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对口支援政策被首次明确提出,在2001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 年) 的通知》中,“扶贫协作”也是第一次被改为“对口帮扶”。在脱贫攻坚时期,我国构建了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主力、社会参与协作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定点帮扶、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对口帮扶体系。
一、对口帮扶体系概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对口帮扶体系的有效衔接与转型研究是一个空白,下面从对口帮扶体系中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定点帮扶和社会力量参与帮扶四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便于整体把握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对口帮扶体系的有效衔接与转型的研究态势和脉络,对探索行之有效的转型路径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东西部扶贫协作研究。在乡村振兴阶段,应转化发展观念,要从过去单一的种养产业扶贫向产业融合的路径转变,通过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等方式实现产业振兴(张克俊、付宗平、李雪,2020)。存在依赖性、农户抗风险能力较弱、教育与劳务合作问题、协作制度与内容供需错配等现象依然存在于贫困群体中。要实现帮扶双方优势要素的双向流动,就要发展共生式产业合作,分类制定教育与就业的衔接形式,创新衔接机制(张丽君、李臻,2020)。人们对于贫困的认识逐渐深化,社会开始认识到贫困背后是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存量不足、自身发展能力欠缺的问题,这与受教育水平低有直接的关系(左停、刘文婧,2020)。邹新艳、徐家良(2018)从需求、整合、协调和信息四个层面进行研究,得出社会组织扶贫要健全主体及资源整合协调机制,促进资源供给与群众需求有效对接,要提升规划兼容性,使机构帮扶与党政帮扶深度融合,同时突出载体实效性,促进方式方法与社会生活动态适应。关于对口支援研究。对口支援是国家针对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的一项重要区域政策。对口支援指的是由经济实力较强的一方对经济实力较弱的一方实施援助的一种政策性行为,灾难援助、经济援助、医疗援助和教育援助都是对口支援中的几种主要方式。从1979年中央政府首次提出“对口支援”政策以来,通过地区间牵手共同发展的方式促进双方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现已成为政府利用行政方式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侯景新、于子冉,2021)。关于定点帮扶研究。严瑾(2021)认为高校定点扶贫工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生动实践。汪崇金(2021)认为驻村帮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工作机制,向乡村选派第一书记是这一机制的新实践。第一书记作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极大地改善了驻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他们还会给驻村带来隐性的、难以察觉的变化,比如促进村民之间的信任以及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等。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研究。社会力量是指社会组织中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私营企业,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帮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支持农村薄弱地区发展对于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陈光普,2016)。
二、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对口帮扶甘孜县的总体情况
2001年,龙泉驿区开启了对口支援甘孜县。2012年,四川省全面启动对口支援工作,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有力主推甘孜县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美丽、生态、繁荣新甘孜。2017年以来,龙泉驿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脱贫攻坚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精准扶贫和对口支援决策部署,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任务,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精准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53亿元、争取社会资金5000余万元,实施援建项目44个,促进甘孜县97个贫困村退出、2038户9351人脱贫,助推甘孜县2019年脱贫摘帽、2020年顺利通过国家脱贫攻坚普查。
三、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对口帮扶甘孜县的成效与主要做法
(一)保障教育医疗
一方面,实施教育提升工程,推进校校结对共建,推动甘孜县教育均衡发展成效明显。另一方面,实施医卫提升工程,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720.54万元,选派182名医生支医,建成县人民医院康北中心、血液透析室、县中藏医院门诊大楼等设施;帮助县级4家医院完成达标建设,开展联合诊疗10.5万余人次;包囊虫筛查7.6万余人次,包虫病发病率由1.22‰下降到0.07‰;补助甘孜县籍孕产妇5000余名,孕产妇住院分娩率提升至97.01%,孕产妇死亡率降低至零,婴幼儿死亡率由27‰降低到了1.57‰,康北医疗中心辐射效应持续增强。
(二)完善基础设施
