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金融风险研究
DOI: 10.12721/ccn.2023.157416, PDF, 下载: 124  浏览: 1007 
作者: 杨静宇
作者单位: 西南石油大学,四川成都,610500
关键词: ​能源产业;低碳转型;金融风险
摘要: 能源产业为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资支持。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作为低碳转型主战场的能源产业转型迫在眉睫。同时能源产业和金融市场二者联系越发紧密,能源产业的金融属性决定着产业在低碳转型过程中必须重视金融风险把控。目前,我国能源产业低碳转型面临的主要阻碍是能源金融风险的防控问题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风险、能源价格风险、能源产业融资风险和缺乏能源价格定价权。因此需要丰富能源融资渠道,完善风险管控机制,掌握能源定价权,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

1引言

能源是实体产业发展的引擎,金融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核心,二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使得能源资源和金融资本在两个市场之间流通,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最终促进能源实体产业和金融虚拟市场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随着能源产业的金融属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能源产业与金融产业负向关联所引发的问题不断涌现,能源产业的金融风险不断显现。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时期,可持续发展持续推进,特别是在“双碳”目标提出后,经济社会正在经历系统性的变革。而能源产业正是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主战场,能源产业低碳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和必然选择。因此,研究能源产业的低碳转型过程中的金融风险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能源行业的深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国内外研究概况

目前国外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对能源的支持路径上,重点对具体能源市场进行金融投资分析。Gualberti等人(2012)将支持发展能源资金的分配与电气化份额进行了比较,发现能源部门的资金并不是主要针对那些无法获得能源的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而且这种分配偏差会改变以实现普及能源的目标[1] 。Arsalan Ali Farooquee(2016)发现与汇率波动有关的风险会给印度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的融资带来阻碍,政府为货币对冲提供的金融担保可以减少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外债成本[2]。E. Halkos(2019)认为使用GARCH模型有利于制定能源风险管理和最佳对冲策略[3]

国内学者比较重视石油产业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彭民,孙彦彬(2009)实证分析纽约石油期货价格和美元指数的动态关系,证明美元的走势和纽约石油期货价格存在负相关[4]。马超群等(2009)使用改进信息溢出模型,证明了上海和新加披的燃油期货市场符合双向的均值溢出传导效应[5];姬强等人(2014)对2014年的国际油价进行预测时,发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风险会对石油安全造成冲击[6]。余力等(2015)发现能源和金融市场的市场联动效应随着二者的深入发展越来越明显,因此风险也就有可能随着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借助金融产品市场,传染给其他的实体行业[7]。李丽红(2017)选取石油金融为代表,定性分析了能源金融市场的价格风险传导的三种形式[8]。韩昌霖,韩洁平(2018)认为能源和金融行业的联动效应决定了能源金融的风险传导机制,也就是说能源实体产业结合金融产业后表现出更明显的实体经济虚拟化特征[9]

3能源产业低碳转型面临的金融风险

3.1宏观经济环境风险

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剂,保障了国民经济水平的提升。能源消费增长保证经济增长,反过来,这部分经济增长也给能源发展提供了金融基础,宏观经济环境会对能源金融安全带来影响。目前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发达经济体经济集体萎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并且经济逆全球化政策兴起,中东主要能源出口国地区复杂紧张的政治局势,这些不稳定的国际环境因素都给中国能源产业的低碳转型发展带来了风险挑战。相比之下,国内宏观经济在政府的统筹下仍然保持了相对较高增速的发展,但是中国内部经济环境也暗藏众多阻碍能源转型发展的金融风险。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产业发展一方面会迎来巨大机遇,但同时也带来风险挑战。国外短期资本进入中国“短炒”、带着杠杆的外资资金换成人民币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会给金融市场带来风险。另一方面,国内资本走出去也面临挑战,如何在现有的国际金融市场规则体系下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也是目前我国需要关注的问题。

3.2能源价格风险

当今,能源已被各国视为战略性商品,持续获取能源以及保持价格稳定对全球每个经济主体都至关重要,因此能源的价格风险也是目前能源产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能源供给严重缺乏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国内自产规模的扩张和国外进口能力的提高完善了我国的能源供给能力。我国能源供应安全更多地受到来自国际能源市场的能源产品价格波动的威胁。以原油市场价格为例,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原油定价机制,因此我国经常参照国际能源交易市场上的同类型原油产品定价,国际原油价格的走势会影响国内原油价格。

3.3能源产业融资风险

在我国能源产业的融资水平相比其他行业会偏低很多,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中国能源行业融资渠道单一,尤其是以中小民营企业作为主导的新能源产业发展面临融资困难。我国能源消费总量逐年增加,能源企业融资需求规模也随之扩大。但我国能源企业的融资以财政拨款为主,主要资金来源仍然是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占据主导地位。能源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想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有大量的技术和资金作为支撑,融资渠道单一化是中国能源金融发展的阻碍之一。其次,中国的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落后于国外市场。和国外发展迅速的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相比,我国能源金融市场还处在初级阶段,衍生品市场建设滞后,尽管我国已经在积极探索和开发能源金融衍生市场,但是目前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综上,我国能源融资和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还不足,能源产业的融资面临较大的风险。

