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系统工程理论,从海洋生物医药生产企业、产品自身、消费者需求、政策保障、技术水平五个层面确定26个影响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品市场开拓的因素;通过构建海洋生物医药产品市场开拓影响因素的四级递阶解释结构模型(ISM),确定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层次结构和制约关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中13个直接要素的权重。结果表明,海洋生物医药产品的市场供给、品牌知名度、政府扶持力度、替代产品威胁四个因素对海洋生物医药产品市场开拓的影响较大,权重分别为0.2894、0.1776、0.1663和0.1027。针对研究结果,从市场供给、营销推广、政府扶持、国际合作四个方面提出了加快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品市场开拓的对策建议,以期推动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业健康持续发展。

充分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这是实现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方式,也是完善国家能源结构的重要手段。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我国与南海邻国的政治局势相对降温,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南海资源开发虽然面临一定挑战和困境,但无论是维护国家海洋资源权益的需要,还是加强我国在南海的存在,加强与南海声索国之间的资源合作开发都有其必要性。共同开发作为一种发展较为成熟的争议海域开发模式,是目前我国与南海声索国间最为可行的资源合作开发方式。在相关的政治和法律影响因素下,通过对已经成型的三种共同开发模式的比较,联合经营模式多元化和灵活性的特定在复杂南海海域更具有优势。

在海上货物运输法律救济中,货运赔偿时效与民法时效价值体系存在不协调。海上货运赔偿时效不能完全脱离《民法总则》时效自成一体,又必须兼顾海上货运作业和诉讼准备客观上较长的时间要求,由此形成了海上货运时效对《民法总则》时效规定的分离与回归关系。该分离与回归关系的平衡,应当回应海商审判实践的需求,延长海上货物运输赔偿时效期间至两年,扩展适用至承运人以外的海上货物运输利益相关人,并坚持时效法定主义的立场。

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涉及多方主体之间的博弈。我国当前的海洋渔业法律制度以政府自上而下确定投入和产出控制指标的管制模式为主,单向度的主体权力使其难以摆脱"政府管制俘虏"、监管措施落实不到位、合规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的掣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看,私益与公共物品的矛盾导致市场与政府都面临着"失灵"的风险,治理模式通过多元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为破解这种"失灵"提供了方向和路径,有助于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从明确海洋渔业相关主体的法律地位、完善渔业决策的科学和民主机制、健全基于自行守法和外部强制的分级监督机制等方面构建我国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的治理模式。

渔业共同管理将利益相关者纳入规则的制订和实施中,以提高渔业管理的合法性和效率。共同管理是日本和智利沿岸渔业开发避免"公地悲剧"、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因素之一。日本和智利沿岸渔业共同管理各具典型特点,在深入剖析两国渔业共同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总结两国渔业管理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共性因素,以期为我国沿岸渔业管理的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运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构建政府激励补贴模型,得出政府的激励补贴额度和补贴可行域,并进一步探讨政府对海洋牧场蓝色碳汇的最优激励补贴期限。实证模拟部分选取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扇贝为核算对象,运用所构建的政府激励补贴模型,测算得出:在近十年来,政府基准补贴额度在210万-790万元区间内,政府激励补贴额度在15万-20万元区间内,且政府对海洋牧场的基准补贴和激励补贴额度与海洋牧场的蓝色碳汇量息息相关;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扇贝蓝色碳汇的最优激励补贴期限为7年。另外,未来应在逐步推进实施海洋牧场蓝色碳汇的政府补贴基础上,完善海洋牧场蓝色碳汇数据库,使得政府对海洋牧场的蓝色碳汇补贴更有效率。

海水稻的偶然发现及培育,为解决当今粮食短缺,耕地资源稀少,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提供了新出路,对我国乃至世界都有着重大战略意义。本文概括了海水稻发展现状,指出了我国海水稻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有:经济效益有待提高;盐碱地品质地域性特征明显;海水稻市场品牌亟待培育;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不足;科研力量薄弱,协同创新能力不足。对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为:发挥政府基础性作用,加快科研工作进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加大育种力度;加强海水稻市场品牌建设;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增加专项扶持政策;产学研相结合,加强协同创新能力建设。

