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比较中美两国海洋资源对海洋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利用中国11个沿海省份和美国30个沿海地区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并将海洋的资本、劳动力和科技投入作为影响海洋资源和经济增长的门槛变量建立门槛回归模型。研究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海洋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存在资本投入的门槛效应,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海洋经济呈现出正向发展的趋势;美国海洋资源对于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存在劳动力投入的门槛效应,而中国在不同的劳动力水平下,两者呈现出倒"U"型变化趋势;海洋资源对于中美两国经济增长均存在科技投入的门槛效应,两国变化趋势保持一致,随着科技投入的增加,海洋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呈现出先大后小的发展规律。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应增加海洋资本投入、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发展、重视海洋人才的培养、重视海洋科技的创新等来提高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从而促进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湖北各县方志等资料统计,湖北境内历史上有史可考的妈祖宫庙有31座。对妈祖宫庙的创建者、创建背景等的分析发现,位于东南沿海之滨的妈祖文化,随着福建商人和移民的足迹传入湖北,并以闽商会馆传播、移民迁移传播、官员主祭推动等多种途径在长江汉水间扩散辐射,具有一定的传播路线,并呈现出特有的传播特点。

近年来,美、日等国开始在我周边海域布放无人潜航器以实现军事目标。军用无人潜航器的法律地位、无人潜航器对国际法形成的挑战、武器型无人潜航器与国际人道法基本原则的适用等问题,尚属国际法学界有争议的新议题。技术发达国家业已形成将无人潜航器用于"水下战"的趋势,对海洋法、海商法和武装冲突法形成了多种挑战。我国应未雨绸缪,从法律层面就他国在我周边海域布控无人潜航器问题进行相应的研究,并做出应对之策。

粤琼航路是我国南海更路簿中所载自广东、海南出发往返于两地间及其周边海域航线的统称。在对现存"更路簿"中所载六份粤琼航路文本系统整理的基础上,从其文本特征入手,对形成与传录年代、立目特征、格式内容特点进行了梳理与研究,发现:1.现存文献中的粤琼航路形成年代介于清中后期至民国早期;2.篇名立目具有明显的外源性与内生性特征并可依此划为三类;3.条目格式与内容具有五大特点,与"更路簿"中的其他航路记录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更路簿体系产生、发展与完善过程的长期性与复杂性。随后,通过对97条粤琼航路更路条目的解析,还原了其东西、南北向两大航路,绘制了"南海更路簿粤琼航路图"。此外,还分别就李根深本《广洲更路》中的存在疑问、崖门至钦州航线的定位、相同航线中更路数差异展开了探讨。

建设海洋强国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内外形势,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强国历程,吸收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着眼未来世界发展趋势作出的战略抉择。海洋强国包含着海洋治理体系与海洋治理能力之间的双向互动。只有从经济维度、政治维度、文化维度和制度维度,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海洋治理体系的内部架构。推进海洋治理体系进一步转化为海洋治理效能,应从坚持党对海洋强国事业的领导、建设国民海洋文化、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展开。

既往海洋治理体系是资本逻辑推动的结果,对物质利益的疯狂攫取使资本驱动的海洋治理体系难以为继。习近平同志在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时,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一理念对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海洋安全稳定、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推进当代海洋治理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既有必要,又具备现实基础。公有制内蕴的公共性原则使海洋命运共同体成为可能,发展中国家的觉醒使海洋命运共同体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中国力量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有力保障。

在南海历史性权利之国际习惯法体系中,断续线体现了中国在线内历史性权利主张的具体内容,构成该国际习惯法内涵的一部分。断续线同时体现了中国历史性权利主张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统一性,并得到包括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默示同意,巩固了该国际习惯法的效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断续线限制他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从线外到线内扩张,保护线内既有权利不被侵害,如此造成该国际习惯法优先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断续线以内的适用。

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海权模式。第一种模式"世界性海洋霸权大国",典型国家是英国与美国。第二种模式"挑战世界海权的传统型海洋强国",典型国家是日本与俄罗斯。第三种模式"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典型国家是印度。第四种模式"发展中的海洋国家",典型国家是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上述四种海权模式对中国海权模式的建构带来了极大的参考意义。作为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中国海权模式具有稳步渐进、安全发展、开放包容、渐进发展等特征,努力实现作为地区海洋大国的"有限海权"目标,致力于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远大蓝图。

