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僵局的现实状况，西方左翼的激进民主政治一派在同保守政治交锋的过程中提出了"去阶级化"的政治策略。但是，这一策略同时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严重解构，是对马克思阶级观点的严重挑战。如何回应"去阶级化"问题，成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难题。只有通过对《资本论》的无产阶级概念进行深入挖掘，既阐明资本对劳动统治的经济领域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核心场域，又强调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建构性范畴所固有的"理想性""中介性"和"总体性"的重要内涵；既反对激进民主的"政治本体论"，又反对其"经验实证论"，才有可能进一步逐一反驳"去阶级化"策略中的主要论点。同时，只有对西方激进民主重视具体历史状况、重视政治解放的建设性思路进行追问，才真正构成对"去阶级化"问题的反思。

自塔克-伍德命题提出之后，马克思是否具有正义理论成为了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通过研究发现，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历经了思辨哲学批判、转变时期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三个阶段，通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批判，马克思完成了对西方正义理论的扬弃，在批判中逐步构建了以唯物史观为视域、立足实践基础的正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作为构建中国公平正义社会的基本理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公平正义奠定制度保障；解放发展生产力，夯实实现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共产党人全方位多层次优化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进一步实现公平正义注入强大的动力源泉。

由于经济全球化带动文化全球化，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语言及其存在的环境受到了极大挑战。以界定语言生态环境相关概念为基底，探索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语言生态环境思想，对语言生态学研究有一定普遍意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摒弃异化语言和阶级性话语，强调语言的社会环境、语言的自然环境及语言的人文环境，呈现语言发展的动态性与生态性特征，彰显人们语言交往的和谐状态，使语言生态环境得到优化发展，表现了强烈的语言生态环境意识，极具开创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生态环境思想，对清理当代错误社会思潮的"语言陷阱"和形式主义语言，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语言生态环境，拓展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视野有重要启示和价值。

中国土地管理以用途管制为手段，"管制与规划"构成了土地治理的双轨模式。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核心构建土地规划权体系，需要从不同角度梳理规划权的内容，以分级分类的方式对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进行合理规划，将"校正型、融合型、消极型"规划权与用途管制相接轨，搭建规划权体系的三层架构。土地规划权概念应作扩张性解释，除宏观层面的土地利用总体设计之外，还应包括微观层面的具体行政行为。在重视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的趋势下，不宜孤立地践行规划权的行政强制性，而是应当通过事先与事后相结合的规划模式与私权形成互动，从而协调规划权权力束与土地财产性权利束之间的关系，实现土地规划权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的统一。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入法应当以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等公法规范为基础。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政府管理农村宅基地时应当以助力宜居乡村建设、确保土地合理利用和营造地权实现环境为追求目标，这些目标也构成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之法律表达的公法限制。以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应然目标检视新《土地管理法》可以发现，该法所涉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在具体内容方面存在政府权力运行越位、政府管理职责弱化和政府行为边界模糊的缺陷。以乡村振兴为目标，明晰政府权力与宅基地权利之间的界限，细化政府管理农村宅基地权力清单，从不同规范层次对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予以体系化建构，必将为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入法提供一个科学合理的公法基础。

行为经济学中"心理账户"理论表明，顾客在购买产品时存在"预售偏好"，并且由于支付和消费之间存在时间的延迟使得顾客会遗忘历史支付的痛苦。产品网络外部性和支付痛苦钝化对顾客策略行为与企业预售策略的影响为:有网络外部性下的产品两阶段定价始终比基准定价高，因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到他人购买决策的影响，产品在此作用下得到增值；顾客的痛苦钝化心理使得企业更愿意采用"溢价预售"策略，而产品网络外部性促使企业倾向于采用"折价预售"策略。

