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内阁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纠集全国力量支援战争。在此过程中,大批画家经日本陆海军组织派遣,随军前往中国进行侵略战争"记录画"的创作,并美其名曰"彩管报国"。他们虽目睹了日军侵略的暴行,但绝大多数接受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创作了一系列绘画,弘扬日军"辉煌战绩",捏造日军占领地"祥和"景象,鼓吹"大东亚共荣",宣扬"为国牺牲",成为当时日本美术界的主流。

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大多认为在战后要对原子能进行文官控制,才能确保科学自由,并为实现原子能国际控制提供国内立法基础。在国会就原子能展开立法活动期间,科学家通过参与国会听证会、教育国会议员等活动,阻碍"梅-约翰逊法案",支持"麦克马洪法案",并反对范德堡修正案对"麦克马洪法案"进行大幅度修改。科学家在国会的这些活动,对1946年原子能立法进程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意大利人佛弼执礼光绪年间来华,侨居中国近五十年,其人汉学渊博,曾长期兼领意大利驻华多地领事之职。他广交名贤,孙中山曾亲笔致信予以称赞,其信可补文献之阙。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佛弼执礼时常扮演为和平奔走的调解者角色。究其原因,既是他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使然,也是由意大利在华所处的尴尬境地决定的。此外,作为贝卡里亚名著《论犯罪与刑罚》的最早汉译选本,《酷刑逼供论》的译介是佛弼执礼审时度势后的选择,但深究之,它更是佛弼氏为扭转"三门湾事件"后意大利在华不利局面而做出的尝试。该书虽夹带了一定的私心,但也确实对清末刑讯制度的革除有襄助之功。

自1863年上海公共租界成立至全面抗战前,伴随人口增长及机动车辆增加,导致租界交通事故频密,由此对城市秩序和市民安全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此,通过归纳分析租界当局设置机构和建构规则、执业训验和行停管制及安全教育和违法处置等模式,进而洞悉其治理成效与经验,俾期为现世城市交通治理衍生启示。

二战期间至战后初期,美国政要和社会精英一度热议涉港事务,初步形成对涉港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政策框架。香港对于中英两国的特殊意义,以及香港对于美国的有形和无形价值,在二战结束之际随着大国关系的变化发生显著转变,美国视野中香港的形象相应地从"帝国"遗产转变为英国"飞地"。以此为起点,美国政府始终围绕美中、美英关系塑造香港的形象,评估香港的价值,进而制定香港政策。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以前,美国对香港的定位始终没有脱离美、中、英三国关系,美国对港政策在本质上是美国对华政策和对英政策的一部分。

自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日本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持续增加。1959年至1960年间,日本因车祸死亡的人数超过2万,令其深感"车祸猛于战争",遂将此种状态称之为"交通战争"。日本的"交通战争"前后发生了两次,本文在追溯其起源与发展的基础上,探究其所采取的对策与取得的经验,进而对其为避免"交通战争"再度出现而做的努力予以评介,以期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性质的《商务报》在京创刊,被清廷新设商部视作"通下情"的重要举措。其刊载体例与内容文本的多样,正呈现了晚清知识界在因应变局过程中所建构的"商"的相关"知识"面相:朝野对"商务"的认知与"工商"所代表的"文明"价值取向;农、工、商的道德性与知识性在不同层次的传统中得到正名;"商人"形象的流变;"商学"内涵表述的复杂多歧以及对"商道"的颠覆性认知。它们共同指向了商事活动在晚清社会意识中获得道义合法性的过程。但在清廷看来,"商务"与"国事"仍存紧张,而新的商业伦理的逐渐确立,却真的成为改变清廷"治体"的重要因素,这应该是清廷始料未及的。

1923年,江苏省当局以抵补教育经费为借口开征卷烟营业特税。此税在上海华界的实施异常艰难,卷烟业的反对贯穿整个征收过程,并激起三次大的停业风潮,但政府强硬的态度使得税收稽征总体上按照计划推行。在风潮中,同业商人团体内部的自我认同意识使其同力反抗,并形成了以行业生存为主体的利益话语支撑体系,其中行业内部税负转嫁及大同业与政府之间的权益交换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虽政府依据包税数额高低频繁改换包商,但该税的征收实践为卷烟统税的实施奠定了一定基础,促进了近代中国税制的改进。

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于康熙二十二年设立"八旗汉军火器营"。这是八旗组织下首个"火器营",囊括汉军马甲总数的2/3,专习火器,堪称精兵之薮。清朝建立汉军火器营的原因,是为消化、利用藩下兵卒,尤其是在前明接受西法训练,精通火器的孔有德、耿仲明旧属。此外,尚有应付西北边情的原因。清朝入关后,西北边徼长期受卫拉特蒙古威胁,特别是准噶尔崛起,雄踞中亚,令清朝芒刺在背,筹谋应对之策。成立汉军火器营,以谙练火器的精兵抗衡蒙古骑兵,是康熙君臣在武力方面的预备。

印度洋在美国早期对外扩张中占据一席之地。自1783年美国独立到19世纪中叶,美国巧妙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制定对外扩张战略,在不改变印度洋已有秩序的前提下,通过缔结双边条约、武力威慑等方式,成功地获得了"最惠国待遇"和商业特权,在印度洋沿岸建立起商业网络。从方式上看,美国基本未使用武力征服手段,就在印度洋地区获得了同欧洲列强相同的利益。美国在印度洋的早期经略有利于其维护海上交通线路畅通、拓展贸易市场、控制战略要冲,为日后建立印度洋海权乃至全球性海权奠定了基础。本质上看,美国经略印度洋与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并无区别。