实施住房保障工程,助推易地搬迁91户339人,投入1981万完成住房抗震加固990户,让农牧群众住房安全有保障;帮助完成机场大道、河坝幸福新村道路等建设,助推成功创建全省民族地区首个“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帮助组建县城市公交公司,新建40余个公交站点,解决了群众出门难、行路难问题;完成甘孜县老自来水厂技改,建成甘孜县新自来水厂、拖坝乡自来水厂等一批饮水工程,解決了群众饮用水安全问题;完成布夏片区给排水改造、旧城风貌改造等项目,使甘孜县旧貌换新,人居环境得到大幅改善与提升。
(三)提升人才素能
坚持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高标准选派800余名规划建设、农林环保、文化旅游、基层治理类专业人才驻点帮扶,接收甘孜县1200余名干部人才到我区挂职锻炼、短期培训,通过干部人才“传帮带”、"讲师团”"专家组”集中培训等方式,交流、培训甘孜县干部和技术人才2万余人次,有力提升了本土干部研究脱贫攻坚问题、解決脱贪攻坚难题、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能力,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
(四)全域结对帮扶
开展“结对共建”、“千企帮千村”、“社会爱心帮扶”三大扶持行动,采取“1+N” 方式,推进我区部门、街镇乡、村社区、学校、医院、企业等107个单位与甘孜县对应单位结对共建,协调成都经开区57家企业及社会组织与甘孜县64个贫困村结成帮扶对子,争取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成都亨通光通信有限公司、龙泉驿区欧美同学会等50余个爱心企业和社会组织,深入甘孜县开展助学助医、扶贫济困、爱心捐赠等活动200余次,争取资金(含物资折价)6090余万元,帮助发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加强阵地建设、提升党建水平等,实现了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的有效对接,营造了全域参与甘孜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良好氛围。
(五)强化队伍建设
践行“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对口支援精神,严格管理定规矩,挂图作战,修订完善了学习调研、请销假等24项内部管理制度,严管厚爱抓细队员管理服务;强化学习抓提升,坚持党员领学促全员共学,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重要论述及省市州委脱贫攻坚部署要求;建强支部聚力量,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对口帮扶主要抓手,建立“三联三帮”机制,认真开展“三会一课”和党员固定党日活动,提升党员活动阵地功能,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党旗插在脱贫攻坚一线,打造一支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的对口支援铁军。坚持“送进去”与“请出来”相结合,实施干部人才双向选派,帮助培养本地干部人才,致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一是加强干部人才选派管理。把干部选派与培养使用相结合,突出政治素质、业务能力等标准,先后选派221名规划建设、农林环保、文化旅游等干部人才驻点援助,加强援甘干部管理服务,完善目标管理等制度24项,保障援甘工作队工作经费、工作用车,帮助援甘干部人才解决子女入学等问题23个,确保了干部人才真心真情援助。二是帮助培训培养干部人才。坚持“菜单式”“填空式”培养理念,采取援甘干部人才“传帮带”、选派教育“讲师团”和医卫“专家组”集中培训等方式,培训甘孜县干部人才4400余人次,接收450名甘孜县干部人才到我区挂职培训,传导先进理念和专业技术,甘孜县干部人才综合素能进一步提升。
(六)夯实产业基础
围绕甘孜县“3+3”产业发展思路,支持128个贫困村抱团发展,扶持建设格萨尔文化百村产业基地,并成功申报4A级景区,构建了以百村产业基地为中心的旅游产业生态圈,初步形成了“住甘孜、游周边”的全域旅游格局,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立足甘孜县“康北粮仓”资源优势,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牧民”模式,帮助建成规模种植基地2万余亩、集体牧场和养殖小区28个,培育龙头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24个,争创“康巴娃”等品牌3个,建成投运甘孜州最大的生态牦牛产业园区和最大的现代农业园区——甘孜县康北青稞现代农业园区,“水淘糌粑”产品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制作工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力推动了甘孜县农牧业向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发展。
(七)改善民生事业
实施孤寡老人关爱工程,持续资助甘孜县公立养老院600余名孤寡老人基本生活物资;关心关爱未成年儿童,与康北儿童福利院结成帮扶对子,开展义务教学及资助活动;实施就业扶贫工程,建成甘孜县人才交流和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建立劳务输出精准对接机制,开展技能培训。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实现甘孜县贫困人口转移就业600人次,成功举办甘孜县就业援助专场招聘会6场,组织企业60余家、提供岗位3000余个,达成就业意向性协议600余人。
(八)党建引领帮扶
深度挖掘甘孜县红色文化资源,培育朱德与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十八军窑洞等多个党性教育基地,持续开展党员干部群众党风廉政教育;在脱贫攻坚一线突出党建引领,按照“组织联建、活动联抓、队伍共育”的理念,帮助结对贫困村开展支部规范化建设;试点村两委阵地“三去一改”改造升级,提升基层党组织管理服务水平;实施贫困村后备党员“头雁孵化”计划,组织第一书记、两委干部等开展业务培训500余人次,把党组织全域结对、党员驻村帮扶、党员志愿服务落到实处。完善“五帮五联”工作机制,推动区级部门、街镇、村(社区)、学校、医院等与甘孜县相关单位结成帮扶对子,投入帮扶资金帮助甘孜县健全党建制度、加强阵地建设、培养干部人才。
四、推动对口帮扶体系有效衔接与转型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住房保障建设
加强农户预防风险的意识。目前甘孜县农村住房安全已无顾虑,后期应加强县、乡、村干部进户宣导、组织防风险知识培训等经费,进一步加强农户对房屋的电路老化预防、结构保护、新建选址、保养修缮等方面意识的强化提高。帮助农户提高预防风险发生和处理的能力。相关部门应加强地质灾害、天气影响等自然因素的提醒和预防措施。建议设置专项基金以应对农村新出现的住房问题的排查、修缮问题解决经费,巩固脱贫攻坚成效。要持续开展“回头帮、回头看”工作,防止返贫情况的出现。对于存在部分非贫困户住房、非贫困村基础设施需要提升,建议在后期的相关政策中加强非贫困村、非贫困户的资金投入。