产业级资本流通和金融性流通逐渐改变了现代经济中货币与资本的流通格局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结构，使得金融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融资方式正在逐渐从短期融资向长期融资转变，但他并没有论及这种转变将会如何影响资本主义体系运作的基本规律。Hilferding、Veblen、Kalecki、Steindl等人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摒弃了传统资本主义模式对理论研究的限制，不再将融资视为企业动用资本家储蓄或私营借贷者资本的过程，而是把融资看成是金融资本的流动；不再把银行的资本储备视为信贷周期的决定性因素，而是把储备头寸和企业的信贷政策看成是影响商业周期的关键，这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当今金融化时代较为合理的应用。

一般来说，城市化是发展经济的重要路径，但当城市的发展过快超过了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时，将出现"过度城市化"现象，与之相伴的是"过度城市化"困境。世界上多数国家陷入了这一困境，而中国成功避免了这一困境，现有文献从多个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的原因，但有待拓展。中国得以成功避免"过度城市化"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走的是一条适应于自身国情特殊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道路。其机制在于，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解决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系列问题。

中国为了实现国内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增长，自2010年开始在中西部省区设立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示范区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相较于西部示范区，中部示范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抑制作用更大，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作用更小；相较于无禀赋优势示范区，有禀赋优势示范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抑制作用更小，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更大。为了更好地发挥示范区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带动作用，当地政府应加大力度培育示范区创新能力，大力发挥人力资源的关键作用，通过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给予更多的资源和禀赋支持，带动示范区产业结构更加良性发展。

就个人用工责任制度，将总则编与各分编合稿审议的《民法典草案》第1192条对接受劳务一方所承担的替代责任、对内保护责任进行了规定，综合了《侵权责任法》第35条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第11条的相关立场。较现行制度而言，《民法典草案》这一条文最大的进步之处，在于明确接受劳务一方对外承担替代责任后享有的内部追偿权，有望消除理论界与实务界就该问题所产生的分歧。同时，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导致自己权益受损时，接受劳务一方所需承担的对内保护责任在性质上并不属于侵权责任，但是基于权益保护、法律适用等方面的考量，未来民法典确宜在侵权责任编中保留该规则，但在立法术语上应将"侵权责任"修改为"补偿损失"。此外，《民法典草案》就接受劳务一方所承担的对内保护责任采纳过错责任立场颇值商榷，宜将其界定为无过错责任，并根据提供劳务一方的过错予以责任的减免。

随着21世纪智库文化的全球传播，巴基斯坦各阶级对智库的认识不断深化，据此各种公私力量建立了多家外交新智库。这些新智库勇于创新，积极塑造外交新议题，辩论政府政策，发挥"二轨外交"功能，搭建与外界交流合作的平台。巴基斯坦外交新智库的大量产生及其活动，改变了此前官方智库独大的局面，也为巴方外交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机遇。智库文化在巴基斯坦的传播与实践，展示了南亚国家智库成长的丰富图景。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东西方政治经济权力格局变化的力度也在持续加深，霸权竞争型主导性与和合竞争型主导性成为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方向，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中国为代表。中国目前处于崛起的初期，一方面提出了符合国际秩序建构与发展的先进理念，另一方面在支撑中国崛起的制度建设方面也开始起步，在一定程度上找回了和合型主导性，这是中国强起来的重要标志之一。中美之争实质上是霸权型主导性与和合型主导性之争，但竞争仍然处于非对称状态，中国仍然是较弱势一方。作为应对，确立中国在东亚及周边的和合竞争型主导性地位应当成为战略追求，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应当是"积极主导、适度而为"，这是由中国崛起的阶段性决定的。

修正后的《土地管理法》增加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目的就在于实现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权"，但如果依据物权法的逻辑，"同权"的目标应该是民法典物权编统一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不应该还是《土地管理法》单独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应该与国有土地设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客体、设定权利的主体、设定方式等方面遵循相同的物权逻辑。因为行政管制的不同，集体建设用地在权能限制和收益分配等方面均表现出特殊性，既涉及私权指向的私益，也涉及公权力指向的公益。

