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随着城市扩张、资源开发、工程建设等因素的影响，局部地区的生态空间被大量挤占，生态系统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世界各国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全人类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刻不容缓。因此，绿色发展作为一种以协调、高效、和谐、可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寻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多重挑战的基本共识，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一直以来，中国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实践者和引领者。在此背景下，中国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大力的支持，先后提出了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在双碳目标下，中国要深入研究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和核心策略，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绿色经济发展路径。
一、绿色经济的概念及指标体系
（一）绿色经济概念及历史演进
绿色经济的概念最早出现于英国的环境经济学家David Pierce在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图》一书中，深入探讨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倡导推进环境可承受的经济发展模式（高欢欢，2019）[1]。而后，在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提出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概念，绿色经济的概念首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并进一步成为了主流的发展理念（商迪等，2020）[2]。此后，经济学家们不断地加深对绿色经济理念的探讨和研究，从不同的视角界定绿色经济的概念。
西方学者主要基于人力资本、地球环境、经济利润这三重底线来界定绿色经济。John Elkington最早于1998年提出了绿色经济是遵循三重底线原则的经济发展模式（高红贵等，2016）[3]。在此基础上，Danaher K（2007）[4]认为绿色经济是兼顾经济的发展性、社会的公平性和生态的包容性的可持续经济模式。Barbier E（2011）[5]指出绿色经济是为了让保护环境与缓解贫困之间形成一种协调发展的互动关系，从而形成一种低碳、高效、包容、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D'Amato D（2017）[6]认为绿色经济是一种兼顾社会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囊括循环经济和生态效率相关的要素，致力于寻求低碳发展和能源的高效转换。总的来看，以三重底线为基础，致力于低碳、协调、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定义已经称为西方学者的共识。
我国学者对绿色经济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层面展开（揭益寿，2005）[7]。狭义看，张莹等（2011）[8]认为狭义绿色经济基于环保产业的经济发展模式。高红贵(2016)[3]认为绿色经济是与自然环境、生物资源密切相关，构建绿色消费需求的经济活动。广义看，绿色经济是资源循环利用，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王金南（2009）[9]认为绿色经济是以维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为目标，合理使用资源的平衡式经济发展模式。季铸（2018）[10]提出了应构建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发展目标的绿色经济模式。总之，我国学者认为绿色经济是以保护生态环境，构建生态文明为基础的，涵盖了多个领域和产业，是一种协调、高效、低碳、可持续的平衡式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研究的逐步推进，绿色经济逐步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国内外学者都开始关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平衡，支持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构建生态文明、绿色友好的生活环境，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绿色经济的评价体系构建
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对于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国家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抉择。绿色经济的评价体系可有效衡量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辨别绿色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失衡点、为未来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因此，关于绿色经济的评价体系构建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课题。许多国际组织、国家政府、研究机构和学者构建了大量的绿色经济评价体系。通过细致梳理绿色经济的评价体系，有利于中国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完善，为绿色经济的后续推进提供参考。
西方学者对绿色经济的评价是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GEP为基础而展开的。201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发展的GEP指标框架。此后GEP绿色经济指标体系在专家学者的探索和研究中不断地完善（李苏等，2020）[11]。UNEP（2015）[12]将绿色经济政策和绿色经济指标应用于国家层面，提出涵盖了贫困、环境以及繁荣共享问题三个层面13个变量的多维绿色经济指标。
我国学者对绿色经济的测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测度，二是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在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测度的方面，杨雪星（2014）[13]从包容性经济、绿色经济、绿色经济对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三个层面展开包容性绿色经济增长指数的研究，引入了人均碳排放量作为绿色经济的重要指标之一。孟望生等（2020）[14]以资本、劳动和能源作为投入指标，以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硫、废水等作为产出指标，评价中国各个省域的经济增长成果与资源环境代价间的比值。在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的方面，张薇（2021）[15]基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三个方面测度绿色经济的发展水平。郑晓云等（2021）[16]基于经济质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环境治理四个层面测度绿色经济发展情况，引入了人均能源消耗量等指标体系，加大了绿色环境相关的指标数量和指标权重。
总之，绿色经济的衡量指标包括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层面。在绿色生态环境方面，人均能源消耗量、人均碳排放量、单位GDP排放量、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等都是关键指标。可见学者们开始关注更低碳排放、低能耗的绿色经济模式。
二、双碳目标下引领中国绿色经济发展
（一）双碳目标的形成与演进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的严峻现实，绿色、清洁、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世界各国谋求未来发展的唯一选择。这其中，减少碳排放是完成双碳目标，构建绿色生态文明，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全面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绿色经济的内在要求和核心战略。
中国在2009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碳减排的目标。此后中国于2014 年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提出中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让碳排放量达到峰值，碳达峰目标的形成初见雏形。2015年，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1 次缔约方会议上再次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这次声明代表着中国正式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显示出中国碳减排目标开始从单一的强度目标向兼顾强度和总量的双重目标进行转化，这是中国推行绿色经济的重要举措（乔晓楠等，2021）[17]。部分国内学者们认为碳达峰是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的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碳排放量会由增加向减少转变，也就是说在此之后碳排放量会逐步减少（庄贵阳等，2022；方时姣等，2022）[18，19]。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碳达峰不单单指的是达到最大排放量的那个时点，碳达峰应该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碳排放量会进入一个小浮动波动的平台期，然后再逐渐平稳的下降（胡鞍钢等,2021）[20]。总之，碳达峰意味着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后开始逐渐减少，也意味着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将实现脱钩（王世进等，2021）[21]。
