、人才构成、还是翻译程序上，我们都可以进一步提升；此外，还为译者本身要培养具备的素质提出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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