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1.否定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关于阳明心学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定性,认为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物"有其本身的独特义域,与主观唯心主义实有本质不同;2.强调良知作为人的本原性实在,实际指向人的类本质共性,是必然具有"公共性"的;3.关于良知或心体本身的"无善无恶"问题,自"天泉证道"之后即争讼不已,作者基于儒学传统的"中道"之义,就"价值"与"存在"的二重维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之处理"无善无恶"与"至善"的内在关系。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求解这一问题,而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初,就已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定位于探索中国道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中国道路作了初步的哲学表达。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解答,是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近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继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马克思称辩证法为"我的方法"和"我的阐述方法",认为辩证法是主体实践活动的思想积淀。黑格尔作为辩证法的集大成者,把辩证法归结为三大规律和五大范畴。但是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被神秘化了,被认为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演化。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恢复了辩证法的合理形态,认为主体性、批判性、革命性是辩证法的本质。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深刻理解辩证法的科学本性,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大众化。

本文首先是对丁耘先生《生生与造作》一文的回应。尽管笔者非常认同丁耘对生生与造作的区分,但认为这种区分仍显不够。柏拉图的创造和亚里士多德的制造模式,是西方哲学理解存在之形成的基本模式,海德格尔对此也做过深刻反思,但并未脱离制造的模式。本文依据《周易》阐发中国哲学中的生生模式,以为生生是阴阳二原则相互作用而化生万物,这与西方取象于手工业制造的理解方式迥然有别。在中国思想中,阴阳交合而生万物既是宇宙论的基本理解,也是人伦秩序的开端,因而孝敬是被生者对其生命来源的反思性确认,是对生命尊严的庄严确认,所以是人性论的起始之处。

"达"是玄学的重要范畴,它用以表述理解能力、指向物我关系、描述内在形上空间的理想状态,而且隐含朝向未来的过程性。"达"的基本义是到达,引申为通达德义,再引申为达命。这一范畴的演进与经术"失本""丧真"有关。针对礼容教化,玄学家以"达"倡导德性自觉,以"独"自得,以"安同异"处人。嵇康阐发心的认识能力与选择能力,阮籍关注性之至淳。二者体道途径不同,但追求与道合一的方向相同。元康及东晋玄学虽在"任情极性"上继承阮籍,但物我二分而"傲达","达"之德性自觉的社会意义由此终结。

以历史为本的中国精神世界使精神从上天落实为大地上的问题,同时也使大地成为社会化的俗世而失去原本作为自然的超越性,因此需要在大地上重新定义一个超越之地以满足精神的超越维度,于是,在社会之外的山水就被识别为超越之地。但俗世的历史仍然是精神世界的主题,世外的渔樵借得山水的超越尺度而得以发现历史中的超越的历史性。

本文是对吴飞先生《论"生生"》一文的回应,吴文与笔者旧文交涉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生生"。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确定"生生"在《易传》中的含义,说明吴文所看重的"生生十六字"实则是对"损"卦的解释,而非如他所言是对"咸"卦的解释。不过吴飞先生与笔者最终的立意与趋向并无实质差别,吴飞先生之学重人伦,笔者进路则重道体。

在主体形而上学的强势支配下,目前学术界对"普世价值"的反思并不到位,看似水火不容的对立观点往往在思维方式上殊途同归。鉴此,深刻剖析普世价值问题必须追溯普遍主义价值观的大前提,扬弃"人是自足的世界创造者"的乌托邦神话,从主体的生存根源和现实需要出发,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元价值地位,探索既有普遍性又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建构途径。

舍勒把"阻力"视为"实在性",认为阻力是意志的体现,是比认知关系更根本的存在关系。海德格尔也从"实在性"问题域入手,批评"阻力思想"虽然突破了传统存在论的限度,但还没有真正思入本源性的"人与存在之关联"。舍勒在回应中批评海氏受限于一种"此在的唯我论",没有真正理解"阻力思想"的丰富可能性。这种争辩实质上是对"如何克服传统存在论"的争辩。但由于相互理解乃至自身理解的困难,这最终只是构成了一次"错位的交锋",对此间情形和缘由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加真切地观察海氏与舍勒的思想史位置,并由此更为深刻地理解思想对话的困难与出路。

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本体论"概念的误置屡见不鲜,因为源自古希腊哲学的"本体"和"存在",并不符合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本体"。澄清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要想准确而内在地理解中国哲学理论范式,就必须从心性论层面把握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本体"。同样地,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独具特色,迥异于古希腊哲学以来的metaphysics(形而上学)。以道家哲学为例,"道"不仅不出现于时空之中(无象、无形),亦不出现于语言之中(无名),具有明确的"非实体性",而古希腊以来的metaphysics则掺入了更多的物理学思考的特点。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形而上学体现为心性论、实践智慧与境界理论,而不是本体论、逻辑学和知识论。

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常常被认为必然会陷入唯我论,从而是一项失败的计划,其中的一个典型症候就是所谓的"躯体化疑难"。解决"躯体化疑难"的关键在于找到引发陌生经验的动机,在这一方向上的一项重要努力,是将胡塞尔仅限于触觉领域的"双重感觉"现象扩展至一切感知领域,然而,这一扩展的合法性建立在承认一个前主体的匿名维度的基础上,而这已经超出了现象学的领域。本文尝试对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第五沉思"做出一种新的解读,围绕"替代"概念,表明陌生经验的动机引发基础是完备的自然化的欲望。

笛卡尔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但自现象学创立,现象学家对笛卡尔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胡塞尔寻求现象学的笛卡尔血统,却又将后者的学说归结为"超越论实在论"加以拒斥;海德格尔批评笛卡尔未讨论我在的存在样式,却又在对存在论历史的拆解中依赖笛卡尔。为厘清笛卡尔与现象学的关系,我们必须从笛卡尔本身出发,追问现象学是否重拾了其思想环节。本文认为,笛卡尔与现象学具有亲缘性,这表现在:1.笛卡尔思想的出发点既非胡塞尔认为的怀疑,也非海德格尔认为的我在,而在于他已经实行了向现象性的还原;2.他已将思想本身理解为行为,开始了经由决定而思的哲学;3.思想的决定既决定怀疑,也决定接受真理的明见性。这已表明现象的自身显示,也需经由自我的意愿。

牟宗三从中西方哲学文化比较的视野,重新探究了孟、荀哲学思想,澄清和消除了宋明儒对于荀子的误解与毁谤,保留和汲取了其对孟子合理与有价值的论述,将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理想与孟、荀二子的时代精神相结合,深入孟子内在的文化生命与荀子纯智之心的特质及其具体表现,作了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综合研究,从大关节上把握和揭橥孟、荀哲学思想的根本精神,对于孟、荀之为孔子两翼的地位和重要性进行了厘清与定位,把对孟、荀哲学思想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也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和前瞻性的研究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