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传统文化教育包含的基本概念

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了以下三种小范畴：国家、传统、文化。所谓国家，在西周初期有三个意思：指君主所在之都城，即京师，与四方诸侯相比举；商周封域，与海外相应举；专指以洛阳为中央的地方，即夏区，也用来指周所封的诸侯国，又称诸夏，与四夷相应举。在统一多中华民族的发展流程中，新中国的含义也多次出现了巨大的变动。由专指中国发展为包含全部郡县，由进而发展为包含中国全部边疆，由专指汉族发展为包含中国各种族，由中华大地的通称发展为作为民族主权国度的专称。传统社会文化不但具有历史含义，也同时具有超越历史的含义。“传统文化”一词源自《易经》。《易经》中云：“观乎天象，以察时变；观乎人文科学，以化正天地。”其意是依照人文科学加以教化。到了汉代，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相连的使用词，多有“以文德治天下”之意，或与尚未教化的“野蛮”、“质朴”等相比举。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一）国家的向心力和民族的凝聚力

（一）民族凝聚力、国家向心力

我国名列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并且是其中唯一一个没有间断过的文明，其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和“我国”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文化观念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深刻的印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缔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到现代成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

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兼容并包的特点，中华民族文化通过凝聚力，来让各种社会功能得到实现，对个人而言，就是指可以融入到中国式社会关系体系当中，同时采用中国式的方式来将个人和社会进行联系，这不仅有助于将个人和社会团结起来，也对于推动中华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兼具开放和封闭的特点

在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可以发现，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经历了一个从开放到封闭的过渡。在十五世纪以前，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不断融合外来的文化，吸收其他民族的发展成果，并进行了一定革新，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在古代都走在世界的前排。但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却一直存有着“华贵夷贱”的观念，甚至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天朝上国”的意识，对于外来文化一味地排斥，同时“文字狱”的兴盛也对于人们的思想造成了钳制，这对文化的发展而言作用是消极的。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他只是要求通过营造封闭的生存空间来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由流动，并以此维护被统治者的依附政治地位，并使社会主义文化逐步因丧失人类社会功用而陷于被动局面。中国传统社会往往把“品德”当作判断个人价值的崇高准则，其尤以伦理纲常为核心内容。历代统治者都宣扬“君臣、父子”，运用道德来约束人们的思想，灌输在这些人际关系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秩序文化。但是在较长时间里，我国对于社会道德正统性和规则性的过于追求，导致了对于生产技术的忽视。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本来适合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但是其对于商业的发展以及相关观念的产生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因而工人匠人的手艺并没有和学者所发明的逻辑推理进行整合，因而中国的传统也呈现出了“重文轻理”的特点。但实际上这也是和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相适应之后造成的必然结果。

（三）天人合一与整体观照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当中，“天人合一”这一思想极为重要，其本质就是把天、地、人都看作是一个统一而协调的整体，要求在具体的行为中体现出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自我之间关系的融合，在社会领域，人们倾向于格物致知、尽情穷理，而在整治领域，则体现在维系政治制度和对大同社会的追求上。受此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学也以建立和平的人际关系作为目标，对于分歧和冲突是回避的态度，呼吁人们用这种态度去求得平衡和发展。所以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人们从整体的角度来对于人类社会的变迁进行解读，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固有个性。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是文化自信确立的根据

所谓文化自信，也无非是对人们自己所分享的文明及其传统的自觉形态，只不过这些自觉形态都是肯定性的而不是完全否定性的。它是一种中华民族对中国本位制文明及其传统文化的信仰、信任、信心与尊严感的体现。中国文化自觉意识一开端便是表现为民族文化自卑的，最经典的便是“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论，以为我国“百事不及人”、“月球也是西方人的圆”，以致产生了我国民族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今天人们面对的主要任务就是，人们怎样从文化心理上完成从自卑向自信的过渡。在今天的国际发展舞台上，人们若要掌握自身的国家话语权，就需要立足于自身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上，让之发展成为文化软实力。唯其这样，人们才有机会说出“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进而取得了文学上的自信。就此而言，发扬我国传统文学文化，是为了增强中华民族的全球实力的迫切需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

马克思主义在传入我国以后，它正从理论与实际运用两种层次上进行着大众化的进程。在既往的革命历史中，我国传统文化就一直在为马克思主义的实现与中国化而创造着文化“前见”。如果缺乏这个文化期待视野，马克思主义既无法实质性地传入我国文化，更不能够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效地融合。中国化过程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进行的，而只是一种自由开放的继续进行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学说同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的历史实际情况紧密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潮；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在二十一世纪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必然获得崭新的时代发展内容与形式。但不管形势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基础原则都应该和中国的具体现实紧密结合。而中国的情况，实际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构成了中国国情的最深刻的基础和最巨大的变数。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读不懂中国传统文化，就掌握不了中国的特定国情；而不了解中国的特定国情，就无法进一步地完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入发展创造了广泛而丰富的土壤。

（三）预防现代性弊病的“免疫剂”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可以给人们在现代化到来之际，带来一个预防性的反省能力。在这种为避免因现代性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方面，应当充分发掘和总结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古代智慧，也正是它才能够创造一个对现代化弊端产生预防性免疫效果的人文资源。我们必须从此意义上进一步发掘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时代性意义与世界性含义。胡适曾指出，“欧洲的科学知识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家，平素饱餍着科学知识的滋味，偶尔对科学知识发出了一些牢骚的话，就像富贵人家吃厌了鱼，常想尝尝咸菜豆腐的味道。一到中国，情况便不同了。因为我国在此时还没有享用到科学技术的赐福，更谈不上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灾害”一”。但是，在胡适眼里，我们中国人当时根本就还缺乏批判科学的“资格”。问题在于，人的生存方法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有机会从前人或他人的错误中学习，从而提前防止了错误的重复，从而避免重蹈覆辙。但人的历史发展中并没有线性地重复前人或他人的足迹，因此他们可以有意识地总结前人或他人所已经历的前车之鉴，以便更能动地做出正确抉择，也即利用前人或他人所作的错事，来吸取教训，这样才有机会防止了错误的重复。这也就是价值判断产生意义的地方。人的生存方式不是宿命型的，是超越性的。像胡适这样机械的一元论的线性历史观，彻底抹杀了人性文化发展方面的特点，将人的生存方式下降到了物性的生存方式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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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波影（1995-），女，汉，陕西西安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