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及趋势
我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主要根源是由于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医疗技术进步，人均寿命延长，育儿费用提高，生活压力加大，生育率下降等。这些主要根源造成了我国过快的人口结构转型，快速地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其基本现状是：
1. 总和生育率低，人口增长缓慢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49416万户万户，家庭人口129281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1年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10年间，全国人口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2. 人口老龄化加速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0%，比2011年人口普查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59%，比2011年人口普查上升5.72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正逐步加快。我国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数量已经超过2.6亿，2026年将达到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即中国每3人中就有1人年龄在60岁以上[1]。
3. 少子化问题严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为253383938人，占总人口的17.95%；比2011年人口普查上升了1.35个百分点。0-14岁人口在2021的数据相对于2020有不小波动；它在2010年12月31日达 22259.106万人，相较于2009-12-31的24688.25万人，是减少的。这说明，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生育政策调整取得积极成效。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育儿费用提高，生活压力加大和社会经济发展，我国人口呈现“严重少子化”趋势，这将进一步加快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进行，我国的生育率从1980年每个妇女2.29个孩子下降到现在的1.69个，远远低于维持稳定人口水平所需要的2.1的“替换率”标准。据研究亚洲人口的克林特﹒劳伦根据各种数据计算，到2030年左右，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5%左右，到2050年这个比值将超过30%。这一严重的老年人口持续膨胀、老龄化程度加剧的趋势，将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全面的、巨大的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个重大问题，它涉及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影响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应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进程加剧和未富先老，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基本特征，其影响也将是深刻而长远的。
1. 经济发展的压力逐步加大
老龄人口的增长将逐步改变人口的结构。提高社会的抚养比，被抚养人口的增加，必将加重现有社会劳动人口的负担。我们都知道，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施行与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的。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过去的30多年，我国少生了3亿人。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了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它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已近尾声，计划生育的“急刹车”已经使我国跌入了人口老龄化的陷阱，人口下降的惯性已经形成。这种惯性使得不久的将来年轻人变成了社会稀缺资源。这种惯性带来了连锁反应是：人口出生率会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的惯性会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对经济的冲击是不难想象的，但却是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的。正常情况下，一个孩子消耗的社会资源少于成年人，而一个老人消耗的社会资源则多于工作年龄的人。如果一个国家老龄人口比重逐步增大，则加大了社会消费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经济就会不堪重负，经济增长也就会放缓甚至停滞。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数学家孔德说：“人口决定命运”，这是被世界大国的兴衰与人口结构变化息息相关所证明了的。
2. 劳动力不足的压力逐步加大
“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借贷”，也有人称之为“人口负债”。也就是说，现在控制人口增长，被抚养的人口少，造成的结果是未来的劳动力减少。据研究亚洲人口的专家预计我国的劳动人口到2009年达到顶峰，为924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到2024年将跌到83500万人左右；现在我国的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员的比例为6:1,到2040年将下降到2:1，劳动力不足已成必然趋势。一个国家的GDP，是该国劳动力人口产量的总和。在一个人口老龄化比重逐步增大，患上了“富贵病”的国家，劳动力人口的不足，必然导致企业创新精神削弱，提高劳动生产率困难，严重的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3. 社会保障压力逐步加大
“人口红利”犹如对未来的借贷，是需要偿还的。其偿还的主要代价是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困难。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以人均GDP计算，仍排在世界百名左右，是一个地道的穷国。在这种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是没有富先老了。据预测，202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13%—14%。日本的老龄化达到这个程度时，人均GDP接近2万美元，而我国在10多年内是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的。人口老龄化使家庭养老功能削弱，对医疗保健、生活服务的需求更为突出，这无疑使老龄社会保障费用大幅度增加，给政府带来十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严重滞后于老龄化社会发展速度，严酷的现实无疑逼考着政府的应对能力。
4. 家庭赡养压力逐步加大
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施行和人口下降惯性的形成，引起了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巨大变化，家庭代际人口结构呈“四二一”型，未来社会一对夫妇赡养四个老人的现象将占很大的比重。据中国老龄人口协会和劳动保障部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目前65岁的老人中，有64%与自己的子女生活在一起，这一比例在农村更高，说明老年人对后代的依赖很强。这种趋势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很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的家庭赡养面临空前的压力，家庭养老功能不足的矛盾将凸显出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国家的经济问题。从全社会角度而言，据预测表明，我国2000年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赡养15.60人。2025年达到29.46人，2050年将达到48.49人。这种趋势表明，随着家庭赡养负担的加重，必然要求发展完善的社会福利和服务，以补充家庭养老功能之不足。
三、正确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建议
1. 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做好科学应对的全面准备
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都应承担起各自应尽的职责和责任。但在应对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政府职能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义不容辞的。在国家层面上，要正确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客观性。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消极影响，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动员全社会力量，做好科学应对的全面准备，绝不能“摸着石头过河”。
1.1 提高国家重视程度，保持长期清醒
首先，要客观地认识人口老龄化的规律性。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对人口老龄化，人类社会是无法回避的，也是不可选择的。正确的态度是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盲目悲观，而是认清其规律性。在国家层面上以科学态度对待。其次，要清醒地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与世界上60多个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表现在：一是进入速度快。我国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从成人化社会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二是进程快。由于人口下降惯性已经形成，到2050年，我国的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三是未富先老。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必将引起国家层面的清醒认识，形成独立的思考，用中国模式予以应对。再次，要正确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消极影响是全局性的。从政府到家庭，从社会到个人，都将逐步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场“持久战”怎么打？怎么打好？必须要有长远的考虑和科学的应对措施。因此，说到重视，就要象施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那样重视；说到清醒，就要象打造和巩固世界负责任大国地位那样清醒。只有客观、理性、科学地看待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才能形成国家战略的基础。
1.2 及早制定总体战略规划
