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亲社会行为又叫积极的社会性行为，行为者做出这种行为并不会给自身带来切实的利益好处，但是亲社会行为不是一种自动化的行为，而是行为者经过大脑思考，有意识地帮助别人的行为[1]。一般来说，亲社会行为包括两种：帮助别人的行为和有利于他人的行为，比如团队间的相互合作、朋友间的分享、对贫困山区孩子的捐赠、对同学身体状况的关心等。从个体发展来看，培养亲社会行为有助于提高孩子的积极性和心理承受能力，孩子们面对挫折时侯，心理承受能力提高，进而使他们积极的融入社会，游刃有余地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产生良性的合作与竞争意识，最终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产生满足感。从社会发展来看，此行为有利于形成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互助的良性积极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积极的发展。
共情又称为同理心，是指个体感知对方情绪，并体会情绪的能力，是一种深入他人主观世界，去体验对方的情感、思维。比如说电影会出现一些情节，观众看到会哭会笑，这就是观众与电影里面的人物经历共情所导致的。一般来说，共情分为两种：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还存在行为共情这一成分[2]。情绪共情是指个体对于他人的情绪感知，并产生同种情绪的能力[3]，具备情绪共情能力的人，会看到他人的情绪并自然而然地产生与之相同的情绪，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在婴儿时期的人类，就已经能够对他人的情绪刺激面孔做出相关的反应。认知共情与情绪共情不同，认知共情是后天习得的，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认知的发展，阅历的提升，对他人的情绪感知能力逐渐增强，需要认知过程的参与，不仅仅是简单的自动化反应[4]。行为共情是认知共情或情绪共情反应的外部表现，在个体进行认知或情绪共情之后的反应与行为特征。
二、主要的研究方法
（1）镜像神经元理论
镜像神经元是人类进行观察、模仿、学习、交往、做出各种行为以及理解他人行为的基础。如果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受到损害，那么人类对刺激的反应、理解他人情绪与行为的能力、观察能力等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镜像神经元可以让个体产生观察并模仿他人行为的能力，且这种能力是无意识的，不仅如此，镜像神经元还可以深入高级神经过程，比如个体的动机与欲望[5]。以猴子为例，当实验者拿出冰淇淋、花生时，猴子的镜像神经元会被激活，其激活反应就如同猴子自身去拿食物的时候一样，所以猴子知道食物的用途是食用；同样，猴子会对实验者所拿出的工具作出强烈反应，这说明猴子也知道工具的使用功能。最终结论表明猴子能够理解物品的作用与功能。猴子有类似情况，人作为高级生物也被很多研究者进行研究，并且也发现相同的现象：研究者以婴儿为研究对象时，当婴儿看到大人以下动作：笑、伸舌头。婴儿会做出同样的动作，这说明因为镜像神经元的存在因而具有模仿能力。以成人为例，当人们观察到的场景与被试过往的经历越相似的时候，被试的镜像神经元越活跃，比如球迷的集体狂欢或者集体哭泣，看到电影片是的大笑或流泪以及个体看到对方打哈欠等行为时，个体的脑区活动与别人对个体做出某种行为时候是相同的。
镜像神经元理论认为，人类因为存在镜像机制，所以会观察他人的情绪并且理解此种情绪的产生，进而使个体产生了相同的情绪状态，这便是共情。但是共情过程涉及多个系统：运动系统、情绪系统、认知系统等等，而镜像神经元更多的是个体观察对方并模仿做出类似的行为动作，即镜像神经元的反应更多的是涉及运动系统，所以共情的脑活动过程与镜像神经元反应不是完全等价的，这二者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共情的心理过程更为复杂与高级[6]。
（2）情绪共享理论
情绪共享是指个体体验到对方的表情状况、肢体行为、语调情况、音调大小等一系列外部信息时，会无意识地模仿对方的情绪与情感以及情绪的外部表现，大脑中的相对应的脑区活动也随之被激活，这些情况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情绪共享理论认为，个体之所以对他人产生共情，是因为存在情绪共享，即情绪共享是基础，没有情绪共享也就不会产生共情反应。情绪共享机制是一种自动的，无意识的过程。此理论大多数适用于个体未区分自我概念与他人概念的时候，比如个体是新生儿时候，看到同样的新生儿哭，他也会哭，但是看到比他们大一点的孩子或者成年人哭的时候，新生儿产生哭的情绪与行为的概率是低于看到同龄人的。
另一方面，情绪共享机制依赖于他人情绪表达的准确度，也依赖于自动化：他人情绪表达准确状况和个体曾经的情绪体验这二者的连结，这个连结是自动的、无意识的。并且情绪共享理论不涉及个体的认知功能，即个体不会去探索共情的因果关系，也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共情。因此，共情可以导致情绪共享反应，但是情绪共享不一定导致共情，就像上述所说的新生儿，新生儿被其他新生儿的哭所感染，自己产生哭的行为，但是并不会产生共情性为，只是单纯的情绪感染。但是愉悦气氛可以导致个体理解此情景产生共情反应，进一步导致集体产生愉悦情绪，也就是情绪共享。
（3）共情的多成分结构理论
Decety等人认为共情包括情绪共享、观点采择以及情绪调节这三种成分。观点采择是一种区分自我观点与他人观点的过程，是个体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充分的站在他人的立场上为他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儿童所具备的观点采择能力在未来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六至八岁的儿童开始意识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并不是千篇一律。八至十岁的儿童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并且自己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儿童成长至十到十二岁，儿童可以站在第三视角的角度，客观的考虑问题。共情大多数情况情况下由认知和情感这两种能力组合而成。认知能力即理解他人问题，意识到他人的情绪状况，对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做出筛查。情感能力指对他人情绪状况做出相应的反应，并作出相应的行为，如提供语言上的安慰，实质性的帮助等。
