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华文化共同体历史演进现象及其规律，探析其所承载的传递政治知识、揭示政治规律、同化政治观念、培育政治情感和塑造政治价值的社会功能，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丰富共同体意识形态理论和推进当下社会成员与社会团体的政治认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中华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结成的相互依存、共担共享的有机统一体和亲缘体，突出中华民族以共同体形式存在和发展的状态和实质，蕴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共同性和实体性特征。[1]
一、政治认同的历史演进：历史走势为最终形成统一的国家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文化既源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实践，又反过来能动地影响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历史上，国家执政者都通过系统建构和传播主流文化体系的方式，引导和增强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2]
（一）中华各民族疆域最终为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
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中华民族对于统一的追求是世界上最强的，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直不变的潮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与民族实体，一直屹立于世界文明的东方。
周朝建立后实施“分封制”，进行了封邦建国，华夏各国如雨后春笋般在黄河、长江流域建立起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一统”思想渗入了中国人的骨髓，割据分裂思想再也不能为国人所接受。汉代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加强了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
在此长达近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中国也时常发生分裂，但分裂割据都中只是暂时性的。各割据政权都视自己为正统，很难与其他政权共处，最终总有一个政权会逐渐强大起来并统一其他政权。从元朝开始，中国开始了一个长达700多年的统一时期。中华各民族的统一，始终是中华各民族之间关系走向的主旋律。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的历史形成与演进，与文化上共生共融和政治上逐渐走向认同，既源远流长，又无法割裂。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思想不仅为汉民族所接受，其他民族同样也接受。少数民族在建立割据政权后，往往都是以中国自居，而不是以外国人自居。例如匈奴人刘渊在建立前汉时，以刘邦为祖，而不是以冒顿单于为祖；辽国由契丹建立，自称中国，和宋互相称为“北朝”和“南朝”。甚至耶律大石在迁到西域，建立西辽后，还以中国自居。再如经常为大家所非议的元朝，忽必烈在诏书中也屡次称自己为中国。中国人强烈的统一意识，构建了一个强大而稳定的统一国家。
（二）当前政治认同高度统一为党领导下的稳固的国家共同体
现代国家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统一结合体。这不仅有基于民族本身的历史文化高度认同与高度统一，更有着来自于各民族、各社会团体对当前社会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的高度认可与政治认同。当代政治认同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方面，主要表现为拥护执政党、赞同社会制度、贯彻执行公共政策，以及对政治共同体的心理归属和热爱忠诚。
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不仅要有基于民族本身的历史宗教语言的文化认同，也要有对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政治认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传承，是增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重要路径。
当下全国各民族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政治认同，达到了空前统一，同样是植根于中华历史文化中的共生共融基因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特色文化相结合，解决了革命利益分配中最核心的问题——土地问题。在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推进各民族成为具有特定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共同利益统一体，进而取得了全国各族人民广泛的拥护和政治认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发展、社会利益分配与经济体制机制的构建，推进中华56个民族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形成了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自治地位的前提下，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区制度，在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以推动整个社会进行劳动的积级性，再次分配注重公平，以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开启了全民共同建设、共同治理、共同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纵观在中华历史，无论是以汉族为主体进行的中央集权政治，还是以某几个少数民族为代表进行的政治统治，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最终形成，都无不是以政治认同作为基础，进而形成了文化趋同、民族共融、以及经济认同下的共同利益走同一致等价值追求，并最终形成统一国家这种承载中华文明的共同体。
二、文化趋同的历史演进：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并代代传承
易宁教授的文章分析《尚书·周书》对历史之“同”及历史连续性的认识，指出中国古代建立在人文基础之上的历史认同观念所蕴含的异中见“同”和从变化中把握相对不变真理的思维特点源于殷周之际周人的历史思维。
（一）传统中原文化对民族共融和国家统一的影响
从前述都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文化上共生共融和政治上逐渐走向认同，既源远流长，又无法割裂。
汉唐以来，中化民族共同体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明显增强，具体表现为对治统、思想、民族和地理等方面的认同。五代至鸦片战争前虽然北方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然而各少数民族均普遍认同汉族的历史文化。在此长达近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构成各民族之间关系的主旋律。
长期以来，中原文化都以其文化理想引领着东方文明的进程。中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进程的推动，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传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中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透过中原文化可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原发展，并从中总结出社会前进的有益借鉴。中原文化的先贤们发现并阐发的许多精辟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中原文化产生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共融。从周朝的“封邦建国”到北宋文官制度的全面繁荣，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到王安石庆历新政，中原大地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推动了中华民族共融与政治文明的递进。
中原文化是广泛吸收众多民族优秀品质而成的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团结和谐、爱国统一始终是其倡导的主题。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是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干文化。中华民族无论怎样一波三折，甚至分分合合，但维护团结、追求统一的历史主流始终没有改变，主要就是受了传统中原文化的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共融共生之“源”的特性，推动中华几千年文化在“流”的进程中，一直秉承着共生共融的共同体要求，进而使中华整体文明在几经分裂之后，终能统一，并形成新的融合共同体。[3]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各民主党派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而支持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建构并创造了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并对国家重大政治事项进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新型政党制度领导下的中华民族意识共同体，都离不开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意识共同体基因在发挥作用。