此后，中国于2020年首次提出了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将其写入第十四个五年规划，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实施控制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总量的目标。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碳中和是人为形成的碳排放量与人为形成的碳清除量达到平衡的一种状态，通过正负抵消实现零碳排放状态（庄贵阳等，2021）[17,22]。显然碳中和对碳排放量做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求碳排放量下降，也要求碳清除量可以实现相对平衡。
综合来看，中国致力于碳减排事业，形成兼顾强度和总量的双碳目标，向构建绿色生态文明，推进绿色经济的发展迈出坚实一步。
（二）双碳目标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关系
当下全球气候变化危机日益严峻，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基于褐色经济展开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足以支撑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控制碳排放，实现双碳目标，推进绿色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基于此，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点。从Grossman等在1991年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开始，关于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研究开始涌现（周五七，2012）[23]。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将此模型运用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研究，利用中国省域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和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展开讨论（林伯强等，2009；林寿富，2014；王艺明等，2016）[24-26]，计算出中国二氧化碳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拐点，认为人均收入、能源强度、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是碳排放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总之，目前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仍然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经济发展必然需要有能源的消耗也必然会带来污染物的排放。然而要达到减少环境污染，构建绿色生态文明的目标，就需要将双碳目标与绿色经济联系起来。在控制碳排放与绿色经济发展方面，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而评估中国碳减排工作的成效（孙耀华等，2011；吴洋等，2014）[27-28]。另一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碳排放约束下的绿色生产效率，通过拟合节能减排和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测度环境效率和经济效率（李静，2009；董敏杰，2012；张虎平，2017）[29-31]。总体而言，在当前中国的能源结构和技术水平情况下，碳排放和现代化、经济发展间紧密联系。只有将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嵌入经济结构体系之中进行有机融合和调整，其经济发展才可以适应能源减少、气候变化的未来世界。
双碳目标已嵌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绿色经济成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过程中加入碳减排约束指标，是中国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做出的中国贡献，也是中国大力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
（三）双碳目标下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核心策略
双碳目标下，如何走好中国绿色经济发展道路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总之，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核心策略可归纳为三个部分。
一是减少碳排放。要实现碳减排可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生产消费结构三个方面进行优化和调整。能源结构方面，要致力于实现高碳产业向低碳产业的转化，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增加清洁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中国可以依托于区域自然资源禀赋，进行区域间的能源调整，助力清洁电力实现西电东送，尽可能利用水能、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清洁能源，推进大型水电基地、光伏电站的建设（武红，2015；曲越,2022）[32-33]。产业结构方面，要支持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推进高耗能产业向低耗能产业的转型，推动相关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发展（胡鞍钢，2021）[20]生产与消费结构方面，可以通过调整电力价格等交叉补贴的幅度，适当提高居民消耗能源的价格，从而减少消费端的能源消耗（乔晓楠，2021）[17]。
二是增加碳清除。要加强碳净零排放的目标，可以从加大绿色面积和控制排放量增幅来进行。在加大绿色面积方面，一方面可以合理布局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不同类型的土地，实现绿色种植的最优化。另一方面，在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体系，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和植树造林的力度，扩大绿化覆盖率、森林覆盖率。在控制碳排放的增幅方面，可以通过限定增幅目标，将目标层层细化落实到各个地区（刘满平，2021；林卫斌等，2021）[34-35]。
三是构建碳排放交易体系。通过设立相关法规，规范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发展，选择总量控制的交易模式，进行合理公平的配额分配方式对碳排放权指标进行分配，从而构建方便、平等、高效的碳排放交易机制。通过政策上予以激励和导向加强和促进相关的碳交易，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让二氧化的碳排放量更加可控（宋海云等，2013；丁丁等2013）[36-37]。
总体来讲，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顺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化，承担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责任，是支持绿色经济、实施低碳发展的拥护者和引领者。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需要控制碳排放、增加碳清除、实现碳交易。
三、文献评述
双碳目标致力于改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不协调性，实现平衡、可持续、高效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双碳和绿色经济的研究是相对独立的。双碳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强度变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碳减排的实现路径、碳达峰的情景预测、碳交易市场、碳中和的实现策略等方面。绿色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经济的度量体系、绿色经济效率、绿色经济的发展路径。虽然有部分学者将双碳和绿色经济联系在一起进行学术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测度、碳排放量的内在驱动因素，认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效率等是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力。但在这部分研究对碳减排和绿色经济增长历经的多个阶段和不同特点没有展开解释,没将碳排放和经济发展历史趋势和未来规划的融合到研究之中。大多数文献只是单方面地研究产业转型、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碳排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缺乏一个整体统一的绿色经济框架。
此外，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存在不平衡，经济发展的特征也有较大的空间差异性。因此，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也会存在区域和产业上的差异，不同行业或者不同区域的碳减排进程和碳达峰时间、碳达峰峰值、碳排放与经济脱钩的程度都会存在差异。尽管现有的文献加强了对区域和产业的细致研究，但是还没有充分解释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特征。
总之，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目标设置历经多个时期，衍生出一系列学术研究。而关于双碳目标下如何引领中国绿色经济的发展的相关文献还较稀少，关于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在双碳和绿色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也相对稀少。未来可加强碳约束下的绿色经济增长路径研究，加强区域工业和绿色经济增长方面研究，这对实现双碳目标，构建绿色生态文明，实现平衡性的绿色经济发展有重要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高欢欢.绿色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基础[J].生态经济,2019,35(03)
[2] 商迪,李华晶,姚珺.绿色经济、绿色增长和绿色发展：概念内涵与研究评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42(12):134-151.
[3] 高红贵,陈峥.两种发展观视域下的绿色经济[J].生态经济,2016,32(08):204-208.
作者简介：陈诗薇（1997-），女，汉族，福建宁德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