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亦称民众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以外的，由政府、个人和民间教育团体实施的，以提高失学民众以及全体国民文化素质为目的，利用和设置一切文化教育资源与机构，所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在清末广泛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翻译并引入国外的教育思想，“社会教育”也由此传入中国。这使得众多有志之士认识到发展社会教育是开启民智、振兴中华的重要途径。天津市著名教育家林墨青（1862-1933年），字兆翰，自幼聪颖好学，在25岁时考入天津县学，取得附生功名，是天津近代社会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林墨青对地方教育事业充满热情，尤其注重社会教育的推广与实施。在天津，他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教育活动，致力于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养，为天津近代社会教育的初步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开办宣讲所
宣讲活动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教化手段，被广泛采用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教育活动中。在清朝末年，为了启迪民智并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各省普遍建立了宣讲所，作为向公众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平台。这些宣讲所通常设有主任讲员两名和义务讲员两名，以确保宣讲活动的有效进行和知识快速传播。宣讲所经费全部来自由民间热心人士的捐款，听讲者免费听课，不用缴纳任何费用。[1]宣讲员将时事评论、社会风俗改良等内容与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结合起来进行宣传，以达到提高民众文化素质，树立新的社会风尚的目的。
林墨青主张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有效整合，发挥教育的最优成效。因此，自1905年起，他便开始积极推动社会教育的发展，以弥补学校教育可能存在的局限性。1905年，林墨青先后在天津东马路的天齐庙、西马路、河东粮店街东的地藏庵以及北大关的甘露寺设立了四所宣讲所，分别命名为“天、西、地、甘”宣讲所，旨在通过社会教育平台传播文化知识，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认识。林墨青每晚派人在宣讲所里宣讲，包括读报纸、讲故事、宣传好人好事，从而推动社会教育发展。[2]
林墨青建立的宣讲所借鉴西方各国通俗演讲的范例，以移风易俗为宗旨。宣讲所每晚宣讲时间为八点至十点三十分，每段宣讲持续三十分钟，中间休息十分钟。固定主讲人每晚讲四段，如有特别演讲者则固定主讲人可休息。听众听讲期间不得交谈，严禁喧哗与嬉笑，以免干扰他人，即使在休息时间，也须保持庄重。宣讲休息期间可进行饮茶、吸烟、如厕等事宜，其他时间不得随意离座。听讲者不论身份均可进入，即使衣着不整亦不拒绝。听众人数不限，以场地容纳能力为准。遗憾的是当时的规则还不允许妇女到所听讲。此外，学堂肄业的学生不必来听讲，年龄在十五岁以下者不允许前来听讲，除非该学生作为宣讲者特来演说。宣讲开始后，听讲者应态度端正，正身端坐，认真听讲。[3]
林墨青创立的宣讲所成立后，将场地向中国国民禁烟会顺直分会、天津劝工陈列所、天津劝学所等其他社会团体开放，通过与其他社会团体开展合作，宣传禁烟、工商、实业、西方教育、文明婚礼等新思想，推动了天津的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
中国国民禁烟会顺直分会于1910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十七日）晚在东马路宣讲所召开了以禁烟为主题的会议，邀请了纪管涔、陈蔗圃、宋则久和李子鹤等四位演说者进行演讲。次日晚又在西马路宣讲所举行会议，特邀王梦臣、张伯苓和丁子良三位演说者发言[4]，旨在增强公众对于禁烟议题的认识和支持，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天津劝工陈列所于1910年2月27日（农历正月十八日）晚七点半至十点半在东宣讲所举行了首次演讲会，邀请了多位知名学者进行专题演讲，内容涵盖了工业、商业的各项重要理论。其中，张伯苓先生演讲的主题为实业教育，韩镜启先生讲演发电机、蒸汽机工业致用之比较，李子鹤先生探讨了商业竞争对进步的必要性，宋则久先生阐述了商业信用的真谛。[5]天津劝学所将于1911年8月19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晚上八点，于东马路宣讲所举办一场特别讲座，邀请在法国留学的刘荩臣先生进行演讲。他在讲演中介绍西方教育、家族组织法、文明婚礼的方法、以及平等与自由的真理。这将有助于推动社会改良、思想转变以及道德与智识的增长。[6]
