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是当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而加强中印之间的产能合作，则成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关键任务。中印都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大国，都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重任，如何利用双方在产业上的互补性加强合作，可以考虑从双方急需的产业领域合作着手，在积累经验后逐步推开。

一、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依据

国际产能合作，是由国际产业演进规律决定的，具有客观性，中国倡导国际产能合作，顺应了这一发展规律。国际产能合作主要有两大理论支撑，即分工理论和国际产业梯度理论。分工理论认为,在开放的背景下，由于资本和劳动能够在国际间自由转移，资源和要素比较优势的存在，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适合生产什么，由此形成各自按比较优势进行横向分工的关系。产业梯度理论则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必然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此形成产业按梯度进行纵向分工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早期研究分工理论的学者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分别从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几个层面，分析了地域分工存在的合理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更深入地阐述了这一理论在运用中的复杂性，它指出各个国家只需生产具有最大优势的产品，继而通过自由贸易进行交换，可以提高多国范围的生产效率，并且即使所有条件均处于劣势地位，也能在其中发现其劣势中的优势。俄林在其《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中，认为资源禀赋不同是造成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有差异的原因。根据产品所需的要素的多少，可以将产品分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等。一个国家应该生产那些需要大量使用且本国供给丰富、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的商品，并以此来出口；进口那些供应稀缺、价格较高的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商品。

除了分工理论外，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也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理论依据。梯度推移理论最早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拉坦·弗农等人创立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论”，该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即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等四个阶段。威尔斯和赫希哲等将其引入到区域产业分布的分析中，产生了梯度转移理论，即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其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的专业部门所构成，则说明该区域位于高梯度区域。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对梯度转移理论的最好验证，是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的亚洲雁行模式，即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分为不同发展梯度，形成以日本为雁头，“亚洲四小龙”次之，其后是中国大陆与东盟各国多级产业梯度，由高梯度的产业向低梯度的转移，推动了产业的国际转移。

二、中印国际产能合作优先领域及选择理由

中印作为两个后发展的人口大国，不仅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拥有最多的产业门类，可以形成互补关系的行业广泛。而且在产业层次上具有梯度差异，可以形成上下游链条或弥补彼此空白的行业众多。两国的产能合作，不仅对推动双方产业加快发展和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并且其在合作方式、途径、机制方面的成功探索，能够为许多“一带一路”国家借鉴。

1、中印两国产业结构互补

中国和印度的产业结构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占GDP 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工业）占据主体地位，约占GDP 的45% ；第三产业（服务业）其次，约占GDP 的40% ；而第一产业（农业）所占比重最小，约为10%。印度结构与此不同的是，其第三产业（服务业）非常发达，约占GDP 的55% ；第二产业（工业）只占GDP 的约25% ；而农业占GDP 的约20%。这样的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优势产业在工业，而印度的优势产业在服务业，双方的产能合作的互补性强。而且，从中印两国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可以看出。印度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原料和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而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在服务贸易上，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主要是建筑服务，而印度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商业服务。因此，两国的产能合作空间巨大。

2、中印产能合作选择

考虑到中印两国的产能合作，会受到体制、文化、基础设施、政策等方面不完全适应的制约，短期内不可能全面推开，因此，加强两国之间的产能合作，可以在系统谋划的前提下，优先在双方都有强烈意愿，互补性强和带动较大，并且能够形成示范效应的领域进行，使双方有一个由不熟悉到熟悉，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逐渐扩大产能合作领域，并将其成功的经验推广到“一带一路”国家。