（4）国外共情的测量工具
霍根共情量表(Hogan Empathy Scale，HES)是测量个体共情的量表[7]，该量表是从认知的角度来测量的，即个体凭借自己的观察能力去察觉对方情绪变化的能力。该量表有四个维度：社会自信、温和、敏感性和不一致性，一共有64个项目，信效度都符合标准。杰弗逊共情量表（the Jefferson Scale of Empathy-Health Professionals，JSE-HP）是针对于在职医生，在读医学生以及相关的医疗行业的工作人员所制定的量表。有三个维度：同情关怀、观点采择、站在病人角度。基本共情量表（(Basic Empathy Scale,BES）测量个体的共情能力更加精确，有两个维度：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共情与同情的相似点较多，该量表可以科学有效的区分这二者。采用五点计分方式，“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情绪倾向量表（EETS）是也是测量共情的基本量表之一，该量表与上述霍根共情量表一样，都是从共情的组成成分：认知和情感这两者的角度去测量的[8]。该量表包含七个维度，分别为：对陌生人情绪的理解、情绪感染敏感性、极端情绪反应、积极情绪感动的倾向、自愿接触不幸他人的倾向、以及同情倾向，共33个题目。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也是测量共情的量表之一，为研究者广泛使用。该量包含观点采择、个人忧伤、共情关注和想象力四个维度，共28个题目，具有良好的信度。
（5）国内共情的测量工具
我国对中小学生、大学生等学生群体也编制了一系列共情量表。有中学生移情量表、大学生共情量表以及中小学生移情量表等。中小学生移情量表一共由六个维度组成：熟人移情、生人移情、弱者移情、集体移情、自我敏感和他人敏感，共27道题目。大学生共情量表包括利他行为、换位思考、自我投入以及感同身受这四个维度，共26道题目，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中小学生移情量表由两个维度组成：情感共享和愿意帮助他人，每个维度各13个条目，共26道题目，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6）亲社会行为的理论
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认为，亲社会行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先天的并不是后天习得而来的。此行为是由人的基因决定的，并且这种基因可以遗传到下一代。人类为了种族繁衍和延续后代，为了保证同类的的生存而牺牲个体利益，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这都是亲社会行为的表现方式和最高境界。
基于进化论的观点，一些心理学家开创了进化心理学，并在达尔文进化论等观点上提出了有关亲社会行为的进化观点。母亲会倾向于更加帮助自己的亲生孩子，父亲也是。家族中，亲戚之间也会相互帮助，其帮助概率会高于非血缘关系的概率。其中汉密尔顿的“内含适应性理论”得到广泛认可应用。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可以用“c>rb”这个公式来解释。“c”代表个体在做出利他行为之后所付出的代价，“b”代表受益者得到的利益，“r”代表利他行为人和受益者之间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程度，即受益者携带利他行为基因的概率。在c和b不变的情况下，r越大，利他者的基因遗传概率就越大，也就是说近亲之间做出亲社会行为的概率越大。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质上是互相索取对方价值的过程，即交换过程，通过减少自己付出的代价以换取最大的利益。只有当自己付出的代价，及成本小于所交换来的利益的时候，才会产生亲社会行为。交换的内容可以是物质也可以是情绪价值。在进行亲社会行为时，利他者希望得到受益者物质的回馈，若物质回馈减少或者没有，那么利他者将会减少亲社会行为。有的利他者不希望求得物质回馈，但是会期待对方给予利他者鼓励、崇拜、表扬等，又或者是做出利他行为会减少自身痛苦、压力，如果利他者做出该行为并不能减少自身的痛苦，反而增加痛苦，增加了一系列行为成本或者没有得到反馈，那么该行为也会相应减少。
社会规范论认为人类之所以做出亲社会行为，是因为社会规范的存在。也就是说，因为社会价值观对个体进行约束，鼓励，做出某种利他行为是正确的，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表扬以及单位认可，但是个体脱离此社会价值观，是不被社会认可的，人类是群体动物，为了自身生存与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会做出亲社会行为。并且由于亲社会行为是一种利他行为，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为了保持这种和平健康的社会运作模式，人们逐渐将其社会道德规范的一部分。（7）亲社会行为的测量
当前研究对于亲社会行为的测量有很多，主要的测量方法有观察法、问卷法和实验法。
观察法是观察者在一定的情境之下，观察被试在该场景中表现出来的亲社会行为情况，然后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对被试的情绪状况、经历时间、利他行为过程进行仔细详细标准化的记录。
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PTM）[11]是测量个体亲社会行最基础，应用最广泛的量表之一。亲社会倾向量表主要包括 6 个维度：公开性、匿名性、利他性、顺从性、情绪性和紧急性，该量表一共26个题目。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方法，从“非常不像我”=“1”到“非常像我”=“5”，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试图做出亲社会行为的倾向更高。
