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奖"的大众评选性质体现了文学评奖从权威向大众的位移,它以读者为中心,将通俗叙事美学作为价值评价尺度,从而在官方意识形态与先锋文学之间创制出一种兼顾商业性与艺术性的文学新类型。"百花奖"促成了从读者—编辑—奖励—作家环环相扣的利益产生与分配机制。这一机制与政府文学奖一同构成了协同治理的文学秩序,并对不在秩序之中的写作者进行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