（二）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推进民族共融和政治认同
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文化方面实行的共融，主要是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动百花齐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承，要组织民众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点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民众共同参与文化传播，以身体力行的实践传承优秀文化，促进文化自我内化。鼓励民众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火热实践，校正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政治态度，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工作正如火如荼的推进。以民族团结为核心，以民族进步为根本，切实把党建工作与民族氛围紧密交融，精心构建少数民族服务管理工作体系，是现阶段民族团结示范工作开展的重要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体现在少数民族同胞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民族节日代表了各族人民的个性化精神传承。在非遗传承的大力推广下，让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不仅彰显了源远流长的民族魅力，同时也展示了少数民族同胞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丰富的业余休闲活动，向外界展示民族文化的吸引力，营造浓厚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氛围。
三、民族共融的历史演进：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始终以大一统为发展潮流
民族共融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
（一）古代民族融合的历史演进
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1）民族迁徙，杂居相处。（2）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3）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在民族交融的过程中，范围逐渐变广，程度逐渐变深，主体多元发展。
我国古代民族融合主要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如匈奴族从东汉至南北朝的汉化。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如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
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看，各民族在国家的政治认同、民族利益的表达和民族精神生活的追求等方面，一致性和协调性远远大于矛盾性和对抗性，进而逐步形成长期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统一性，是构建并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源”。历史长河源远流长，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政权领导下，中国各民族不断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自汉唐以来，在中华大地上，虽然主要建立的是以汉族为主的政权，但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族人民也不断地入主中原，并与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不断地进行包括以通婚、文化交流等，各族人民进行了有效的深入融合。各民族之间的共性逐渐增多，迁移杂居互相通婚，各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发展。
（二）近现代以来中华各族人民紧密团结
我国是一个主体民族为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是多民族国家保持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如果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能统一，很容易破坏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中国各民族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是客观现实，民族地区之间在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上存在差异，这就使得各民族成员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上容易出现分层与分化，甚至还会在内部和外部各种复杂势力的干扰下形成新的冲突，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
近现代以来，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抵抗外侮。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进一步团结，不断进行革命斗争，加快了政治团结、经济依存与情感亲近。
可以说，中华传统中的共同文化意识这一同“源”，推进形成并影响了上下5000年历史的统一文化之“流”。各民主党派，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归根结底离不开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经济认同，利益认同，以及当下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民族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四、经济融合的历史演进：各民族共同利益走向一致
在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各民族作为具有特定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群体，通常也各有特殊的群体利益需求，而这些需求由于法律、政治、经济等的因素制约又可能难以得到实现，因此，一些未能实现特殊利益的民族群体，就会强化民族成员对其利益特殊性的认识，从而也强化了对其身份特殊性的认识，这些认识的出现是导致民族价值观分化的重要思想因素。同时，在利益需求不可能完全满足的前提下，或者当某一民族的利益被威胁或是受减损的情形下，则就更容易导致民族观念和行动的分化和冲突。[4]
就当前中国民族价值观的分化与冲突而言，各民族在国家的政治认同、民族利益的表达和民族精神生活的追求等方面，一致性和协调性远远大于矛盾性和对抗性，许多正在出现中的问题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当然这也需要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协调、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规划把价值冲突控制在局部的、非本质的范围之内，在民族价值观协调与分化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努力在运动和变化中寻找新的平衡点，以实现民族价值观的整合，从而形成高度的国家认同。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进程中，逐步解决了上述问题。通过土地革命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推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有效地防止了封建社会下的土地兼并集中至豪绅手中。在民族问题上，推行的是多民族共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尊重少数民族权益方面，是历史上无法比拟的。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强调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利益走向一致，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认真落实民族政策，认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加大、加快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形成和巩固各民族人民之间融洽相处、和谐相处的局面；通过有效的历史教育，使各族人民深刻了解和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悠久辉煌的历史，了解我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融合、荣辱与共、共克危难的团结协作历史，强化各民族相互离不开的意识，将对本民族的认同与国家认同协调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丁红岩.多民族视域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7，（5）：6.
[2]赵红伟.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1):21.
[3]郝亚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10.
[4] 李尚旗,郭文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面临的挑战及路径选择[J].思想理论教育，2019，（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