本文以2006-2014年中国沿海1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联立方程的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海洋经济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06-2014年,我国海洋经济整体效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提高空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是以资本密集型为导向,存在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在三大海洋经济区域中,海洋经济年均效率值最高的是长三角洲地区,其次是环渤海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其中环渤海地区追赶势头较明显;对外开放度对海洋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非线性关系,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海洋人力资源质量、海洋产业结构,以及海洋政策等对海洋经济效率表现为正向线性关系,但是海洋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海洋环境管理信息共享面临着五重效应的考验,海洋环境管理信息共享的主体也发生着行为逻辑的转变。尽管海洋环境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在平台建设、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上下联动的信息共享机构尚未形成、海洋环境管理信息沟通渠道和信息共享秩序混乱等仍是主要问题。海洋环境管理信息共享机制是海洋环境管理机制构建的驱动力机制,信息共享的成效波及海洋环境管理的众多领域的推进,影响海洋环境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海洋渔业管理是国际海洋治理中的重要内容,渔业透明度的提出为此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当前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在信息共享、减少兼捕、栖息地保护、捕捞方式改进和打击IUU等方面均有强调渔业透明度建设,但也存在着国家政治意愿不同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公众参与和生态系统方法的适用程度,以及提升养护意识和综合管理水平,进而实现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全球海洋治理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多主体合作的多级结构,包括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组织及其规制和行为,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及其规制和行为,国家间的海洋合作及其规制和行为。新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历史进程分为四个时期,1949年至改革开放以前,被治理时期;改革开放至90年代中期,谨慎参与时期;90年代中期至2008年前后,积极参与并有所作为时期;2008年前后至今,全方位参与时期。新中国将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与国内海洋事业的发展相结合,将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与管控、解决海洋争端相结合,将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海洋治理与区域海洋治理、国家间的海洋合作治理相结合,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道路。未来中国应致力于自身海洋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同时推动全球海洋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以前国际投资条约规则的不确定性,给予了投资仲裁法庭广泛的处分权。随着国际投资格局的深刻变化,缔约方为了强化自身的监管能力,限制仲裁法庭的处分权,近来国际投资条约规则出现了精准化发展方向。CETA和TTIP在公正与公平待遇、间接征收、一般例外等实质性规则条款中,对以前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和澄清。虽然这些精准化努力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不确定性,但对仲裁法庭的裁决给予了更多的明确指示,也为未来国际投资条约的制定和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启示。我国未来在谈判和制定相关国际投资条约过程中,应当以积极态度面对投资条约的精确化发展,提高自身的国际规则治理能力,强化对条约的控制能力,以渐进和务实的态度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国际投资规则。

在我国大力推进普惠金融进程的过程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如何有效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历来是政府、金融机构、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将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两地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进行对比,发现,目前大陆地区在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缺乏政策性的中小企业银行;二是融资担保体系还有待完善;三是扶持中小企业的专项资金多,产业基金较少;四是大陆征信来源分散;五是对中小企业"辅导"程度不够。为促进大陆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笔者在借鉴台湾优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设立专门管理中小企业的机构;建立政策性的中小企业银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设立中小企业辅导中心;建立中小企业征信中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于水产品的消费由数量型逐渐向质量型转变,水产品作为公共物品,其质量安全问题关乎每一个消费者的利益。为了提高消费者对安全水产品的信任,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水产品的需求,基于DEMATEL模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分析发现,消费者对水产品信任程度的直接影响因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消费者自身的因素,包括对水产品安全问题的了解情况和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等;另一方面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因素,主要是水产品安全标志信任度、品牌知名度、政府提供服务程度等。建议相关主体从提高水产品品牌知名度、增强安全标志的可信度、提升政府服务水平方面改善消费者对水产品的消费现状,以期提高消费者对安全水产品的信任程度。

"海丝"中国段港口附近分布着大量的妈祖宫庙遗存,它们满足着航海者的精神需求,也使"海丝"中国段沿线形成了从点到线的妈祖文化线路。妈祖宫庙的遗存也证明着"海丝"史迹,妈祖庙碑、妈祖宫庙匾联、海上商贸文物、沿海的妈祖古文化遗址都是"海丝"历史的见证。"海丝"与"妈祖文化"的有机融合,促进了文化交流、经贸共赢和世界和平。

1936年1月底至3月初,天津大沽口内外发生了3次严重冰灾,使进出口船只被冰凌围困少则几天多至几十天,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冰灾发生后,交通部、海河工程管理局和天津航政局参与救灾,天津航业同业公会与轮船公司一起展开自救,在官民努力下减轻了冰灾造成的损失。但是,这次冰灾发生和救助过程中的预警缺乏、应急设施不足、部门合作不力以及海河工程局管理权外国人控制等问题,值得以后的抗灾救灾借鉴。

有唐一代,避讳风尚甚盛,而韩愈则承继源自周代的"临文不讳"传统,著述中触犯庙讳、御讳和家讳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不拘避讳的呈现既与当时社会"私家著述,亦不甚拘"的风尚紧密相连,又与其"舒忧娱悲"的著述宗旨息息相关。考述的韩愈"临文不讳",可避免陷入"避讳由松入紧直线发展"的认知误区,明了"以私家著述避讳证文献年代"的局限。

日本弃老型民间故事或起源于古老的墓葬制度,因其死亡主题是人类永远无法逃避的命题而具有了持久的影响力。深泽七郎的小说《楢山節考》借用日本及亚洲地区自古流传的"弃老"故事框架,加上独特的艺术创造,获得了读者共鸣。主人公阿林在严酷生存条件下主动"上楢山"的行为,体现了日本庶民阶层以种族繁衍为第一要义的生存伦理,引起了日本社会对近代伦理的反思。小说把弃老地设定在"楢山",这与日本传统山岳信仰是一致的。

最近发展区理论是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在西方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第二语言教学领域广泛应用。但该理论在学理层面还面临着挑战,同时,大量的借鉴移用导致了对该理论的误读,特别是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实践中,学界对该理论及相关概念的认知比较模糊。本文以该领域关键性分支学术资源为依据,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学理反思,对二语习得领域内的理论应用进行考察,并尝试理论建构新路径,以期深化学界对该理论的认识。

动物小说的翻译并非简单地还原语义,更重要的是文体风格的再现。本文以功能文体学为理据,认为动物小说的文体风格是在以一定叙述视角展现自然背景下的动物生存斗争和动物与人矛盾关系的过程中,由功能显耀的语言集中表达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特质的统一体。译者应以语言凸显功能,功能凝聚思想、情感和审美特质为出发点,具体语篇具体分析,切实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文体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