遗产的过程路径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成为遗产"的过程，二是"成为遗产之后"的过程，两者共同构成了循环而完整的遗产过程路径。"成为遗产"意味着遗产与当地社会的脱嵌与分离，多体现为可见的资源迁徙与入藏，有时候体现为不可见的资源解读与阐释。在成为遗产之后，原本拥有遗产的当地社会根据自身的诸多诉求将遗产重新整合到自己熟悉的文化体系中，完成文化的更新。为此，遗产研究不仅应关注遗产的生成过程，而且还应该关注"成为遗产之后"所发生的社会事实。在过程路径下，与遗产相关的动员与介入、调查与记录、研究与挑选、沟通与阐释等诸多要素，以及相关遗产议题也浮出水面，获得了被重新认识与思考的契机。

就目前而言，关于当代宗族复兴的研究，不少学者已经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颇有解释力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分为两派:一派将其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理念"，比如钱杭的"本体性需求论"；另一派则归因于满足现实层面的"功能需求"，比如王铭铭提出的"功能需求论"等。但是这两派学者的观点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他们对宗族的理解仍然延续着弗里德曼自下而上的部分视角，将宗族视为一种单一的地域化组织。海南张氏宗族发展过程的研究表明，应该采用一种整体视角来看待宗族，将宗族视为一种带有层级性与中心性的结构体系。当代宗族的复兴实质上是一种结构体系的复兴，即明清时期形成的宗族结构体系在当代社会的复兴。换言之，明清时期形成的宗族结构体系可被视为当下宗族复兴的"结构遗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成立了很多商会，成为调节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力量。然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大量商会却因治理不善而陷入困境，究其原因包括:商会内部权力失衡，少数人控制商会决策、审查和监督等关键环节，给商会精英以谋取私利的空间，从而导致商会瘫痪。要从加强政府的监督与引导、加强内部竞争与信息公开等方面，打破少数人控制，构建制度化的内部管理机制，才能实现商会的有效治理。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理念强调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是对"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人民主体观的再诠释和新发展，是对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深层追问和现实观照，是对可持续发展的主动谋划。而与此相比，消费主义弃置以人为本，背离公平正义，阻滞可持续发展，二者明显存在抵牾。为了消除消费主义的负面影响，就应遵照共享理念，使消费者回归消费主体性；坚持共享原则，以推进消费正义；拓展共享思维，以增强消费协作性；用共享理念为人们的消费提供理性引导，使人们摆脱消费主义的影响。

产业集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之所以发生既有市场机制的原因，也受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对于产业集聚有很强的相关性，它既能成为撬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杠杆，也能成为产业分散的重要推手。近年来，不同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为吸引更多制造业项目而展开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降低产业集聚度的作用。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注意导向性，减少行政直接干预，让市场调节机制更多地发挥作用。

作为近年肇始于青年人群的话语谱系，孤独经济的来临催生出一种与之匹配的新型"自悦"消费模式。其在时间碎片化与空间孤岛化演变、受众主体与关联产业扩展、个体被动污名到自主脱嵌态度切换等维度特征的影响下，加剧"一人"气息弥散。"自悦式消费"的产生是多元因素介入的结果: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分工细化重新书写人际"团结"纽带、货币"魅力"诱引生活世界殖民化、网络媒介辅助传递经验解绑"身心"互动限制等外部机理；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消费者幕后行动追求"本我"释放、文化认同"麦当劳化"升温和自我休闲额度灵活适配等内部作用。而对"自悦性"的结构化诊断能够有效把握新时代中国消费转型升级的动态方向。

青年话语生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指青年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明确自身话语身份、掌握话语权力和规范话语行为的话语生产和传播过程。基于新时代青年话语生产的空间维度，青年话语身份决定了青年话语生产的定位空间，青年话语权力阐释了青年话语生产的发展空间，话语伦理规范了青年话语生产的价值空间。青年话语生产的本质要求和价值旨归是"青年掌握话语"，青年利用自身话语权力表达主体意志和利益诉求，从而更好地参与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