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基于系统工程理论,从海洋生物医药生产企业、产品自身、消费者需求、政策保障、技术水平五个层面确定26个影响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品市场开拓的因素;通过构建海洋生物医药产品市场开拓影响因素的四级递阶解释结构模型(ISM),确定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层次结构和制约关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中13个直接要素的权重。结果表明,海洋生物医药产品的市场供给、品牌知名度、政府扶持力度、替代产品威胁四个因素对海洋生物医药产品市场开拓的影响较大,权重分别为0.2894、0.1776、0.1663和0.1027。针对研究结果,从市场供给、营销推广、政府扶持、国际合作四个方面提出了加快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品市场开拓的对策建议,以期推动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业健康持续发展。
摘要: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民间信仰活动逐渐复苏,各地庙宇纷纷重建。作为民间信仰活动的空间载体,海神庙的重建意味着村落公共空间的重塑。重塑后的公共空间成为村落空间中经济、政治、宗教、文化交汇的核心,也成为村民家族内部权力、本地村民与外地人、民众与基层组织或国家之间互动交流并实现村落群体认同的公共空间。海神庙重建的社会学意义正是理解海神庙在社会的现代变迁中能够获得持续生命力并得以传承的内在原因。
摘要: 近岸海域水质污染是陆域经济社会活动对海洋环境负外部性的集中呈现,是过度利用海洋环境容量与忽视海洋自净能力的体现。本研究以"时间和空间"为切入点,按照"过程-格局-机理"的分析框架,分析56个沿海城市近岸海域环境污染时空动态演变格局的形成及发展过程,甄别不同区域近岸海域环境污染的关键影响因素,探讨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的路径选择。从时间过程上看,变异系数揭示出56个沿海城市近岸海域污染差异较为显著。从空间格局上看,空间自相关系数表明沿海城市近岸海域环境污染程度与地理相邻城市具有正向的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关系,集聚效应逐步显现。从核心影响因素来看,局部变量"人均第二工业产值"、"人均第三工业产值"、"人均工业污水排放量"和"人均城市污水排放量"的回归系数并不是区域内的某种"平均",而是在56个沿海城市各不相同,表现出了近岸海域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
摘要: 近十几年以来,在首相官邸职能不断强化、原有机制弊端日益凸显等背景下,日本大力推动海洋政策决策机制的转型,力图将首相官邸确立为新的主导方。为了实现这一转型,日本政府进行了严密的制度设计,完成了决策机构与法律体系的双重构建。在决策机构上,日本政府建立了海洋政策本部,并与各省厅共同组成了新的决策机构体系。而在海洋法律方面,日本政府于2006-2010年渐进地完成了以《海洋基本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构建。尽管革除了原有机制诸多弊端,但因政策制定能力有限、族议员与利益集团等势力的牵制、片面迎合国家右倾化政策等原因,新的日本海洋政策决策机制总体上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日本海洋政策决策机制的转型将明显扩大以安倍为核心的首相官邸权力边界,对日本在钓鱼岛、印太战略、南海等重要涉海议题上的政策走向以及未来的亚太安全局势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摘要: 中国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历史中都是一个陆权国家。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通过其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国门,近代中国才开始被迫面对海权问题。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中国基本上丧失了制海权的控制。西方海权观念传入中国后,近代国人在反思战争失败中认识到制海权和海上力量的重要性,进而运用海权指导海军重建。国际法的传入使得近代中国开始从海洋权利的视角理解海权并运用国际法维护海洋权利。20世纪初,以孙中山和陈独秀为代表的思想家,从国家主权的高度去理解海权,试图通过发展海上实业争取海洋权益以及收复领港权等手段加强海洋权利的维护,这标志着近代中国海权观念的成熟。近代中国对海权观念的理解和运用囿于自我防卫的战略目标,这与西方列强利用海权进行殖民扩张有根本的区别。近代中国的海权观念的嬗变一方面受到政治、经济及文化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在抵御外侮和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近代中国海权观念的研究,对我们今天海权观念的建构以及"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