根据上述要求，按照分工理论和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中印产能合作的优先领域

（1）中端制造业：存在梯度差的产业

中国的机电产品乃至许多轻工产品，普遍进入中端行列，其发展水平要比印度高一个层次，发展阶段上要超前一个时期，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世界工厂”的称号，就建立在这些产业基础上，在产能明显富余的情况下，对外投资是必然选择。如中国生产了全世界80%的空调、84%的手机，彩电、微波炉、摩托车、汽车、电子设备、通信设备等制成品，需要寻求出路。而印度在这类中端制造业中，目前非常薄弱，是未来几年产业升级中要重点引进的产业。将中国制造的理念、资本、技术尤其是适应印度发展的产业层次带到印度，将助力印度的制造业升级。两国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以及可以对接的诉求，客观上形成了产业梯度转移的动力。把这类产品作为产能合作的优先领域，推动中国部分中端制造业生产企业投资印度，能够与“印度制造”规划形成很好对接，形成梯度转移格局。同时，印度在软件、电影、医药制品、IT产品、珠宝等领域，其位势要高于中国，不仅产业有相当规模，而且有国际化的经验，还有美、欧、日对印度的高技术转让的约束相对中国来讲要更宽松，尤其是软件业，是世界第二大软件大国，在全球软件外包市场的份额高达50%以上。中国当前加快发展服务业，应当主动吸引印度这类企业投资。

（2）劳动密集产业：互补性强的产业

中国在诸多劳动密集型制造领域中，积累了相当规模和优势非常明显，一直是出口的主力产品。近年来在成本大幅度上升后，需要大量向外转移。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下降，生存越来越困难，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是必然趋势。在这些产能中，大多数是先进、绿色、低碳、有很强竞争力的优势产能。而印度具有劳动力、部分矿产资源、市场等优势，在规划行业中，大多为纺织、皮革、矿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多都是中国在产能上优势明显，而劳动力比较优势、市场优势正在迅速下降的产业，将这类产能向印度转移，既符合印度工业发展需要，也符合中国产能向外转移的需要。

（3）工程承包及人才技术：兼顾多种需求的产业

对印度来说，扩大就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任务。如印度提出的创造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大量的投入。中国不仅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且在工程承包等领域有强大的能力，有的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以广泛地参与到这些领域中。如中国的工程建筑、道路交通、能源开发、园区建设施工队伍参与印度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同时，印度在软件技术、部分工程技术领域，有丰富的人才和技术，中国可以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或者与相关研发机构开展合作，也可以吸引印度的研发机构到中国投资。

考虑到中印之间的产能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双方无论在投资企业的数量上，还是在合作的深度上，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使双方产能合作能够顺利推进，我们需要找到既符合双方迫切需求，又能迅速见到成效的领域，率先推进合作，积累经验和形成示范。上述三个方面和四大领域，仍然比较宽泛，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根据国际产能合作的经验，可以考虑从容易进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配套要求不高可以相对独立的组装产品，建设周期不长和链条较短的产品，可以更多利用对方资源和市场的产品，协调难度不大的工程承包等领域中选择。家电、手机、饲料、水泥、服装、食品、软件一类的产品，比较适合作为近期重点合作的领域。

三、深入推进产能合作的路径选择

1、推动重点进出口产品企业率先投资

从产品出口到建立加工厂，是许多企业跨国经营中比较常见的模式，成功的概率相对较高。近年来，中国在印度的机械设备、机电产品、以及彩电、手机、鞋帽、服装等家电和日用轻工产品等出口量显著增加，已经建立稳定的市场和占据一定份额，引导和鼓励这些企业在印度建厂，一方面可以使生产更加靠近市场，适应消费者需求变化，另一方面也可以绕开某些贸易壁垒，降低中国与印度在制成品贸易上顺差过大的压力。这类投资项目在印度也受到欢迎，被视为印度重点发展的产业。如印度决心打造全球新的手机制造中心，印度移动通信联盟主席就提出要促成更多中国手机制造商在印度设厂。同时，印度的一些医药产品、食品、软件等，也在中国有广阔的市场，不少产品已经形成一定的销售量，引导这类企业在中国的相关区域投资，也是促进产能合作的重要任务。

2、推动利用当地资源的企业率先投资

一些企业本身就在从对方进口矿产品、农副产品、原材料、能源、农产品，如纺织品及原料、贱金属及制品等，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供应关系，引导这类企业就地生产，不仅可以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而且可以提高生产的保障程度。印度在软件、医药研发、教育等领域，人才数量多，比较优势明显，中国的一些相关企业，既可以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也可以在当地建立培育机构，还可以建立与人才交流有关的企业。印度在铁路、公路、港口、电力、电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领域，市场潜力巨大，是我国重要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之一。据有关资料，铁路合作有望成为中印经济合作的重头戏。生产这类设备的企业，可以加强与工程承包企业合作，或者自己组建工程承包队伍，在扩大产品出口的基础上，投资建立售后服务、产品总装以及部分零部件生产的企业。