在林墨青的倡导与推动下，宣讲活动在天津以及直隶省其他地区逐渐成为推动社会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举措之一。大量的热心人士积极创办宣讲所，通过宣讲新知识、新文化和新风尚，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观念的更新和文化的传播，显著地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养和社会意识，为地方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例如，天津士绅宁宝泽在本村创办宣讲所，并在学堂附设学会，由教员、学董进行义务讲演，宣传私塾改良方法，以开民智而正教育。[7]张家口市万全县地方政府与当地学者、绅董经过深入讨论，决定在本地的弥陀寺和大王庙各分别设置宣讲所。这些宣讲所向所有民众开放，民众可自由进入听讲。经过选拔，万全县优优廪生马绪熙被选中为宣讲员，每月的三号、六号和九号在宣讲所进行宣讲。[8]秦皇岛市昌黎县的李梦钧，字铭仙，为清朝末期的贡生，以其对公共福利的热忱而闻名。在清末新政期间，他率先在本村创办了一所国民学校，并担任义务学董，其在教育推广方面的成就显著。此外，他还创立了石门宣讲所，致力于启迪民众智慧和提升社会文化水平，有效地促进了地区民智的开通。李梦钧的这些努力不仅提高了地方教育质量，也为社区的文化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9]保定清苑县士绅吴昶、谢琪、朱廷祯、樊榕等积极发展社会教育，在杨公祠内设立宣讲所。王祖祚、张桐担任主任讲员，张锡光、陈树楷等担任义务讲员，定期进行宣讲活动，吸引了大量听众前来听讲。[10]
宣讲所在近代中国成为了传播新风尚、新思想、新文化以及科学知识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当时最常见的社会教育机构形式之一。在林墨青等开明人士的倡导和推动下，宣讲所在传播新知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效地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同时，通过开展宣讲活动，工业、农业、商业、宪政及教育领域的新思想得到推广，缠足、赌博、吸烟等陋习的危害深入人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观念的转变和民众行为方式的改良。
二、创办《社会教育星期报》
1915年，林墨青受直隶巡按使的委派，于天津西北角成立社会教育办事处，并依托该处创办了《社会教育星期报》，积极宣传推广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星期报》每星期发行一次，只刊登与社会教育有关的内容，以培养旧有道德，增进普通知识，筹划国民生计，矫正不良风俗为宗旨。[11]该报的受众为普通民众，所刊发内容采用白话文或浅显文言文，通过宣传卫生、孝道，反对奢侈之风等内容来促进社会风俗的改良和新思想、新文化的普及。
卫生是影响国民健康的关键因素，也是评估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林墨青深刻认识到，普及卫生知识和提升民众的卫生意识是社会教育的核心职责之一。基于此，林墨青利用《社会教育星期报》这一平台，创建了卫生专栏，向广大民众传播有关卫生的知识和理念。卫生专栏刊载的内容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公共卫生。该报认为，保持街道的清洁是每个人的共同责任。肮脏的街道不仅对公共卫生构成重大威胁，而且也损害了城市的整体美观。自清末以来，天津的街道因脏乱差和恶劣的气味而臭名昭著，天津民众也因此被外界批素质低下和性情懒惰。因而，该报应该鼓励亲友和邻居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积极维护街道整洁和卫生。[12]第二，关注饮食卫生。为了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社会教育星期报》关注饮食卫生问题，特别强调生凉食物对人体健康的潜在负面影响。该报指出，在炎热的夏季，许多人倾向于通过食用西瓜、香瓜以及饮用冰水和梅汤等方式来缓解高温带来的不适。然而，这些凉性食物和冷饮容易在胃中积滞，引发身体不适或疾病。因此，该报建议民众在夏季减少生凉食物的摄入，以保持身体健康和促进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13]第三，宣传疾病预防方法。鉴于天津地区天气寒暖变化无常，导致时疫感染率较高，《社会教育星期报》在其发行内容中特别强调了疫病预防的重要性。该报指出，为了有效抵御不稳定的气候条件，民众应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具体而言，民众应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的厚薄。此外，居室内炉火的温度也需适中，避免生火过旺，以维持身体的恒定温度。通过这些措施，人们可以增强自身的抵抗力，更好地应对天气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14]
同时，《社会教育星期报》将宣传孝道视为改良社会风俗的重要途径之一。该报强调，从人类出生到成长成人的整个过程中，父母的角色至关重要。父母不仅提供饮食和教育，而且在子女成年后，仍继续关心和支持他们。这种不求回报的关爱，体现了父母的恩情之深。因此，子女们应当牢记父母恩情，履行孝道，唯此才能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和自己的良心。具体而言，无论是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都应当尽力以适当方式孝敬父母。即便父母已经逝世，也应当以尽礼祭祀，尽诚表达哀思，这是孝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父母健在时，子女应当以实际行动表达孝心，而不仅仅是在他们去世后举行盛大的葬礼。[15]