本文主要讨论1989—1990年东西德统一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相互关系。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来看,两德统一推动了欧洲一体化在该时期的加速发展。德国为了得到法国对统一的支持,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建设上向法国妥协,而统一进程的加速以及欧共体战略地位的凸显也促使法国同意推进德国主张的欧洲政治联盟建设。从两德统一的角度来看,欧洲一体化是欧洲约束统一德国的最佳手段。一体化程度越高,德国统一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就越容易被消化。一体化的加速为德国统一塑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它是德国实现统一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在现代美国环保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决策的科学化取向促成了白宫决策层环保认知的提升,国会立法赋予联邦政府环境治理权责的不断扩张,并从认知与建制两个层面推动了环境治理国家化趋势的形成。在这一趋势下,尼克松政府中的环保主义者首倡性地将环境议题纳入对北约的外交政策议程中,成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境外交滥觞的重要推力。

记录墓主一生业绩的墓志,作为个人传记,其史料价值颇受重视。墓志文本在刻石入土之前常常出于某种原因被改动,入土之后便已固化。不过,也有超出常识的特例,为好友滕宗谅写过《岳阳楼记》的范仲淹,还为其撰写过墓志铭。对照收录在范仲淹文集中的文本,令人惊讶地发现,县志中收录的署名范仲淹的墓志,有了极大的改变,出现了撰写之后几十年"未来世界"的事实。这例石刻史料被改写的个案警示我们,貌似可靠的"地下史料",也不可尽信,需要审慎辨析。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14卷中有一段"宙斯受骗"的情节。这一段情节与古代东方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苏美尔人最早的史诗《埃努玛·埃利什》和《阿特拉哈西斯》。学界传统上是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探讨这一问题,但是比较研究未能回答宙斯为什么会受骗的核心问题。本文从地中海共同体的角度,将荷马史诗的成型过程放在公元前10—前8世纪地中海世界整体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视野中来考察,分别探讨了"宙斯受骗"这一情节中的创世主题、宇宙统治权主题及其他相关主题,认为这一情节的内核反映了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地中海共同体中的生存状况和他们的世界观。

考课制度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旨在循名责实、择优汰劣和澄清吏治。但由于这一制度本身的内在困境,使得其目标几乎只是一种理想。即考核主体的有限与考核对象的庞大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皇权和官僚制之间的张力令考核主体在把握"名、实"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处于两难境地,行政事务的复杂性和考核标准的难以统一性与考核力求标准化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实际上该制度在历史上的意义并不在于廉政,其实质不过是一个具有正面引导性和维护官僚体制结构性稳定的制度。这些启示我们:不应赋予官员考核制度不应有的职能;官员考核制度对于官员队伍的稳定和行政体制的有效运作具有结构性的力量,必须着力加强建设;应充分利用现代政治体制和科学发展水平的优势,努力突破传统考课制度难以解决的困境。

市制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高级区划制度,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近代中国两次城乡划分以及市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市制的确立,明确的界线是市辖区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标志,市制确立以及完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省市县勘界是最重要环节。

由于碑志的文体属性、撰写者的思想观念、撰写者与富民的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两浙地区的富民在其碑志中被理学家撰述为乐善好施的"善士"形象。但在许多关涉富民的碑志中却存在着一些富民为富不仁的记述,这使得富民的实际生活呈现出复杂性。此外,随着南宋科举取士的兴盛和任官程序的严密化,落第士子逐渐成为两浙富民群体的重要构成部分。

国语运动是指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制定和推行汉语标准语的一场社会文化运动,它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国语运动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由政府民间互动,共同推进。除书面教材、课堂讲授等传统教育方法之外,广播这一新媒介的出现使声音突破了时空限制,成为推广民众教育和国语宣传的利器,为当时人所注意。1927年国民党建政后,力图实现全国政治统一、"党国声音"一元化,进而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国语运动旨在统一全国语言,国民政府也极为重视,用广播推行和普及国语使这一运动达到高潮,这一推行方式也是这一时期国语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作为国民党喉舌的中央广播电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整体来看,由于当时播音水准及收音率较低,以广播推行国语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东部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随之西迁重庆。大量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来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他们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出版了大量研究性论著,涌现了一批如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学术研究领域骨干,推动了抗战大后方社会科学的近代化进程,使大后方的社会科学事业空前繁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美国在越南困难重重的战事,使得华盛顿冷战整体战略受到极大牵制。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现实,以尽快脱离战略与政策困境。尽快"体面地"结束战争成为美国亚洲政策一个亟待解决的议题。尼克松政府试图接触中国政府,缓和中美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中国进行利益交换,不仅为了降低东南亚对美国"抵御共产主义"的战略重要性,同时希望通过中美"政治交易",促进河内改变强硬的态度。这种策略完全出于尼克松、基辛格的现实主义考虑:对中国施以威胁利诱,既希望与中国进行短期利益交换,也着眼于中美之间长远的利益接触。然而中国政府坚守原则,保持一贯立场,未能使美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