实验法是通常采用E-prime软件,通过公共物品博弈、囚徒困境、独裁者博弈等范式，将资源分配的权力掌握在被试手中，测试被试的亲社会行为情况。
三、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1）共情利他主义假说
Daniel Batson提出共情利他主义假说。该假的核心观点认为，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需要一定的动机，而动机产生于利他者的情绪体验。情绪体验来自于当利他者看到对方遭遇困境需要他人深处援助之手的时候，利他者会对他人的状况遭遇产生情绪体验：如同情、怜悯等。这种情绪感觉与动机成正比，对他人同情的越多，产生怜悯之心愈加强烈，那么个体就会产生强烈动机，最终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做出亲社会行为。共情利他假说是站在受助者的角度，为受助者考虑，是利他者为了帮助受助者，而做出的行为。社会交换论则强调的是为了满足自身利益并获取更大利益而去帮助他人。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共情利他假说不把人当做一个“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社会交换论更强调利益、价值的互换，具有经济导向。
（2）艾森伯格的亲社会行为理论
艾森伯格的亲社会行为理论[14]的核心是表明个体在做出亲社会行为时的心理路程与心理机制。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需要做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注意阶段，利他者需要注意到受益者遭遇的处境与困难，这取决于利他者的性格特征，认知水平和道德推脱等个人因素，区分哪些情景需要救助，那些情景不需要救助。不同的个体对受益者所处的同一种情景是有不同的认知解释的，另一方面同一个体对不同的情境也有不同的认知，所以个体需要具备注意辨别能力，在多种情况中选取可以做出该行为的场景进行救助。第二阶段为意图确定阶段。分为两种情况：紧急情况和非紧急情况。在紧急情况中，由于受助者的处境较为困难，时间也很紧急，所以需要利他者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最优决策，由于时间短，利他者思考时间也短，所以在对事件的认知与看法中，思考与认知这些变量占比较小，而利他者对受助者的情绪反应：同情、怜悯等，这些情绪反应较为强烈，所以利他者在此情况下并非是理性占主导地位，而是感性占主导地位。在非紧急情况下，理性思考占主导地位，利他者需要分析事件前后因果，如果成本<收益，那么即使受助者处于一个困境时刻，利他者做出亲社会的行为概率将会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如果是受助者所处的困境是自身所导致，那么利他者也不会做出过多的亲社会行为。第三阶段是意图和行为建立联系的阶段，个体心中所想要这么做并不代表实际会去做，个体实际做出行为，需要以下几点因素：一是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对于不同的事件，同一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是不同的，个体通常会去选择做那些有能力去完成的。二是环境情境因素，受责任扩散效应影响，在场人数越多，那么每位个体发觉责任平摊到自身较少，并不会做出亲社会行为，但是如果在场人只有个体一个的话，那么个体更倾向于帮助别人。
四、讨论
共情是在生活学习、人际交往、工作处事的一项重要的能力，共情能力可以直接预测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共情能力强的人，更容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除此以外，共情还可以通过感恩、道德推脱、社会支持、创伤后成长等间接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共情可以提高感恩水平，道德推脱与共情、内疚和亲社会行为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以后我们的研究重点可以放在共情的干预策略上，通过训练来提高个体的共情能力，这不仅有助于个体身心健康，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 聂婷婷,石文典.社会比较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性别的调节作用[J].心理技术与应用,2020,8(04):220-226.
[2] 陈慧,何婷,唐远琼,唐怡欣,陆风勇,蔺秀云.共情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关系及影响机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1,37(03):439-446.
[3] 共情和抑郁的关系：羞耻倾向和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2,30(01):77-80.
[4] 潘彦谷,刘衍玲,马建苓,冉光明,雷浩.共情的神经生物基础[J].心理科学进展,2012,20(12):2011-2021.
[5] 刘聪慧,王永梅,俞国良,王拥军.共情的相关理论评述及动态模型探新[J].心理科学进展,2009,17(05):964-972.
[6] 李晨枫,吕锐,刘洁,钟杰.基本共情量表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的初步修订[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02):163-166+183.
[7] 任巧悦,孙元淼,吕雪靖,黄超,胡理.基于心理生理学视角的共情研究:方法与特点[J].科学通报,2019,64(22):2292-2304.
[8] 赵晓风.论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共情训练[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06):45-51.
作者简介：
钱心叶（1999-），女，汉族，江苏镇江人，硕士在读，单位：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