为了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社会教育星期报》刊发相关文章，深入探讨了奢侈思想的潜在危害。该报将奢侈描述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流行病”，认为其普遍原因是人们过度的虚荣心。文章指出，政治领导者的奢侈行为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普通民众的奢侈可能导致家庭破产甚至个人的毁灭；达官贵人奢侈则可能引发对名利的贪婪，最终导致道德败坏和出卖国家的行为；商人的奢侈则可能导致冒险的投机行为，最终造成经济上的大损失；官员的奢侈行为可能导致滥用职权和腐败；学生的奢侈则可能导致学业荒废，迷失方向。[16]因此，该报呼吁民众修身养性，通过自我约束和内在修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从而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此外，《社会教育星期报》注重推广新剧，刊登改良的曲艺剧本，以此启发民智、改良风俗。该报刊登了众多戏剧家的著名剧作，如直隶戏剧研究社社员李琴湘改编的大鼓书词《劝自强》、奉天学务公所郝庚廉改编的《漆室女》、直隶戏曲改良社改编的《将相和》、天津尹澄甫改编的《因祸得福》等。戏剧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历来被视为启发民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载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更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教育工具，能够借助艺术的力量，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达到启发民众思想、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社会教育星期报》刊载了大量新剧剧作，不仅推动了近代的曲艺改良的发展，也为天津近代社会教育的起步增添了力量。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报纸成为了他们获取信息和学习的重要来源。《社会教育星期报》是推动社会教育发展的重要平台，通过专题报道、专栏等形式，介绍新知识、新技能和各种思想观念，该报帮助天津民众提升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为提高天津民众的文化水平和促进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现代化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它离不开教育家的积极参与和创新实践。教育家们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教育实践的开拓者。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探索和实现教育的革新，促进教育发展与时代需求的对接。社会教育的兴起是近代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林墨青的实践活动体现了教育家在社会教育发展和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在近代天津社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教育家林墨青的贡献尤为显著。林墨青通过创办宣讲所、发行《社会教育星期报》等多种活动，积极推广新思想、新文化及新风尚。他的这些社会教育实践不仅促进了新教育理念的广泛传播，而且显著推动了天津地区的风俗改良和社会进步，为天津的教育现代化进程贡献了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 阎国华，安效珍.河北教育史(第二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93.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64.
[3] 天津县宣讲所规则[J].北洋官报,1906(693)：6.
[4] 演说大会广告[N].大公报（天津），1910-11-18(4).
[5] 工商演说广告[N].大公报（天津），1910-02-25(3).
[6] 来函[N].大公报（天津），1911-08-18(6).
[7] 准如所请[N].大公报（天津），1907-5-17(2).
[8] 万全县设立宣讲阅报所禀并批[J].教育杂志（天津），1906(21)：14.
[9] 陶宗奇等.昌黎县志[Z].1933年铅印本，卷八：46-47.
[10] 金良骥等.清苑县志[Z].台北：成文教育出版社，1968：279.
[11] 社会教育星期报[J].1915(1): 1.
[12] 街道的清洁人人应当维持[J].社会教育星期报，1915(3): 4.
[13] 吃凉东西的注意[J].社会教育星期报，1915(5): 3.
[14] 余之预防时疫法[J].社会教育星期报，1916(24): 3.
[15] 孝顺父母不在死后出大殡[J].社会教育星期报，1916(24): 1-2.
[16] 说奢侈之害[J].社会教育星期报，1916(27):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