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感恩作为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表明，感恩的重要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感恩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够更少地体验到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产生更为积极的情感体验和生活幸福感，促使个体身心健康发展。其次，受到恩惠后的个体在产生感恩情感之后，不仅仅会对施恩者采取回报行为，还会倾向于去帮助或许与这次恩惠毫无关系的第三者，换句话说，感恩所具有的“道德传递”的功能，能够激发和促进人们的亲社会行为。

青少年作为祖国昌盛和民族兴旺的后备力量，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增强青少年的感恩水平、培养其亲社会行为，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环，阐明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构建感恩教育与亲社会行为的培养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感恩与亲社会行为的定义

（一）感恩

感恩，英文写作“gratitude”，词源为拉丁文中的“gratia”，意为恩惠、优待和知恩，中文语境里又可以被译作“感戴”。《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则将其解释为“对别人所给的帮助表示感激”。McCullough（2001）将感恩定义为“感恩是指个体用认知、情感和行为了解或回应因他人或物的恩惠或帮助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的心理倾向。”[1]从该定义可知，感恩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还可以将感恩分为特质感恩和状态感恩。特质感恩是指个体体验到感恩情绪的可能性或体验感恩情绪的预定的心理倾向，也可被称作是个体的感恩倾向；状态感恩则是指个体受到恩惠之后产生的一种感激和愉快的内部情绪状态。状态感恩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而特质感恩则属于人格特质，具有稳定性。感恩特质和感恩状态有着密切联系，常常处于感恩状态有利于个体形成感恩特质，具有感恩特质的个体会更频繁地处于感恩状态。

（二）亲社会行为

1972 年，Weisberg在《社会积极形式考察》一书中首次提出“亲社会行为”一词。Arnoson（2004）认为一切为使他人获益的行为都是亲社会行为。Tyrol（2004）认为亲社会行为不管助人者的动机为何，只要帮助了他人就可以归为亲社会行为。从上定义可以看出，亲社会行为具有两项重要的特征：一是亲社会行为与动机无关，无论是利他动机还是利己动机。二是亲社会行为所带来的的结果一定对他人或社会有益。

二、与亲社会行为有关的感恩理论

（一）感恩的拓宽建构理论

Fredrickson（2001）提出了积极情绪的拓宽建构理论[2]，该理论指出积极情绪会拓宽个人的思维和行动模式，为个体提供更充足的资源准备。感恩作为一种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积极情绪，同样适用于该理论。由感恩这种积极情绪所激发的感恩行为具有拓展性，也就是说，当个体感到感激时不仅仅会表现出对于施恩者的回报行为，同样也会表现出对第三者的亲社会行为，从而建构起个体广泛而持久的人际关系资源。这些资源在必要时又能为个体提供充足的社会支持，帮助个体提升直面压力和逆境的能力，提高主观幸福感。

（二）感恩的道德情感理论

McCullough（2001）是最早把感恩定义为道德情绪，提出感恩的道德情感理论，他认为感恩具有三种功能：道德的晴雨表功能。对受恩者来说，感恩是某人曾给予他礼物或恩惠的一种信息；道德的激励功能。感恩不仅能够激发受恩者对于施恩者的感恩行为，还可以激励施恩者对于其他人的利他行为以及亲社会行为，这说明感恩能够帮助个体认识到人际交往中的互惠互利原则，从而激发其利他主义动机；道德的强化功能。对施恩者而言，感恩也能够进一步增强施恩者在未来更多地实施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感恩由道德行为产生，又会进一步激励和强化施恩者和受恩者双方的亲社会行为，从而实现人际交往的良性循环。

三、感恩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

（一）特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特质感恩是个体所具有的一种感恩倾向，也是与感恩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格特质。具有高特质感恩水平高的人更容易认识到、体验到他人的恩惠和帮助，也更倾向于去帮助他人。（Lynn，2009）。侯小花（2009）、何安明、戴贤伟和惠秋平（2014）指出，个体的特质感恩对其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同时，特质感恩不仅会直接影响一个人是否表现出亲社会行为（李贞珍，2013），还会通过领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等中介变量影响亲社会行为（Bartlett M Y，DeSteno，2006；陈宇琪，2017）。

（二）状态感恩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特质感恩作为一种具有持续性和连续性的人格特质，其测量一般通过心理学量表来进行。而状态感恩是在特定情境中产生的积极情绪状态，在研究当中，研究者们常采取干预手段或是情景实验的方法来激发研究对象的感恩情绪，并观察这一情绪的产生对后续行为的影响。

Bartlett 和 Desteno（2006）通过实验来操纵个体的感恩，在他们的研究当中，创设了一个实验参加者遇到麻烦时受到他人（实则为研究者的助手）帮助的场景，以激发参加者的感恩情绪。研究结果表明，受到帮助的实验参加者会比那些没有受到帮助的实验参加者在“研究者同伙或陌生人进来问他们是否愿意帮忙做份税收问题解决的问卷”时，在问卷上所花费的时间更多。惠秋平、何安明和刘华山（2014）则通过情景实验的方法考察了感恩、负债感、快乐这3 种情绪状态对助人行为的作用及其差异。他们通过让实验参加者回忆过去一周内或更长时间里自己心存感激的事件（心存亏欠的事件/感到高兴的事件）并记录下来的方式，成功激起了实验参加者相对应的情绪状态。研究结果显示，与回忆亏欠事件的实验参加者相比，尽管回忆感恩事件和快乐事件均能够正向预测实验参加者的助人行为，但处于感恩状态下的实验参加者要比处于快乐状态下的被试表现出更积极、更强烈的助人行为或助人行为倾向。

四、研究展望

研究表明，特质感恩和状态感恩均能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但这两者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针对不同的特质感恩水平的青少年，分别又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感恩教育方法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升他们的状态感恩水平，激发感恩的“道德传递”功能？这些问题尚待心理学家以及思政教育工作者们进一步的思考。

[1] McCullough,M.E.,Emmons,R.A.,Tsang,J.A.(2002).The grateful disposition: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topograph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1).112-127.

[2]Fredrickson,B.L.(2001)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American Psychologist,56, 218~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