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日益显现，社会对经济正义问题的关注越来越高。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内在一致性，耦合共生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和发扬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促成经济正义的回归，推动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是当前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全民富裕的动力因素
农业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土地问题则是其中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始终牢牢把握农民问题的脉搏，抓住土地问题这一根本，开展土地革命，以求使农民“耕者有其田”，从根源上解决土地占有不平等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国总人口的八成均为农村人口，从地主、富农到贫农，各阶级所占有的土地份额却极为不对等，广大贫农阶级不仅得不到足够的土地，而且还背负着极重的租税。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1]，并在八七会议上明确了大中地主的划分标准，指出没收大中地主土地以分给佃农和无地的农民。此后毛泽东在广泛开展农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先后组织起草《井冈山土地法》、《土地问题决议案》等法律条案，指导土地革命，并开展了分田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革命脚步放缓，在敌后根据地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原来“减租减息”政策基础上又进一步修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极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诉求，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建国以后，由于土地革命的不彻底导致近七成的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与富农手中，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颁布实施，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基本实现了土地资源占有的公平。
当前农村居民的集体土地资产还没有被盘活，大量集体土地仍被闲置，农村居民收入普遍较低，然而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类型，农民理应拥有足够自主权处置土地以促进增收。应加大力度促进土地制度改革，扎实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更加合规地进入交易市场进行流转，进一步推进落实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为宅基地的有序流转提供良好的环境，使更多的收益能够进入农民的口袋。
二、全面完善经济制度，构建全民富裕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邪恶与残酷剥削，做出“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判断，但同时也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2]373。毛泽东在此基础上，依据中国现实国情，创造性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改革生产关系，建立全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踏入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党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以推翻原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从经济制度上保证经济公平。
土改结束后，由于土改农村阶层状况发生改变，出现大批新的富农，而同时也存在许多生产资料不足的贫农，农村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毛泽东倡导走合作化道路，“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3]。在其带领下，通过总结革命时期互助合作的经验，探索出了一条特有的，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的，由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初级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生产合作社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毛泽东还把农业合作化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个体手工业领域，由供销合作发展到生产合作，变个体手工业经济为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则是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和平赎买、公私合营的措施。通过三大改造，到1956年底，生产资料绝大部分已经掌握到国家手中，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为经济公平的实现奠定了制度基础。
同时毛泽东还关注分配公平的问题，早在战争时期就主张大体平均的分配方式，后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按劳分配以实现分配领域的公平，指出不能纯粹地将每一位农民一年的平均收入与同等条件下每一位工人的年均收入进行对比，由此来判断多寡，“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4]222毛泽东主张实现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但这也不是说必须实行绝对的平均分配。毛泽东早在1929年12月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针对绝对平均主义，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绝无所谓绝对的平均”[5]，他认为绝对平均实际上只会造成更大程度上的不平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分配在经济活动的四个环节中处于基础地位，分配正义也是实现经济正义最为核心的内容，毛泽东反对两极分化与平均主义，主张按劳分配，目的是从分配上实现经济的公平，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
马克思认为“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跟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实现共同富裕的底蕴不足。生产资料公有制从制度层面调整了生产关系，劳动者一跃翻身为生产资料的支配者，生产积极性大大增强，全民富裕的实现拥有更好的制度基础与内生动力。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国有经济，持续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思维、抵御风险能力与国际竞争能力，以其发展带动国民经济技术结构、管理水平、人才素质的提升；壮大集体经济，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结合实际，科学规划，最大程度发挥自身优势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持续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6]43，注重机会、过程与结果的公平，各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分配，促成初次分配中经济效益与薪酬分配的协同发展，完善合理的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差距，变收入结构为橄榄型结构，推进再分配的公平，充分发挥三次分配的作用，填补前两次分配的不足，不断促进分配公平，早日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365。
三、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稳固全民富裕的重要保证
经过近代屈辱的历史，毛泽东深刻体会到农业无法拯救中国，只有走工业化道路方可带领中国实现国家昌盛、人民安康，而彼时的中国却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部门不齐全、分布不平衡的农业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4]24，必须优先发展和重工业，但同时他也重视对农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安排问题，指出在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绝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生产”[4]24。因此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农、轻、重部门分类理论，结合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农、轻、重发展不平衡引发社会问题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协调农、轻、重三者关系的思想，将生产生产资料与生产生活资料同时并举，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双需求。除了推进各产业共同发展构筑合理的产业结构布局外，毛泽东还提倡地区间的均衡发展，主张从沿海到内陆形成整体均衡的产业布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工业布局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分布较少，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要利用好原有沿海地区工业老底，大力支持发展内陆工业[4]25。到六七十年代，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已近趋完整，此后中国整体工业布局慢慢趋于平衡，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也日趋公平化。产业布局的调整与区域发展的协调，不仅使得中国更加平稳地迈入了工业化的快速道上，广大人民群众也得以公平共享社会财富，为经济正义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代国家领导人都曾明确指出共同富裕不是单个人的富裕而是不落一人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经济正义赋能全民富裕，要在毛泽东反对两极分化思想的指导下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差异，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常具忧患意识，在全体贫困人口脱贫摘帽的基础上时刻关注脱贫人口发展现状，以脱贫地区产业培育发展为抓手，带动经济发展，提供就业岗位，激发脱贫户自主能动性，提高脱贫人口内生发展动力，避免大规模返贫现象发生，推动乡村振兴及农业农村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3-73．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7．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3-84．
[6]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1．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2．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9．
作者简介：何容(1999-)，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