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国家安全，已不是一城一池的安全，而是集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信息等安全于一体的综合安全。201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当代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等16个方面。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威胁，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健康、社会安定、国家利益的重要保障。当前，生物安全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安全问题和重要挑战，军民协同加强生物领域安全建设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美国为维护霸权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物武器实验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生物实验室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俄方在乌克兰发现了大量美国利用这些实验室开展生物武器研究的证据。3月10日，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人员那里获取的文件，揭露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乌克兰开展的生物武器研究，其中名为“UP-4”的项目的目的是研究通过候鸟进行特别危险的感染传播的可能性，包括对人类致死率高达50％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纽卡斯尔病毒。俄罗斯国防部披露，有项目文件可以证实，该项目的高风险研究“都是在美国专家的直接监督指导下进行的”。此外，俄方所获取的材料显示，美方还在乌克兰开展了“能够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等多个项目，并自俄乌冲突爆发后，将140多个装有蝙蝠体外寄生虫的容器从哈尔科夫的生物实验室转移到国外；美方还在乌克兰开展对炭疽病和非洲猪瘟致病菌的相关研究，有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被转移到国外；有关研究目的是为致命病毒病原体的隐蔽传播建立机制。
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军事活动仅是冰山一角。据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家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P4实验室，以及多达1495个P3实验室，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控制有336个生物实验室，并通过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其他国家的生物资源，而其中有些实验室所在地就曾暴发过大规模传染病。2009年，乌克兰的捷尔诺波尔暴发肺炎疫情，造成450人死亡。2015年，美国一家生化中心在向驻韩美军基地寄出炭疽杆菌样本时还向韩国输送进了鼠疫杆菌，并且发生了配送事故。2015年至2016年，美国在格鲁吉亚的卢加尔研究中心曾“把志愿者当作实验室豚鼠”，用来测试一种新的致命毒素，致73名参加受试的志愿者死亡。2016年1月在乌克兰哈尔科夫，两天内至少有20名军人死于流感样病毒，此后疫情开始扩散，截至当年3月，乌全境报告有364人死亡。2018年，美国在格鲁吉亚的卢加尔生物实验室进行秘密人体实验，导致许多参与者死亡。此后，格方曾发现包括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等一系列流行病，还记录到以前从未在格境内出现过的热带蚊子品种。2020年7月，哈萨克斯坦境内出现“不明肺炎”，其致死率或比新冠肺炎还要高，引发了哈萨克斯坦民众对位于国境之内美国生物实验室的高度关注。
美国在全球重点区域部署如此之多的生物实验室，研究高度危险的生物武器，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置若罔闻。长期以来，美国总是擅长自我标榜，肆意指责他国不公开、不透明，而对于牵扯到自身的问题，则称其是“造谣说谎”，混淆视听，甚至反咬一口，中伤并甩锅给其他国家。以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而所谓的“化学武器”，时至今日仍没有找到；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妄图将莫须有的罪名扣给中国，大搞疫情政治化，以掩盖自身早期病例和疑点重重的生物实验室真相。美国的双重标准和蛮横霸道，不顾国际禁令一意孤行研发生物武器，其维持霸权的野心表露无遗，国际社会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
二、我国生物安全形势严峻，面临严重生物威胁
随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由地缘环境、利益争端等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愈加突出。全球生物安全形势呈现影响国际化、危害极端化、发展复杂化的特点。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有令难行，生物武器研发屡禁不止，生物战的威胁仍然存在；病原体跨物种感染、跨地域传播，造成新发突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由自然灾害、人为因素造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层出不穷；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侵等造成严重生态环境破坏，基因资源流失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均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生物安全问题。
受国际政治斗争持续进行、武器装备高新技术化、人为故意行动等因素的影响，新型生物威胁的特点发生明显变化。未来生物威胁主要表现形式可能是突发的人或动、植物疫情，与自然发生的传染病疫情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很难分清；病原体可能趋于低致死、高致病、易传播、难追溯的特性；实施手段可能是合成和施放新病原体制造可疑疫情等；危害范围不仅指向生命健康，而且重在威胁社会和政府，以达成政治、经济、军事目的。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处于世界复杂格局的中心、大国博弈的漩涡，面临多种生物威胁。一些国家或组织利用病原体实施生物威胁的风险不断增加，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食源性疾病、动物疫病增加等问题，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基因组学、合成生物技术应用，以及生物实验室泄漏事故，存在着潜在风险。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物种灭绝速度加快、遗传多样性丧失、生态环境破坏趋势不断加剧。
三、军民协同加快推进生物安全领域建设
未来，美国的生物霸权可能像核霸权一样，改变世界安全格局，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安全。为了做好应对，我国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
（一）军地协作攻关研究针对重大突发疫情的药物和疫苗研发体系