海洋面临的过度捕捞、陆源污染物排放、海洋倾废与溢油、海岸带生态系统破坏、气候变化等问题亟待解决。适应性管理是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适应性管理模式与传统管理模式在管理的范式、主体、体制、目标、手段、尺度、信息集成、筹资与工程建设、保障机制等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别。形成包容性的目标管理、突出利益相关者主体地位的适应性协同管理、优化以行政区为边界的内部运作环境、构建公众全面参与的适应性管理平台和锚定以陆海统筹为基础的可持续综合管理是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适应性管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各种激励和约束机制的作用、明确科学的投入和责任分担制度,以及有效落实多主体协同参与制度,是顺利实现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适应性管理的重要路径。

随着全球化深入,全球海洋环境问题频发,海洋环境治理成为世界各国海洋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以及海洋强国建设的深入,我国海洋环境治理虽取得了部分成效,但依然存在新的难题。新常态下,面对新型海洋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海洋环境治理存在结构性缺陷、海洋环境治理技术储备不足等难题,"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也为我国融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体系提出了要求。结合美国、日本等海洋大国的海洋环境治理经验,对我国海洋环境治理的立法体系、海洋环境治理的管理体系、海洋环境治理的协作机制,以及海洋环境治理的技术问题进行了思考。希望能够为新常态下,我国海洋环境治理面临的难题提供思路与参考。

随着海洋生态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渤海海洋生态安全问题引起了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和相关省市的高度重视。建设渤海海洋生态安全屏障的基本目标,在于有效解决我国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渤海海洋环境承载力的矛盾,实现海洋产业与海洋生态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渤海海洋生态安全屏障,急需突破以下几个问题:国内海洋环境治理理论体系的突破,国内海洋生态安全评估体系及评价的突破,构建新型海洋环境监测预警及决策机制的突破,完善海洋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机制的突破。主要政策措施包括:以建立"渤海海长制"为龙头,实现渤海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建设智慧渤海信息系统,实现渤海海洋生态安全信息共享;建立协调联动平台,完善环渤海地区的协商共治机制;发挥市场配置海洋资源主导作用,实现海洋资源配置运行机制创新;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动力,实现渤海海洋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政府间会议经过前三届会议的协商,形成了一份"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以下简称BBNJ)养护和可持续性利用协定的草案。在BBNJ协议的划区管理工具制度中,由于海洋生态连通性给国家管辖范围内外的海域带来双向生态学影响,导致沿海国在BBNJ划区管理工具制度中的权益问题成为一项争议焦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适当顾及"原则业已提供了一种平衡海洋利益的思路,以"适当顾及"沿海国权益的路径平衡沿海国权益和其他国家权益,有助于BBNJ划区管理工具制度实现海洋生态连通性,达成BBNJ协议的保护目标,但是该路径还遗留一些程序性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为了实现BBNJ划区管理工具制度中的海洋生态连通性,还需坚持生态系统方法,注重科学信息的收集和适用,并拓展更加有效的国际合作。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理基础是共同体原理。它不仅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两大原理(传统自由原理和主权原理)的补充,并已在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海底区域制度内得到固化和发展。和谐海洋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原则和精神,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倡导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愿景一致。因为它们不仅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且符合维系海洋秩序规则的本质和特征,所以,应完整地用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要实现这些价值和目标,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一样,需要分步骤、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才能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目标愿景,特别需要合理处理影响海洋命运共同体进程的重大问题,为此,既要遵守已经达成的共识和协议,并应创造条件为最终解决海洋权益争议做出努力,也要运用已有的多种平台和新设的平台,共同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和完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做出贡献。