3.4缺乏能源价格定价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大国,但是我国能源产业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相对落后,在国际能源交易市场上缺乏能源产品的定价权。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参与国际能源产品交易时总是作为规则的接收者,只能被动接受其它经济体制定的能源产品价格。这种情况意味着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中国想要获取和其他国家相同的能源产品,需要付出更多的外汇成本,最终会使中国整体经济蒙受严重损失。

4政策建议

4.1丰富能源融资渠道,完善能源金融市场

能源产业融资往往面临着更高数额的资金投入的压力,较长的投资回报周期让投资者选择规避此类产业融资。因此,中国的能源金融想要取得更深层次的发展需建立多层次能源融资体系。依赖国有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单一化的融资政策抑制了我国能源产业的金融市场活跃度,无法满足能源产业的顺利转型,需要开发新的能源融资渠道,完善能源金融市场。加快延缓风险投资机制的建设,鼓励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能源融资,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设立能源投资基金,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和重大公共能源项目的深度发展,推动我国能源产业结构升级;推行能源资产证券化,在提供新型融资渠道的同时降低风险;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的开放水平,吸引国内外更多资本参与。

5.2完善金融风险管控机制,加强风险预警

由于能源金融风险会在能源产业和金融市场之间相互传导,更有可能扩散到其它领域,最终引起金融危机。因此为保障能源产业平稳低碳转型,必须建立其完善的能源金融风险管控机制,配合风险预警模型共同构筑中国能源产业的金融安全防护网,将风险控制在安全水平之下。考虑到中国能源产业面临金融风险,风险管控机制需要考虑到宏观经济基本面、能源产业景气程度以及金融机构和能源企业的监督三个层面。

5.3利用价格发行功能,掌握能源定价权

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基础是保障能源安全,因此能源产品科学的定价显得尤为关键。作为能源消费和能源进口大国,我国能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也在逐年增加,贫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石油高度依赖进口。但是我国原油进口价格取决于国际三大原油市场所共同决定,国内的石油价格的变动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动,国内石油企业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也只能作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为扩大我国原油期货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及获得原油定价话语权,因此在原油期货推出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加大我国原油期货市场制度的建设,吸引众多有影响力的机构参与,不断提升我国原油期货市场广度、深度和弹性,为中国能源企业及相关金融机构提供一个环境友好、机制健全、制度规范的交易平台,同时也为国家能源安全管理提供管理平台,充分实现原油期货市场价格发现、风险规避等功能。

5.4积极开发新能源,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

能源产业的低碳转型关键是发展新能源产业。国内外能源转型都将重点放在新能源领域,新能源将是未来能源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目前的能源产业政策已经从过去重点扶持国有化石能源企业,转变为逐渐用新能源发电、绿色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并逐步推动高耗能企业的转型和改造。同样作为能源消耗大国的美国,为了追求能源独立,近些年来一直在推动页岩气革命,希望借此降低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推动经济发展。因此,中国想要在未来的能源格局中抢占优势地位,必须加快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但是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存在开发技术难、利用效率不高、投资风险大等问题,所以金融市场一般不愿意参与进来。对此,中国如果想要加速新能源的发展,需要规范和引导金融资本向新能源领域倾斜,鼓励新能源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

[1] Giorgio Gualberti and Luis Filipe Martins and Morgan Bazilian.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development finance for the energy sector[J].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4, 18 : 16-27.

[2] Arsalan Ali Farooquee and Gireesh Shrimali. Making renewable energy competitive in India: Reducing financing costs via a government-sponsored hedging facility[J]. Energy Policy, 2016, 95 : 518-528.

[3] George E. Halkos and Apostolos S. Tsirivis. Energy Commodities: A Review of Optimal Hedging Strategies[J]. Energies, 2019, 12(20)

[4] 彭民,孙彦彬.国际石油期货价格与美元指数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03):1-4.

[5] 马超群,佘升翔,陈彦玲,王振全.中国上海燃料油期货市场信息溢出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9,12(03):92-101.

[6] 姬强,张海颖,刘明磊,范英.2014年国际原油市场走势分析与价格预测[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29(01):8-12.

[7] 余力,赵米芸,张慧芳.能源金融与环境制约的互动效应[J].财经科学,2015(02):23-31.

[8] 李丽红.能源金融市场价格风险传导[J].中国金融,2017(06):83-84.

[9] 汲昌霖,韩洁平.能源金融的内涵、关联机制与风险传染研究——理论进展与评述[J].经济体制改革,2018(02):107-111.

作者简介:杨静宇(1998—),女,汉族,四川乐山人,硕士在读,单位:西南石油大学,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