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障碍在临床上主要表现是持久且显著的心境低落，亦被称作抑郁障碍，是心境障碍疾病中的主要类型，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特点，部分饱受疾病折磨的抑郁障碍患者最终还会选择自杀，给身边的人带来了不能承受之重。
1 抑郁障碍与细胞因子
目前关于抑郁障碍的发病机制主要涉及到生物-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但具体的发病机制仍在探索之中，这其中不可否认的是免疫炎症在抑郁障碍的病理学机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中细胞因子学说已经成为近年来被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
1.1 简介细胞因子学说
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抑郁障碍会涉及到免疫系统被过度激活，炎症反应参与到神经递质系统代谢以及相关分子通路转导，进而影响神经组织结构和功能，与抑郁障碍的发生有关[1]。同时众多免疫细胞因子例如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６、Ｃ-反应蛋白、干扰素-γ、淀粉样蛋白Ａ、可溶性细胞间粘附分子等[2]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卢文仙通过归纳得出[3]细胞因子失调与多个脑区的灰质体积减小，广泛的白质束完整性降低，以及患者的情绪、记忆、认知等功能受损皆有关。有临床研究也证实抑郁障碍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明显升高，且与抑郁严重程度呈正相关[4]。
为了阐明细胞因子导致抑郁的可能机制，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何阳等通过多篇文献研究发现[5]：抑郁障碍与中枢和外周血中多种细胞因子存在关系，借由特异性转运蛋白跨过血脑屏障的方式，外周血中细胞因子能够在脑中扩散，实现对脑部炎症反应的激活，或是参与此过程，最终使得脑部情绪调节区域的神经元活动和神经递质的释放受到影响，引发抑郁障症状。
1.2 主要的细胞因子介绍
细胞因子在抑郁障碍中的作用最早是由Smith提出的“抑郁障碍的巨噬细胞理论 。细胞因子是一类由炎症细胞分泌的小分子蛋白质，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强刺激物，能够影响神经回路和神经递质系统，从而产生行为改变。抑郁障碍患者促炎物质改变，炎症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免疫活化物增加，免疫系统被激活，这一系列变化最终影响大脑的结构与功能。往往可见很多抑郁障碍患者细胞因子会处于高水平状态。
外周细胞因子与抑郁障碍的关系研究较多,例如有研究通过将154例抑郁障碍患者与71名为健康健康对照组纳入实验，结果得出抑郁障碍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均升高，例如IL-6、IL-1β和TNF-α，而且TNF-α还可以作为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意念产生的影响因素，神经炎症反应参与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意念的产生过程。
IL-6是细胞因子群中被研究的较多的一个因子，它有促炎作用，还发挥抗炎作用，能在组织维护和修复以及免疫准备方面发挥作用[10]，通过增加吲哚‐2，3‐二加氧酶（IDO）的活性，进而使得邻氨基苯甲酰丙氨酸（kynurenine）被激活，实现3‐羟基邻氨基苯甲酰丙氨酸、喹啉酸的合成，以上两者存在着神经毒性，会使得神经变性，进而诱发抑郁样症状[11]。Smith等[对32项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后得出结论IL-６或许是抑郁障碍炎性因子的生物标记物。
近年来许多学者增加了对IL-10的关注度，例如Oses JP等人在1037名受试者中进行测查IL-10，结果提示炎症性调节失调可能参与了情绪障碍疾病的生理病理过程，得出了IL-10水平是情绪障碍疾病的公认生物标志物的结论。Sadia Anjum2020年发表文章[22]显示重度抑郁障碍患者IL-10水平升高，抑郁障碍的严重程度与重度抑郁障碍患者IL-10水平的改变相关，考虑IL-10在重度抑郁障碍病理生理学中发挥作用，并可以确定与抑郁风险的关系。
1.3 细胞因子学说对于研究抑郁障碍的意义
抑郁障碍的致病机理十分复杂，在临床研究工作中也存在着众多的假说，在应激因素的作用下，交感神经系统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变得会非常的活跃，进而调控外周炎症，分泌很多的细胞因子参与到抑郁障碍的发病发展中，通过对其研究会增加人们对抑郁障碍的认识。Kostas认为，因为细胞因子可以通过治疗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靶点，故而该方面的探索可能为治疗开辟新的途径。
细胞因子可用作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等多种精神疾病的标志物。此外，抑郁障碍的治疗效果如何，借由机体的炎症水平也可进行评估，如果炎症减轻不明显，那么意味着抑郁障碍治疗效果不明显[4]。Menter、Signorovitch等[研究发现，不管是IL-12、IL-23的特异性抑制剂优特单抗治疗，或者是TNF-α的特异性抑制剂阿达木单抗的治疗，均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非甾体类抗炎药环氧合酶-2特异性抑制剂塞来昔布，在抗抑郁方面表现十分突出。氯胺酮通过静脉给药后能够阻碍机体释放TNF-α、IL-6等能够减轻抑郁症状，氯胺酮还能起到抗炎的效果。通过对细胞因子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索抑郁障碍发生的病因和潜在的作用机制，从而在某些方面提高抗抑郁治疗的效果。
2 抑郁障碍患者的认知损害
2.1 对抑郁障碍患者认知损害的研究
抑郁障碍患者的认知损害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抑郁障碍认知损害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很大程度上仍未被完全解读。提起认知功能受损，往往离不开脑损害。已有研究表明，在全脑血流量及代谢方面，抑郁障碍患者与正常人相比较有一定降低，特别是额叶、额叶上部及顶叶前部。抑郁障碍患者大脑的海马体体积比正常人明显更小，也涉及到一些情绪功能。而注意的功能，与前额叶的关系密切，如果前额叶受到损害，患者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很多研究发现，治疗效果如何，与脑结构的改变不存在关联，认知功能障碍并非是抑郁障碍的状态性标志，而是素质性标志。
