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诗人情怀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摘要: 杨宪益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化史学者、诗人。目前,国内对译届泰斗杨宪益先生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大量英汉、汉英翻译作品批评展开,尤其集中于《红楼梦》英译及鲁迅系列作品英译。然而对于杨宪益先生的诗人身份在翻译界似乎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以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活动,结合其诗歌创作活动,探析译者杨宪益的翻译观。研究表明,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活动是译者多维度地适应了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翻译生态环境,不断作出适应性选择转换的结果。

本文以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活动,结合其诗歌创作活动,探析译者杨宪益的翻译观。研究表明,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活动是译者多维度地适应了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翻译生态环境,不断作出适应性选择转换的结果。

1 旧体诗情怀与诗歌创作

杨宪益一直钟情于旧体写诗。这与他从小接受的国学教育密不可分。他的父亲杨毓璋曾是一位业余诗人,酷爱写旧体情诗。杨宪益从小耳濡目染,承袭了父亲的诗人气质,对诗歌语言艺术具有超凡的感悟力。幼小师从国学底蕴深厚的魏如舟先生教导,十岁便教他写旧体诗,广涉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熟读《千家诗》、《楚辞》、唐诗宋词等古典诗歌,并通读了汉魏古体诗,尝试些一些五律或七律的诗。初学对对子时,杨宪益便能写出“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的诗句。(辛红娟,2012:141)“到了上高中时,我已能迅速阅读英文书籍了,我发现,要开列一份当时我阅读过的作品的书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通常我每天读一至两部,因此最著名的欧美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我几乎已经读遍了。”(谷鸣,2010:47)可以看出,从小养成的良好的阅读习惯为杨宪益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和良好的诗歌创作基础。他怀着火热的爱国之情,是非分明,对一切不合理的、丑恶的社会现象都要发出声音,提出抗议。率真得毫无掩饰,更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个人的恩怨,只有是非的曲直。杨宪益时常以诗讽世,针砭时弊,宣泄激昂悲愤的情怀。比如在《感语言之洋化》中,他用七言旧体诗形式痛斥外来语滥入汉语导致的不伦不类现象。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富有传奇色彩人生的杨宪益先生的诗人情怀,流露的是他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凝结的是他忧患时事的思考,宣泄的是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文化学人的“真”。

2 诗人与诗歌翻译——诗人译诗

从杨宪益诙谐幽默的自嘲诗、愤怒无比的“火气诗”、淡含忧伤的怀古诗,我们能真切体会到诗人遗世独立的品格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些诗作所流露的思想感情也同样影响诗歌翻译实践。同时先生扎实的古文功底、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以及深厚的中西文化史识功底为广大学者及读者奉献了大量的诗歌译作,精妙地阐释了诗人译诗的译届命题。

2.1 诗歌翻译的内容选择

杨宪益通常选择与个人性格相近、能打动自己的作品进行翻译。因为这样才能与该作品及作者产生更多的共鸣,才能更好地再现原作风格。杨宪益早期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时,出于好玩的心理,用英文的英雄偶句体把《离骚》翻译出来,也是为了向牛津的老师显摆一下中国也有悠久的文学传统。而且《离骚》中屈原“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与先生勇于挑战的革命主义精神不谋而合。正是这样的笔墨游戏抒发了先生浓厚的爱国之情和积极向西方推介民族文化的目的,恰好就是生态翻译学中的“译有所为”的生动阐释。杨宪益淡泊宁静的诗人情怀也使他的诗歌翻译选材呈现轻松、欢乐的特征。

2.2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观

关于诗歌翻译问题,论者众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杨宪益对此问题的看法散见于其译作、自传或与友人谈话中。杨宪益曾多次强调“信”,就是不能和原文走得太远,对原作的内容不许增加和减少。罗马诗人维吉尔的杰作之一《牧歌》本身采用牧羊人对歌与独歌的形式,呈现乡间野趣,抒发牧羊人的复杂心情。杨宪益翻译《牧歌》时力求忠实于原文,以诗译诗。《牧歌》蕴含深奥而又深邃的古罗马文化,由于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对罗马文化知之甚少,这无疑成为一大阅读障碍。杨宪益便考虑采用“直译加注”法来处理文化信息,目的是向中国读者介绍原汁原味、富有异国情调的他者文化,减轻读者的阅读负担。如果运用生态翻译学中“多维转换”的翻译方法予以解读,杨宪益在思想内容上和语言形式之间更重视后者,也就是说,相对于译本在交际维的选择转换,译者更注重在语言维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追求诗歌格律上的“信”,必然造成内容上的不够“信”。所以有人说诗是无法翻译的。他相信一切伟大的作品都可以翻译。译者与作者如能心神交融,合为一体而达到心灵上的契合,那么,翻译成功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即产出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作。

2.3 杨宪益诗歌翻译活动的特点

由此可见,杨宪益诗歌翻译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尤其是对心理生态环境的重视。译者要选择适应自身的心理生态环境的译本进行翻译,选择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标准以适应译者和读者的心理生态环境为第一要义,尽量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需求和求知欲。对于译者来说,最为理想的是找到与自己个人气质相近的作品加以翻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译出原作精髓,产出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佳作。杨宪益诗歌翻译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创作、翻译、考证研究三者的和谐统一,相辅相成。杨宪益在翻译《奥德修纪》时写了一篇长达28页的译本序。在序中,他不仅介绍了这部史诗的相关背景知识,如作者、版本、民族史诗、希腊文化、作品的语言特点及艺术成就,确保读者在欣赏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阅读障碍。不难看出,在翻译这部罗马经典史诗前,先生为了准确把握作品的主题思想和文本内容,进行了严谨的中西文化史识对比考证研究,充分展现先生对诗歌翻译的完美追求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同样这部译作也成为译者在不断地选择性适应动态变化的翻译生态环境而继续作出适应性选择的佳作。

3 结语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活动就是力图适应动态多变的翻译生态环境,不断作出适应性选择,从而产生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译作的艰辛历程。正如杨宪益在1994年《游港杂咏八首》之一中自嘲说:“旬月踟蹰信达艰,译文雅俗更难言,不知饱飨东坡肉,免去陈公去论禅。”(杨宪益等,1996:123)

参考文献:[1]谷鸣.杨宪益夫妇的译事[J].书屋,2010(4):44-49.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李晶.南京访杨苡——忆杨宪益先生[J].外国文学,2010(2):147-155.

[4]李辉.杨宪益与戴乃迭[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5]廖旭和.让世界了解中国古典文学[J].中国翻译,1993(6):45-46.

作者简介:陈莉(1980.10-),女,汉族,湖南常德人,硕士,湖南工业大学讲师,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典籍英译,翻译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