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基础教育是全面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定位为实施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这一表述系统地概括了乡村振兴的丰富内涵，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提出了新要求。
一、乡村学校凋敝致使全面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被迫削弱
乡村基础教育保障了我国数千万乡村学生的基本人权，是阻止代际贫困的重要途径。乡村学校本该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高地，乡村教师在教书之余，可以作为乡村的文化人、士绅承担规制乡风民俗、团结教化乡民的职责。但是，难以割舍城市情结的乡村教师回到乡村去培育下一代，似乎难以快速地适应城乡文化差异，再加上乡村学校年轻教师愈发增多，乡村原本的年长教师逐渐被边缘化，乡村学校的传统文化气息逐渐被削弱，乡村学校凋敝带来的人才流失使得乡村文化建设缺乏主心骨和精神动力。一方面，乡村学校数量连年减少。20世纪90年代末起，以“撤点并校”为主导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使得乡村学校数量骤减。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在此背景下，各地分别制定乡村学校调整计划并持续推进学校布局调整。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地区的乡村学校软硬件设施确实在布局调整中得到优化，一些乡镇合并后的中心学校也产生了相应的规模效益。但是，由于盲目求快，部分地区以节约教育资源为目的减少地区学校数量，使得当地一些原本可以就近入学的儿童迫于上学路途遥远而“流离失所”，产生因贫辍学、因距离辍学、中心学校大班额骤增等新的乡村基础教育问题，部分学校退变为教学点，甚至出现了“一校一师”现象。2000年以来，乡村小学和小学教学点数量大幅度减少。
据统计，乡村小学减少35．16万所，乡村小学教学点减少7．3万所，而城镇小学校数量基本稳定。学校数量锐减使得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明显下滑，生源及其质量更是难以保证。2012年出台的《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对前期“撤点并校”政策进行纠偏，要求严格规范撤点并校程序并对现有村小和教学点进行软硬件帮扶，以求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从《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到《国务院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2012)，国家统筹下的乡村义务教育布局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城乡义务教育布局结构看似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也使得乡村人口不断向发达地区、城区流动，教育布局引发的矛盾再次显现。另一方面，乡村基础教育学校教学质量堪忧。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剧，乡村被迫肢解导致乡村文化整体虚化，乡村学校在空间上被迫上移，进而导致乡村学龄儿童的生存环境因缺少文化寄托而走向精神荒漠化。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生源质量较差且鲜有良师，更难以吸引乡村学龄儿童热爱学习，加之学龄儿童父母进城务工导致家庭教育缺失，乡村“留守儿童”数量激增。由于无人看管、监督，乡村“留守儿童”因厌学而过早地走向社会，心理问题尤为突出。乡村寄宿制学校在建国初期以民族寄宿制学校为主，而今逐渐成为中西部地区乡村学校的主体，并有向东部乡村地区蔓延的趋势。湖北、江西两省6县市抽样调查发现，小学寄宿率达60%，初中甚至达到77%。浙江省PISA2009测试数据结果显示，在学生数学、阅读和科学3个领域，城市学生的平均表现均好于县镇学生和农村学生，且县镇学生均好于农村学生。
二、乡村教师流失致使全面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
乡村教师是影响乡村学生健康成长的关键，是乡村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石，乡村教师的素质决定着乡村学校尤其是小规模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目前我国城乡教育发展存在着较大差距，其根本原因是城乡教师质量的差距。尽管党和国家历来重视乡村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也从队伍建设、权益保障、提高待遇、交互流转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惠及乡村教师的政策举措，乡村教师面貌也有了全新的改观，乡村基础教育质量因此获得提升。但长期以来，我国偏远乡村地区的学校，碍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欠佳、办学条件差，难以引进来且留得住的优秀教师，原有乡村教师质量亦是堪忧，由此陷入教师质量下降影响教育教学水平的恶性循环。
三、乡村学生流失致使全面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本面临风险
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全面乡村振兴就要破解乡村人力资本流失的瓶颈。无论何时，人力资本都是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而返乡、入乡人才则是推动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然而，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溢，甚至将家庭搬离乡村，部分“留守儿童”变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离乡离土后的乡村学龄儿童在接受城市基础教育之后也鲜有选择回到乡村，久而久之乡村人力资本流失就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导致部分乡村学龄儿童上学路途变远。城镇化加剧了乡村人口流失，乡村学校逐渐合并甚至消亡影响着乡村儿童的就学选择，乡村学龄儿童减少也影响着乡村学校布局。据教育年鉴数据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乡村小学数量从2000年的44万余所减少至2019年的8万余所，乡村教学点数量从2000年的15．7万所减少到2019年的8．4万所，乡村小学在校生人数也由2000年的8503万人锐减到2019年的2557万人，减幅分别为79．86%、46．35%和69．92%。学龄儿童的减少确是影响乡村学校布局的客观要素之一，但乡村学校的减幅远远高于学龄儿童下降的幅度。2000—2010年间，全国有16个省份农村学校的“撤并系数”(学校减幅超过学生减幅的倍数)的平均数均超过2。乡村学校基础设施极为缺乏，对于路远的学生无法提供寄宿服务，教育经费缺口极大，直接影响了乡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学校布局调整看似集中了优质资源、提高了规模效益，但是对于幅员辽阔的边远乡村地区，原本的村小被撤并，孩子上学不免距离更远、更困难。有调查显示:部分地区农村学校撤并后，小学生上学平均变远了4．05公里，中学生上学平均变远了4．64公里。
为了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稍有条件的家庭都将子女送到镇区、城区读书，父辈或者祖辈去城镇陪读。乡村孩子从小离开故土，在城镇地区学习和生活，久而久之不免会忘记乡土。乡村学校生源和乡村居民的长期流出，导致乡村基础人口逐渐流失，乡村振兴的原有人力资本基础面临巨大风险。
四、结语
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才，人才培养首先靠教育。乡村基础教育承载着人才培养的重大功能，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柱。目前，我国乡村教育普遍面临“空心化”问题，虽然乡村基础教育充足的经费保障了乡村基础教育的硬件设备，但乡村学校的减少甚至凋敝、乡村教师的流失和质量下降、乡村学生的“离农”情结加剧使得全面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被削弱，内生动力严重不足，人力资本面临风险。
参考文献：
[1]褚宏启．教育制度改革与城乡教育一体化———打破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的制度瓶颈［J］．教育研究，2010(11)．
[2]朱小蔓，李敏．“以县为主”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下的教师专业管理［J］．教育发展研究，20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