(二)加强医疗援助
甘孜县受地形等自然环境的影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落后,缺乏专业型医卫人员,当地农牧民健康意识低下,个人卫生习惯差,导致当地疾病高发,严重限制了医卫事业的发展。要巩固脱贫成果,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作为对口支援的重要目标,援建医卫基础设施建设、医卫人才互派提能、妇幼阳光补助等项目,从提升医疗卫生机构以及相关人员的观念、能力,以及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等角度出发,推进医疗卫生保障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进一步规范。实施医卫人才互派,组建医卫“专家组”到甘孜县开展卫健人员集中培训,开展巡回医疗等活动,助力甘孜县打造一支愿承担、有能力、可支撑的本土医疗卫生人才队伍,提升甘孜县医疗卫生整体水平。
(三)加强基础设施援助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为进一步提升农户的居住环境,实施农村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厕所改造,配备环卫设施。有效的提升色西底乡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完善村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然村民共享甘孜发展。农村环境整治、雨水排水管道、厕所改革、太阳能路灯、农户电线更换及配管安装、活动室改扩建、安全饮水建设、道路硬化及集体经济产业发展等基础设施,营造良好人居环境,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
(四)加强智力援助
每年选派基层干部人才到龙泉驿区挂职锻炼,通过挂职,增强干部综合能力素质。每年分类组织优秀干部、基层一线干部、党务干部集中培训学习,通过培训,让干部拓宽视野、创新思路、提升能力。结合组织振兴工作加强人才培训,依托龙泉驿区对口帮扶的优势,将乡、村两委干部子派索到龙泉驿区进行跟班学习村级管理经验。有效的提高村干部素质,同时提升管理经验,为乡村振兴治理打基础。落实关于对口支援干部人才的激励政策,干部挂职工作期间,发放补助生活费,并由派出单位发给补助费,对援甘干部增加年终绩效奖,注重对援甘干部优先提拔使用,解决对口支援干部的后顾之忧。注重选拔学历高、发展好、肯实干的年轻干部以及教育、卫生、规划、交通、农林等专业技术人才,到甘孜县挂职锻炼,实施重点培养。
参考文献:
[1]王郅强,王凡凡.对口帮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政策有效性评估[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06):70-83.
[2]何家伟,李超梅.理论·历史·实践:构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的三维视角[J].思想教育研究,2021(03):7-12.
[3]张克俊,付宗平,李雪.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基于政策关系二重性的分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6(06):7-20.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0.06.002.
[4]张丽君,李臻.民族地区东西协作治理模式的机理与实践[J].西北民族研究,2020(04):85-95.DOI:10.16486/j.cnki.62-1035/d.20201207.010.
[5]左停,刘文婧.教育与减贫的现实障碍、基本保障与发展促进——相对贫困治理目标下教育扶贫战略的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06):85-96.DOI:10.13240/j.cnki.caujsse.2020.06.008.
[6]邹新艳,徐家良.基于整体性治理视域的社会组织集成攻坚扶贫模式研究[J].行政论坛,2018,25(05):54-60.DOI:10.16637/j.cnki.23-1360/d.2018.05.008.
[7]侯景新,于子冉.对口合作的形成机制与实践启示[J].区域经济评论,2021(02):56-62+2.DOI:10.14017/j.cnki.2095-5766.2021.0028.
[8]严瑾.高校精准推进定点扶贫的实践理路——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J].中国农业教育,2021,22(01):27-35.
[9]汪崇金,杨亿,谷军健.第一书记驻村帮扶能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吗?——一项田野实验研究[J].财经研究,2021,47(03):110-124.DOI:10.16538/j.cnki.jfe.20201115.402.
[10]陈光普.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 亟待破解多重困境[J].上海农村经济,2016(07):30-31.
[11]王雨磊.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J].社会学研究,2016,31(06):119-142+244.DOI:10.19934/j.cnki.shxyj.2016.06.006.
[12]高强,孔祥智.论相对贫困的内涵、特点难点及应对之策[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03):120-128+2.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191122.001.
[13]韩广富,王丽君.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经验[J].东北师大学报,2006(01):32-36.
[14]王维,向德平.从“嵌入”到“融入”:精准扶贫驻村帮扶工作机制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1):41-50.DOI:10.19714/j.cnki.1671-7465.2020.0006.
本文所用数据,若无特殊说明,均由作者在进行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对口帮扶甘孜县调研时收集整理。
作者简介:徐雪(1997-),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