3、在配套较好的工业园区抱团投资

印度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很多地区还不具备投资的配套条件，尤其是有一定加工深度和技术含量的企业，应选择初步形成较好基础设施和协作环境的区域投资，并且与重要配套企业同步进入。印度计划为中国企业在印提供集群式发展平台，并对进驻的中国企业给予减税等各种优惠政策。“中国工业园”重点发展基础设施生产资料、设备、电子产品、电化产品、制药等的生产基地和服务中心，并且已经确定建立汽车和电力设备两个工业园区，同时开展铁路等战略性合作，将成为中国扩大对印投资的有力抓手。中国企业的投资，可率先考虑在这些园区进行。

4、注意引进印度具有优势的投资项目

无论从平衡双方贸易和投资的角度，还是从促进两国资源要素互补的角度，中国都需要加大引进印度企业投资的力度。尤其是印度的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在产品品牌、投资能力、行业带动性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很强的实力，引进这类企业的投资，可以填补我国的一些空白领域。最近几年，印度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增长迅速，产业领域涉及通信、软件、制药等。尤其信息技术产业，正是中印两国最具潜力的合作领域，印度的软件优势和中国的硬件优势互补性强，客观上为两国提供了难得的合作基础。目前，印度的一些软件企业更多地在为中国提供服务，还缺少在生产和研发类的项目到中国投资。如印度IT 巨头印孚瑟斯公司与中国贵州开展了数字平台合作，印度软件巨头塔塔集团为中国的八大商业银行提供核心系统，为上海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交易系统，并在中国“智能城市”的发展中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这些企业都有可能在中国建立软件信息服务外包，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份额的条件，可以作为引进的重点。对于已经落户成都天府软件园，又在上海、东莞等地设分支机构的印度软件巨头威普罗公司，则要其扩大规模。此外，印度对中国出口较多的部分化工产品、机电产品等领域，也是中国可以考虑引进的企业。

5、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基础

认真落实双方已经签署的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放宽审批、资本流动、人员出入境等方面限制，为双向投资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在积极推动和鼓励两国企业加强交流的同时，引导行业协会、信息咨询一类机构加强对两地投资环境、市场等的研究，发挥桥梁中介作用，帮助企业了解和开拓对方市场，为推动中印产能合作献言献策。加强两国产业相互投资的金融支持，推动促进两国产业投资基金、专项贷款等的建立。两国工商界共同举办论坛，探讨产能合作的机遇、模式、路径等，宣传两国产能合作的成果。利用中国成都的西博会、广州的广交会，云南的南博会、武汉的中博会，以及印度的相关展会和论坛，设立专门的中印产能合作分论坛和投资介绍会，为两国产能合作提供更多的平台。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对投资项目的环保、准入门槛等方面的监督，使双方的产能合作一开始就建立在相对规范的基础上，而不分项目好坏一律照单全收。对双方企业而言，应选择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能够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项目投资。

6、加强两国交流

加强两国交流是进一步加深中印经贸合作的重要保障。要保持两国高层间的经常往来和不断完善双边经贸交往的制度框架，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贸易政策，再以合作宣言的方式公之于众。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双方商业团体间的互动与交流，加强两国商会之间的互动与沟通。通过访问和交流，促使中印双方找到两国关系的准确定位，增加政治互信，就如何发展中印关系达成一些新的具体共识，找到经贸合作的新方式和新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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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松锋:《中印经贸合作的前景与对策》，宏观经济管理，2020(6)

3、田丰：《中印经贸合作前景展望及政策建议》，国际经济合作2023（10）

4、金瑞庭、杨明国：《“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印经贸合作的展望与建议》，中国经贸导刊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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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侯隽：《莫迪经济学能否谱写“龙象共舞”新篇章》，中国经济周刊，2015（5）

作者简介：朱永良，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