要从未来中国人口结构演变的发展趋势出发，从避免和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出发，及早制定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科学的补充、完善，使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国家战略始终保持其科学性和稳定性。
1.3 建立与完善政策体系
政策就是具体的对策。目的是因势利导，是缓解矛盾，是化解困难，化被动为主动，化挑战为机遇。提高对养老服务的认识，把养老服务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不断完善养老服务政策，尽快制定政府补贴、购买服务、高龄补助等新政策[2]。当然，政策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演进和创新，以保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1.4 建立与完善老年法律法规体系
没有健全的养老保障法律、法规，不会有成熟的养老保障制度[3]。保障老年人老有所依，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要努力营造尊老爱幼的法治氛围。建立和健全老年人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完备规范的法律援助体系，为老年人安享晚年提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只有这样，老年人才能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使养老服务事业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2. 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增强经济承受能力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由于我国的老龄工作刚刚起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构成的压力是空前的，并且是长期的。因此，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增强经济的承受能力，是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保持和巩固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增强抵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能力；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高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要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民营经济和第三产业，扩大社会就业，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要通过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缩小城乡差别，增强经济建设的动力；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缩小收入差别，扩大中产阶级队伍，提高社会和家庭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等等。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了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础；只有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才有了根本保障。
3. 建立与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要充分利用当前社会养老负担比较低的“人口红利”期，尽快建立起覆盖面全社会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应对工业化所导致的社会变迁而带来的养老问题，是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也是顺应经济供养由家庭为主向社会为主转变所必需的一种制度设计[4]。用产业化、社会化的运行机制，做好人口老龄化工作的各项准备，推进人口老龄化工作打好基础，健康发展，以满足广大老年人在物质、精神和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4. 建立与完善服务体系，形成社会养老机制
目前，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实情况是，综合国力不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高，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所以，我国还不能象西方发达国家，尤其北欧国家那样，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因此，我们只能从我国国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首先，要确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家庭为主体”的养老模式。从世界的普遍状况看，绝大多数的老年人养老的最终归宿是家庭。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趋势，中国也不会例外。从我国的传统看，重礼节、讲孝道、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以家庭作为养老主体，具有广泛的人性基础，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选择。保障多数老年人都能够在家养老的前提是养老服务体系完善[5]。只有建立和健全法治的、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才能真正解决老年人所面临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才能切实消除老年人的后顾之忧。其次，加强基层服务网络建设。现实情况是老龄工作基层服务网络薄弱，工作资源不足。城乡社区服务项目少，服务对象覆盖面窄，服务水平尤其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水平低。很明显，这是建立老年人口社会服务体系的薄弱环节。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一直存在资金短缺与老年人服务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6]。所以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吸纳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负担的比例，强化家庭养老向社会延伸的强度，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再次，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针对老龄人口比例逐渐提高的趋势，开发老年消费市场，兴建公共养老设施，扩大老年活动场所，增加老年服务项目。这不但可以有效地提高老年服务水平，满足老年人口的特殊需求，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还可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巨大变化，增加社会就业。
5.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恢复人口合理增长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行政命令的手段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导致了人口的迅速老化，也产生了性别比例失调，因超生陷入贫困等副作用。但是，随着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增多，男女平等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养育孩子的费用提高，我国已经出现了“严重少子化”倾向，适当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适当提高人口出生率，应当进入到国家决策的范畴，提前进行政策调整，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口的急剧老龄化。否则，在问题已经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时，进行“急刹车”的手段，未来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6. 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这是着眼于长远、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战略思考。严重的老龄化社会是一个劳动人口短缺的社会，需要高素质的劳动人口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只有人口素质提高了，每个劳动人口的生产率才能大幅度提高，才能创造更多的产值，才能养活更多的老人。一直以来，中国的教育支出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例长期过低，应试教育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等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强烈震荡，这一严酷的现实迫切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深化教育改革来实现根本的转变。现在正在接受中小学教育的孩子未来正赶上劳动人口下降和被抚养人口上升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因此，这一代人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未来应对老龄化问题的质量。所以围绕着提高人口质量来改革和改善我国的教育应当真正地进入国家战略。
总之，人口老龄化问题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与国泰民安紧密相连，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只有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科学的应对措施，解决好人口老龄化的相关问题，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益梅.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探讨[J].广西社会科学,2011(7).
[2] 刘晓静,张继良.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理念、路径及对策[J].河北学刊,2013,33(2).
[3] 祁峰,刘海军.我国政府承担养老责任的理论阐释与完善[J].生产力研究,2012(11).
[4] 崔恒展,李宗华.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内容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2(4).
[5] 胡尹燕.开发养老与社保养老并行构想[J].经济纵横,2008(5).
[6] 魏文斌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模式构建与实现路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2).
作者简介：宫开庭(1968-), 男, 黑龙江讷河人, 哈尔滨医科大学 副研究馆员, 本科，研究方向：中国历史及古籍善本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