在军队、科研院所、高校整体布局建设高安全等级的实验室，全面提高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数据共享氛围，真正发扬科学精神，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家需求、写在祖国大地上。军地建立重大传染病国家实验室，并由国家实验室管理和实施“传染病重大专项科技计划”，在各省市建立国家实验室分部，全面开展传染病流行病学、预防、药物和疫苗研发.在此基础上，在高水平医学院、研究所布局建立若干BSL-3级实验室，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保证在疫情暴发的时候实验室可以有效为基础临床协调服务；提高重大科研攻关力度，打通流行病学研究、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机构的交流渠道，从机制体制上以及文化弘扬上营造跨学科科研合作及数据共享的氛围。军地前瞻布局一批重大突发传染病专项研究，开展传染病发生、发现、确定的系统性整合式联合攻关，加强地区间公共卫生防治体系的研究成果交流和推广；建立快速药物筛查系统，有方向性的开展药物和疫苗研发。以“大健康理念”为导向，建立国家大健康基础研究大科学设施，加强人畜共患病、环境与健康等的研究力度，加强与世界各国和WH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紧密和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通过跨部门、多学科和全球范围内通力合作，提高人类、动物和环境的整体健康。
（二）军地协同建立应对重大疫情的公共卫生和疾病应急体系
优化重大突发疫情应急机制，形成卫生和疾控部门牵头，军队和地方多部门协同的联防联控预警应急、监测和防控体系。成立军队和地方各级政府组成的重大疫情安全应急专家委员会，加强重大突发疫情预案研究，面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应及时组织专家研判，在“内部知情期”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控预案，并及时向公众公开。形成军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单位与临床医疗机构间信息、资源共享的联动机制，理顺新发传染病上报、确诊和发布的流程；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强传染性疾病专科医院建设，采用“平战结合”模式，在综合性医疗机构中设置感染性疾病专科，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全面建设具有符合和达到检测生物安全相应等级要求的检测实验室。进一步加强病原微生物学基础研究在公共卫生、临床医疗等领域的应用。加快突发新发传染性疾病检测的关键技术研发，规范技术下沉到有条件医疗机构的应急流程. 加大产学研的合作，特别是倡导新技术概念验证中心的合作模式，迅速实现原理技术向产品化技术的转化. 进一步做好输入性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在防止传染性疾病跨省市间传播的同时，也要防患于未然，严格杜绝境外烈性传染病的输入。
(三) 军地协同建立应对重大疫情的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
军地协同加强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系统建设，全面提升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系统在国家卫生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强化军队、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功能定位，确立和强化中央、省、市、县四级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并赋予各层级CDC不同的职责和权限， 加强国家CDC的卫生应急、战略决策咨询、指导地方和基层疾控和医院等职能，加强各地尤其是大城市应对突发传染病的的日常演练。加大财政投入，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和保障，大力提高并持续保障公共卫生职业相关人群的待遇和地位，加大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和队伍建设，加强基层公卫人才储备建设，将应急管理相关培训纳入基层公共卫生人员的日常工作，确保基层医疗机构在疫情发生时做好监测报告、社区防控、缓解医疗防疫压力、防控宣教等第一防线工作。
（四）军地协同建立应对重大疫情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
完善防控物资的国家战略储备制度。为重大疫情快速、有效提供包括疫苗、药品、器械、易耗品等在内的战略储备，迅速应对重大突发疫情。军队和地方联合建立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体系，由卫生部门牵头，根据医药物资储备物品种类（病人防护用品和设施、药品、疫苗、诊断试剂和器械等）、可保存、生产速度的性能特点，评估生产能力形成应急储备预案。军地联合建立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储备中心，并在区域节点城市建设区域储备分中心，同时完善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的信息化建设、积极开辟国际物资采购渠道等方式，加快资源整合和市场补充，形成科学完备的国家公共卫生储备制度和应急保障能力。
（五）军地协同建立应对重大疫情的次生灾害应对体系
组织全国甚至全世界灾害防治、风险管理相关领域专家研究专门的优化措施，对政治外交、经济保障、医疗保障布局等各领域问题进行研判，构建高效务实的次生灾害应对体系。在确保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尽早分批次复工复产，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时代优势，加强对经济走势的预期引导，适当鼓励网络电商、线上视频娱乐等“宅经济”的发展。在疫情缓解后，加强舆论引导，提振公众、社会和企业信心，鼓励消费和生产。充分利用金融手段，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减税降费力度，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基调的同时加强结构性调整，为企业恢复生产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六）军地协同建立防御生物恐怖与生物战的安全体系
当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趋严峻，传统生物安全问题与非传统生物安全问题交织，重大传染病疫情、生物技术误用和谬用、生物恐怖主义等生物安全威胁不断显现。美国政府于2018年9月18日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该战略是美国首个旨在全面解决各种生物威胁的系统性战略，战略明确了美国生物防御的5个目标，包括增强生物防御风险意识、提高生物防御单位防风险能力、做好生物防御准备工作、建立迅速响应机制和促进生物事件后恢复工作等。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纷纷发布国家级生物安全战略，建立全流程生物防御体系，强化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半个世纪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现阶段非常有必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建立起全国范围的、完善的生物安全监测与预警系统，尽快完善生物安全相关法律和政策，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加强口岸海关动植物检疫标准化体系建设，预防传染病病例、动植物疫病、生物入侵。切实保护人类遗传资源的采集、储藏、利用，确保重要资源与信息不流失、不遗漏。切实开展生物多样性、基因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使我国由生物多样性大国加速向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国转变。
参考文献：
[1]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4-04/15/content_2659641.htm.
[2]环球时报.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9494012066153601&wfr=spider&for=pc
[3]铸剑犁：美国在乌克兰开展生物武器研究用心险恶[EB/OL].
https://m.gmw.cn/baijia/2022-03/22/3560508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