海洋产业集聚是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发挥地区海洋产业集聚优势与政府行为有着密切关系。基于大国的经济分权特征,通过构建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对我国双重政府博弈下的区域海洋产业集聚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在经济利益与政治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博弈使得地区之间海洋产业集聚难以实现合意性,从而导致资源环境条件恶化,发展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尽管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可以通过加强宏观调控实现海洋产业集聚度最优,但需要满足完备的信息传递机制、长期充裕的财政投入等苛刻条件。因此,产业集聚视角下的我国区域海洋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转变激励机制,加强综合管理与调控,通过集聚实现区域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实现陆海统筹,以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国海洋经济研究的重大议题。首先基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其次运用2006-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沿海1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金融支持,以及对外开放对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促进作用,金融支持中风险投资对海洋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远高于信贷融资;政府的过度干预则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不利。

自1972年至2015年,联合国召开了五次里程碑式全球可持续发展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环境治理原则,指导了为数众多的海洋治理规范的形成。以该系列会议为代表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通过政治宣言、行动议程及落实机制,高度认可了海洋支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推动确立了一体化途径、生态系统途径、预防原则等一系列海洋治理原则,提出了涵盖传统和新兴问题的全球海洋治理目标体系,从认识上、理念上、工具上和治理目标上引导着海洋治理体系的动态发展。鉴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在当前国际环境博弈趋向复杂化和多元化的背景下,应该高度关注并谨慎分析其会议产出,结合我国利益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随着当前国家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设立海洋保护区数量的激增,沿海国的生态养护与非沿海国的航行活动必将因此发生更多矛盾。然而,海洋保护区与特别区域以及特别敏感海域不同,不仅至今概念尚不统一,而且在述及该区域的相关国际条约中亦严重缺乏具体配套制度。通过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然可以寻及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设立海洋保护区的权源,但同样无法获得管制他国航行活动的特殊权利,其中第211条规定中的"特定区域"虽然在功能上有助于促进海洋保护区目标的实现,但二者却并非同一制度。为此,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下明确"航行自由"的内涵,并将与航行间无直接关联的活动剖离其外,乃是破解当前现实困境的有效路径。对于单纯的航行活动,由于考虑中国海洋权益的长远发展,并不建议在该区域内推进管辖权的扩张,仅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有机运用相关规则,并合理把握限制的尺度即可。而针对其他活动,则必须将之明确归入"剩余权利"的范畴之内,并通过推动习惯国际法的发展而加以应对。

太平洋岛屿作为前日本委任统治地,之所以在二战后成为联合国战略防区托管地,主要是因为美国计划长期占有该地,用作军事基地的建造与使用。关于太平洋岛屿战后处置问题,美国为了满足亚太战略的需求,就内部两派势力的意见进行调和后,在托管统治方案中添加战略防区的概念设计,将该地作为特殊类型的托管领土,使其在托管后依然可以维持自身排他性统治。因此,所谓战略防区托管制度的落地,是美国为太平洋岛屿"量身定制"的一种产物。梳理美国在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有助于深化东亚战后秩序重建及其独特性课题的研究探讨,也有利于看清美国近年来试图将战略重心再次转向亚太的历史缘由。

海洋牧场是修复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有着明显的扩增碳汇能力,对缓解温室效应意义重大。开展海洋牧场蓝色碳汇补偿既是加快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也是调动生产经营者积极性的重要选项。然而,从海洋牧场推进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此领域补偿存在缺失。为此,从碳汇视角,运用成本收益法刻画补偿机理,提出以政府和市场为补偿主体的理论研究思路,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并考虑方案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具体设计了海洋牧场蓝色碳汇补偿方案,同时涉及资金来源、资金使用与效果考评等补偿措施与建议,以期为我国海洋牧场示范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洋资源得天独厚,但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过程中仍存在着生态环境破坏、渔业资源量增加不明显等弊端。因此,提升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质量对于发展海洋经济和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利用文献研究法和调研、访谈等形式初步获得影响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质量的十个影响因素,然后运用灰色DEMATEL(决策试行与评价实验室)方法对其中关键影响因素进行辨识。综合考虑中心度和原因度后辨识出提升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质量的四个关键因素:建设理念、管理水平、科研水平和技术支撑体系。因此,现代化海洋牧场在建设过程中应促进建设理念现代化、管理水平现代化,提升现代化海洋牧场的科研水平,并完善技术支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