目前认为认知功能障碍是多方面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氧化应激及其诱导的线粒体功能障碍、脂质过氧化、谷氨酸兴奋毒性、免疫炎症反应、MAPKP38信号通路介导的凋亡机制均与认知障碍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Sigma-1受体被认为与认知功能尤为相关，Waterhouse RN[25]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Sigma-1受体可以调节DA神经元功能，与记忆力、学习联系紧密。Sałaciak[在2022年发表文章称Sigma-1受体可以调节神经营养因子，包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研究表明sigma-1受体的激活可以通过增加BDNF来改善脑缺血小鼠的空间学习能力和记忆缺陷。
2.2 常用测量抑郁障碍患者认知损伤的工具
当前，围绕抑郁障碍患者认知损伤问题，国内外学界广泛应用到神经心理学测验进行临床测评。如此能够实现对患者状况的快速评价，获得反映患者病情的量化指标，对疾病研究、患者病情的前后对比等有着重要意义。较常用的有如下几种：
连线测验:耗时少、客观性强，是用以对执行能力、注意力进行检测的常用工具，临床上被广泛应用于认知功能障碍和精神分裂症、抑郁障碍患者。2006年，连线测验被NINDS-CNS推荐为评定执行功能的三大量表之一。常用的版本主要有A型（Trail Making Test A, TMT-A）和B型(Trail Making Test B, TMT-B)，A型、B型分别反映的是右侧大脑半球、左侧大脑半球的功能，也就是直觉运动速度、知觉运动速度。当用时超过正常范围时，则用时越久者执行功能越差。连线测验另外一些使用版本包括：口头TMT、着色TMT、形状连线测验，近年来有了数码版TMT（dTMT）, 它依靠安卓系统，不必使用纸和笔，用触控和屏幕，还可以自动提取受试者的表现特点。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是2005年由Nasreddine等人设计，广泛用于筛查认识损害的一款常用临床量表，可以测试的认知区域包括：语言、注意与专注、计算和定向、执行功能、概念思维、记忆、视结构技能，具有较好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还可以反映认知储备，可能为未来基于社区的早期认知衰退和认知储备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见解[31]。陈善佳，陈立典等人[采用结构式调查表，对全国范围内94家三级甲等综合性或专科性医院的康复医师（副高以上）或康复治疗师（有２年以上工作经验）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量表的使用频率、与临床工作研究的相关度、患者的接受度、临床可操作性等12个问题，调查发现MoCA信效度研究依据比较强，理论依据较充分，能够有效帮助和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张闻宇，许秀峰[33]通过使用该量表测查不同抑郁程度的老年抑郁障碍患者和健康人，结果发现重度老年抑郁障碍患者组MoCA总分显著低于轻中度组，其认知功能损害也越明显。
2.3 抑郁障碍患者对于认知功能恢复的治疗需求
对很多抑郁障碍患者而言能够走进精神科诊室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就诊的主要原因除了常见的情绪差、缺乏兴趣等典型症状，迫使患者走进诊室的原因还有注意力下降，执行功能变差，工作效率降低，学习成绩退步，这部分病人很难真正的投入到工作或者学习之中，这在以脑力为主的人群例如白领、大学生中尤为常见。
一旦出现认知功能受损，往往会影响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给患者生活工作学习的方方面面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因而饱受危害的抑郁障碍患者对于认知功能的改善尤为迫切。这也给临床一线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改善患者抑郁障碍状，也要重视认知功能的恢复，使患者可以更好的回归家庭与社会。
3 小结
抑郁障碍作为一种常见的精神类疾病，明显降低了个体幸福感体验，对大众心理健康，乃至社会都会有极大的影响，会带来很多疾病负担、经济负担。一般而言起病年龄早的患者认知功能损害更为严重，随着病程延长和临床症状的加重，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也会逐渐加重，损害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具体原因、机制仍存在诸多的未知。通过对常见的细胞因子与抑郁障碍症状及认知功能的关系研究，一定程度上为此类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提供理论支持。我们对细胞因子、症状表现、认知功能的关注是十分必要的，未来我们可以尝试在不同的精神疾病领域，例如强迫症、焦虑症、孤独症等，将细胞因子与影像学、脑源定位技术或其它生物学指标，例如激素、神经递质、基因检测等结合后综合分析，发现更多属于精神类疾病的特异性指标。
综述参考文献
[1] Gałecki P，Talarowska M． Inflammatory theory of depression[J]． Psychiatr Pol，2018，52( 3) : 437-447．
[2] van Dooren FEP, Schram MT, Schalkwijk CG, et al. Associations of low grade inflammation and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with depression–The Maastricht Study[J]. 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2016, 56: 390-396.
[3] 卢文仙，彭代辉.炎症分子与抑郁障碍脑影像特征的关联研究进展[J].中华精神科杂志,2022,55:220-226.
[4] 刘至阳, 苏文君, 严雯婕等. 抑郁障碍炎症机制研究进展[J]. 临床军医杂志, 2020, 48(12): 129-132.
[5] 何阳, 陈珊珊, 苏普玉. 炎症因子与抑郁障碍的关联及其可能机制[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21, 55(4): 539-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